孤影夕阳下 长忆在梦中——怀念我的恩师明真上人

　　孤影夕阳下 长忆在梦中——怀念我的恩师明真上人

　　释 大岳法师

　　编者按：明真上人是近现代佛教史上的佛学家、佛学教育家，南岳衡山一代高僧。从1923年起，他在南岳学佛、修行、教学、写作达三十年，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因多用笔名而很难收集），培养了大批学生。五十年代中期，他去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工作，直到圆寂。生前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八十年代中期，他回湘主持成立了湖南省佛教协会，任第一任会长，同时兼任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他一生笔耕不缀，潜心研究唯识，参究禅宗，特别是善于将佛法融于生活，启发学人。他一直把南岳当作第二故乡，三十余年联系密切。今年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70周年，也是明真上人圆寂20周年，为缅怀他的卓越贡献和无上功德，本刊特刊发明真上人的弟子与学生大岳法师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今年是我的恩师明真上人圆寂20周年。三月，春寒料峭时节，怀着春树暮云之思，我又一次来到了北京，踏进了我整整生活了六年的法源寺，看看师父住过的狭小的房子，看望侍奉过师父的师兄，特别是那棵苍老的银杏树……20年，弹指一挥间。文物部门的员工又在维修法源寺的老屋，脚下的青砖磨出更深的履痕，然而师父的身影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那些难忘的岁月，就如同发生在昨天。

　　（一）师父是什么样子

　　1982年正月，经过层层的证明与一波三折的审查，我终于来到南岳衡山祝圣寺出家，开始了人生的新生活。这座中国的名山，我对它已经不陌生。早在1979年，我就走进这座大山，走进深山里的古老寺院，触摸它悠久而丰厚的历史。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直到1982年，我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走进了佛门。

　　刚刚从“十年恶梦”中“醒过来”的南岳，落实宗教政策还刚刚起步。于是，老和尚和老道长们住在一个庙里，佛道共居，各念各的经，各拜各的祖，和谐相处。老一辈人都是从那场浩劫中艰难地走过来的，都十分珍惜这种时光。那时，年轻的僧人很少。我与南岳有名的道长龙教镇住在一起。龙道长每天要练功，清早就挥舞拳脚，真象从小听说过的神仙那样。他还练气功，有时在房间，有时在祝圣寺后的密林中，十分有趣，有一种神秘的氛围吸引着我。于是，我就跟着老道长学气功，学武术，每天，除了念佛经，还读道经。南岳宗教的历史近一千余八百多年，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佛道共存一山，共住一庙，共坐一殿，共奉一神（南岳圣帝）。佛道两家，曾经并肩战斗，抗日救国；风雨同舟，开过茶园。两教友谊，千年延续。

　　这时几位老前辈曼慈法师、宝昙法师、慈茕法师拿不少经书给我看，教我佛理。惟正法师对我说：“我向你介绍一个好师父。他解放前就是我们南岳著名的法师了，你做他的徒弟，跟他学佛吧。”

　　“他是谁呢？”

　　“明真法师。”

　　明真法师？“他在哪儿？”

　　“他在北京。”

　　北京？北京，在当时，那是多么神圣、多么崇高的字眼。北京的法师，他会收我吗？

　　惟正法师拿着信，告诉我：“我已经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同意了。他原本是一直坚持不带徒弟的。”

　　消息传开，有人很羡慕我，说我拜了全国著名的法师为师父，有福气。说我的师父曾经被南岳特别区人民政府聘请当过文物图书管理员，是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说我的师父解放前，在佛学讲习所当过老师，会写文章，海外还有不少学生呢。抗日战争时，他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当文书股长，拟写的标语，传诵一时，如“当汉奸者，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他走上前线，进行抗日宣传。他还见过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呢。一时，师父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那样高大，就像庙里威严的菩萨。

　　那我的师父是什么样子呢？我问大家。

　　“你师父啊，他是铁拐李，一个大仙。”

　　（二）师父那儿有粮吃

　　1984年，我考上了中国佛学院。这还得感谢曼慈、惟正、宝昙几位老前辈的鼓励与关怀。那时，他们拟考题给我做，而且对我说：“南岳的考不上，还有哪里的考得上？”那种自信，那种底气，叫我终生难忘。

　　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佛学院的那棵银杏树下。我报好到，办完手续，就急急地赶去见师父。在那棵苍老的银杏树下，一个老人，一个长者，坐在藤椅上，穿着灰布长衫，没戴珠子，戴一副眼镜，捧着一本书，这就是我已拜了一年，梦中都想见的师父。

　　见了师父，我连忙顶礼。师父见了我，十分平静地说：“来了？好，好好读书。要遵守校规，并且询问南岳的法师还好吗？”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当时感到是那样平淡。后来我想，这恰是那种相知多年，经常见面，十分谂熟的人见面。也许，这就是一种缘。

　　那时，我们学生每月只有28斤粮票，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是我，曾经在工厂干过三年体力活的，哪够啊！而师父每月三十多斤。于是，星期日我常到他那儿吃小灶。我把师父剩的粮票全吃了。在心中，我常想：我的师父那儿有粮吃。

　　有一个星期天，吃了饭后，我陪师父坐在银杏树下，师父指着银杏树说：“大岳，树与你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有区别。我是我，树是树。”师父像没听见似的，对我说：“同体大悲。”“介子纳须弥，怎么解释？”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

　　过了不久，又是一个星期天，吃过饭后，我陪师父又坐到银杏树下，师父指着银杏树，不经意地说：“树与你有区别没有？”我马上说：“没区别”。“没区别？你是树？树要吃饭么？”

　　在师父那里吃饭时，陪他散步时，在树下小憩，在打坐后，师父经常提问，往往与生活融为一体，几年时间，受益匪浅。

　　（三）你才是我的徒弟

　　在学校读书期间，我喜欢搞运动，打乒乓球是高手，还喜欢骑单车出去看风景。有一次不小心把脚摔成骨折，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耽误功课，我便提前回校。一跛一跛地走路，我先去看师父。路上，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他批评我不注意安全，影响学习。谁知，他见了我，笑着说：“大岳啊，我虽然徒弟有几个，但你才是我真真的徒弟哦。我那副老拐杖就送给你了”。

　　我也笑了。

　　师父年轻时因疾病落下脚残，走路有点跛，故在南岳时，有时就戏叫他“铁拐李”、“大仙”。他也时常以此幽默自己。在北京，病魔仍然折磨着他。他膝盖患骨髓炎，甚至烂得流脓，但他总是说：“治与不治，都无所谓了，念念佛吧。”

　　那时读书，竞争很激烈。而我的师父又是学院的副院长兼教务长，我则更要认真读、勤奋读，为自己，更要为师父争口气。师父爱读书，经常写文章。师父的书真多。我便学着他，买了不少，如饥似渴地读。我连续三个寒暑假没有离开学校，跟着师父打坐、写文章，此外就是读书。师父见了自然很高兴。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还有一本关键的书没读哦。”“哪一本？”“心这本书没有读。”“一切法乃心法。欲穷诸法之源，必须观其自心。读好心这本书，一切法皆通也。”

　　师父这么一说，我的心豁然开阔。

　　（四）琉璃厂的烤红薯，真香

　　师父爱买书，我也爱买。在北京，我就爱逛琉璃厂，那儿的佛教方面的书特别多。有个星期天，我逛琉璃厂，翻了一上午书，直至中午，已经很饿了。到哪儿去找素斋呢？一股香味飘来，在街旁有卖烤红薯的。于是，买了几个烤红薯，回到师父那儿，津津有味吃起来。

　　在隔壁师父说话了：“大岳，你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啊？”，我茫然，忙说“没吃什么好东西。”“我闻到香味了。”“哦，原来是指烤红薯啊。看，还有呢。”

　　只见师父吃得很专注，吃得那样香。我这才知道，师父原来也很爱吃烤红薯的。

　　自那以后，从琉璃厂回来，我都要带两个烤红薯给师父。

　　（五）南岳的客，故乡的人

　　师父的俗家是湖北荆门。他1922年出家，1923年礼南岳福严寺圆安上人为师。第二年，在南岳南台寺受具足戒。同年，入金鸡林南岳僧侣学校读书。后来在南岳佛学讲习所任课。他在南岳生活近三十余年，视南岳为第二故乡。衡山人民也把他当作自己土地上的一位学者，一位良师。1954年，他当选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即是以南岳代表的身份。1985年，湖南省佛教协会成立，他任第一任会长。成立大会即在南岳祝圣寺举行的。那次，他走在南岳古镇那条光溜溜的石板路上，对随行的省、市、区领导说：“我就是南岳人。很多老人，我还认得。你们不要把我当外地人哪。”

　　1988年，南岳区地方志办和文物部门的几位老同志去北京看望他。他十分高兴，与大家兴致勃勃谈起在南岳的那段峥嵘岁月，如奔腾的湘江，滔滔不绝。大家见他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不想久坐。但他坚持把事谈完，把能回忆的事尽量说出来。《湖南省志·宗教志》第一稿，就是他于28年前写的。他就是湖南佛教的一部活词典。谈话间，他还坚决要留大家吃饭。他对侍者说：“南岳的客，就是我故乡的人。”

　　南岳的同志，面对着日渐苍老的老法师，饱含深情地说：“老法师，明年，我们来接你回南岳，到山上去住住。福严寺、南台寺已落实宗教政策了。金鸡林也准备修复。”

　　师父久久没有说话，他提起笔，颤抖地写下一首短诗，送给南岳的客人：“万岭奔骏马，千里跃苍龙，孤影夕阳下，长忆在梦中”。

　　这是恩师留给他的第二故乡最后的作品。

　　南岳的同志把他的这首诗收入了建国后出版后的第一部《湖南省志·南岳志》中，作为压卷之作。

　　第二年，恩师就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

　　（六）治病，为了海峡那边佛弟子

　　师父的病越来越重。赵朴老几次专程来看他，指示要认真治疗。学院决定送他到广安门中医院治疗。

　　但是师父一直不肯去。

　　1989年元月10日下午3时许，师父突然得重感冒，体温39.3度，身体发冷，中佛协办公室得知消息，马上联系住院。但师父又不肯去。而且叫我拿来纸笔，写上他的话：“我今年已八十七岁了，应当该死了，不死而多余的时间是得以有念佛的时间，我希望大家清净、清净，不要提议吃这样的药，吃那样的药，我相信‘阿弥陀佛’四个字便是我的药。大家为我念佛，我万分感激，切莫要举荐我吃药了。此据。南岳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亲笔落款“明真”二字。落下日期：一九八九年元月十日下午三时十分。

　　台湾的灵根法师是解放前南岳佛学讲习所的学生，对师父十分敬重。他们师生感情很深，五六十年代还有书信往来。得知师父已患重病，他早于1988年11月15日，请香港的宣扬法师转信给师父，要专程来北京看望师父。

　　我见此机会，便对师父说：“师父，灵根法师是你最喜欢的学生，他万里迢迢，飞渡海峡，转道香港来看你，本来你们师生俩该多高兴啊。但是见到你这个样子，他心里是怎么样呢？他一定很难过。他来一次多不容易啊！你还是去医院吧。”

　　师父终于同意住院。

　　4月18日，上午我打电话给中佛协办公室，告诉师父同意住院了。19日上午师父住进了广安门医院。

　　4月26日，在广安门医院，两位阔别整整四十年的师生紧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师父泪流满面，灵根激动不已。我为他们拍下了最后的合影。

　　4月27日下午，灵根法师又来到医院看望师父，专程送给师父一台电动车。

　　（七）深切的关怀

　　朴老是新中国佛教界的一面旗帜，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与师父相识、相交三十多年，是老同事、老朋友。每年春节，朴老都要来法源寺看师父，给他拜年。师父的病，朴老关心入微。1988年8月下旬，师父为不影响工作，特向赵朴初会长提交辞呈，要辞去法源寺方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要求回湖南，回南岳。为此，赵朴老特委托周绍良副会长前来看望师父。8月27日，周绍良副会长在看师父时，特出示朴老的信，信上写道：

　　绍良居士：明老乃今日难得之僧宝，驻锡法源，于我会、我院大有利益。高年示疾，不言而教。鄙意请仁者前往谒视，代会、院恳请留住。如生活上有不方便之处，请了解后改正。弟近日内外事务较忙，改日亦当往谒。请先代达鄙忱，为荷。朴初。八、二十四。

　　1989年4月19日，师父终于住进了广安门中医院。朴老随即赶赴医院看望师父。朴老还专门去找医院的院长，跟院长打招呼，请他们精心治疗。为此，院长亲自为师父看病，并经常前来了解病情，直至师父圆寂。

　　（八）最后的遗作，回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师父是南岳近代佛教界少有的才子。他不但写佛教论文，而且还写散文、小说、诗歌，发表在《人海灯》、《正信》、《海潮音》、《狮子吼》等刊物上，用岂予、望云、其庸、常新、二厂、真慈、其芥、微茫等笔名。1988年佛学院毕业，我安排在他身边做秘书，经常代他回信。但不少文章，仍是他口述，我代笔。我便问师父，你写过哪些文章？用过哪些笔名？他说：“记这些干什么？当和尚不要执著这些名了。算了，我也不记得了。50年代，有人收集了我的文章，编成了册子，交给我看，我把它烧了。”

　　1989年3月，湖南省政府宗教事务局局长李本精专门去法源寺看望重病的明真上人，恰值“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前夕，局领导请师父写篇回忆文章。当时，我们见他病很重，恐怕很难完成此项任务，劝他休息好。哪知，师父却打起精神，十分认真地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多次对着记录稿，反复修改。他说：“值此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五十周年纪念之际，追思既往，以期激奋来者，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从自身做起，把南岳的佛教事业办好，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争作贡献。”他特意指示，这段话要加到文章的最后。

　　这篇回忆文章，成为师父最后的遗作。

　　（九）床头，那永远的铃声

　　到1989年，师父近乎瘫痪。我则搬到他那拥挤的小屋，挨着他的床，搭一张窄窄的铺，日夜陪护师父。师父挪动身子都十分艰难了。我为他端药、喂饭、洗脸、擦身、端屎接尿，24小时不离开他。那时，我学会了推拿按摩，学会全身穴位，学会针灸，初通中医观气。那时晚上，我一睡去，就很难醒过来。而师父睡得很少，常常在夜里，就是半躺着，数着念珠。有好几次，他不忍叫我，或者是可能叫我也没醒，就自己吃力地、慢慢地挪动身子，去端水喝，差点要跌下床去。我听到响声，醒来一见，大吃一惊。我几乎是责怪地为什么不叫我，或为什么不硬把我叫醒。那时，师父似乎虚弱得大声叫我的力气也没有了。

　　于是，我到外边买来一个小铜铃，放在师父的枕边，告诉他，如果要叫我，就摇那个小铃子，就像上小学时老师是摇铃上课一样。他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从此，没有铃声，我就安心地睡去。夜深人静的时候，铃声成为师父的召唤。

　　1989年5月17日12时36分，师父在广安门医院安详示寂。5月26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等领导参加。

　　5月30日师父的追悼法会在法源寺举行。而我却大病一场，昏迷不醒，住进了医院，没能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的追悼法会。

　　我从八宝山捧回师父的骨灰盒时，并没有感觉，似乎是赶回佛学院去见师父。但是，当我推开师父那住了数年的小屋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顿然空了，那种凉飕飕的空荡，瞬间袭向全身。师父走了，师父走了。师父怎么就走了呢？昨天还是那一样睿智而慈祥的师父，今天，就成了手上的骨灰盒。一股悲凉与痛苦象海潮般涌来。平时，师父住在这间窄窄的小屋，也很少说话，但我并不感到安静与冷清，心里很塌实。今天，这间屋子，一件东西不少，但我突然觉得，这间屋子，那样安静、那样冷清，空荡荡的，总觉得缺少什么。我伫立很久，扫视这间熟悉的房子，床头，那个小小的铜铃，静静地坐在那儿。

　　很长一段时间，我路过那间小房子，不敢接近，怕惊动那儿的宁静，怕一推开门，发现师父已没有在那儿了，怕脑海里再听不到那深夜的铃声。

　　（十）魂归南岳

　　1989年6月4日，我捧着师父的骨灰盒，回到了他出家生活了几十年的南岳衡山。一年后，师父的墓塔，在祝圣寺后的树林中落成。祝圣寺是南岳最大的佛教的丛林，净土宗的祖庭之一，南岳佛教协会所在地。1985年，师父最后一次回南岳，就是在这里办起了南岳佛学讲习所，成为解放后湖南省第一所佛教人才培养基地。墓塔建成，赵朴老特写了对联，刻在墓石上：“弘教弘禅，高标一塔尊南岳；爱民爱国，丹心万古护中华。”

　　20年过去了，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师父，特别是在银杏树下看书的那形象反复出现，永远定格在内心深处。回南岳不久，我被安排到师父曾生活过的福严寺任住持。寺院周围，群山环绕，如同奔腾的骏马，跃动的苍龙。我常常想，师父那首最后的诗，不正是我对他思念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