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萨满教与佛教的交融复合

　　试论萨满教与佛教的交融复合

　　作者:色音

　　萨满巫俗与佛教习俗的交融复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萨满巫俗为主的复合，另一种是萨满巫俗退居次要地位的复合。

　　以达斡尔族萨满巫俗为例，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达斡尔族传统的萨满巫俗中渗透了不少喇嘛教的因素。以前祭天祭火等都是由雅德根（即萨满）来主持，到了后来有时也请喇嘛念经和祭火神。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人把所供的喇嘛教的神称为“沙热·巴尔肯”（黄教的神），把萨满教的神称为“哈热·巴尔肯”（黑教的神）。异文化，特别是邻近的民族文化对达斡尔族的传统信仰也有深刻的影响，一部分达斡尔族人家也供奉关帝（关羽）。关帝庙内的关帝画像中体现着它的复合特征，画像两侧有龙王，也有娘娘神等各种民间神位。此外，瑷珲达斡尔族有一则传说：早先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蒙古人相邻而居，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亲如兄弟。后来分开了，离别时恋恋不舍，互相交换了巴尔肯（即神偶）作为纪念。鄂伦春人送给达斡尔人的是“麻罗巴尔肯”，蒙古人送给达斡尔人的是“诺·巴尔肯”，达斡尔人也把自己的巴尔肯送给了鄂伦春人和蒙古人。这个传说某种程度上较真实地反映了异文化之间的影响。达斡尔族萨满所信奉的吉雅其·巴尔肯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萨满所共有的神灵。另外，祭敖包的习俗也是达斡尔族和蒙古族萨满巫俗所共有的。山神白那查的信仰在北方民族萨满教中也很普遍。除了异民族间的萨满巫俗互相渗透之外，不同宗教形态间的复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的调查，除夕之夜10点左右，呼伦贝尔南屯的达斡尔族人都分别到各自氏族的莫昆雅德根家里聚会，举行过年的节日活动。在他所调查的一户雅德根的家里举行过年活动时，西屋西炕的一角设神坛，神坛上摆满了雅德根的祖先神像，同时还并列摆放着喇嘛教的佛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达斡尔的萨满巫俗中已经摄取了一定的喇嘛教因素。据他了解，这不仅是南屯的四个萨满所共有的特征，而且布特哈地方的萨满也有这一特征。南屯萨满所用的法具中有借于巴尔虎蒙古的铜面，也有借于喇嘛的“锵”（即锣）。[1]

　　满族的萨满教受到汉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走上了交融复合的历程。据有人调查，岫岩的满族曹氏族中有一个传说：族中有一波依太太一天坐在炕上，突然耳朵上三副钱子哗哗作响，波依太太心里一动：不好了，三儿子在战场上“折了”。不久果然飞马来报，三儿子战死。后来波依太太坐化而死，鼻涕自流出，家人为她打了坐棺。波依太太是对女萨满的又一称呼，“三副钱子哗哗作响”，显然是钱子显灵，坐化则是佛教习俗。[2]这个故事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萨满教与佛教的交融复合。

　　明初统治者鉴于前代崇奉藏传佛教的弊端，转使汉地传统佛教各派得以恢复发展。这样一来，喇嘛教在内地失去了昔日的荣光，而那些国师、佛子在内地的佛教活动，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们被挤出内地，继辽之后，又一次来到关外传教。他们这一举动，不仅适应了崛起中的女真人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且也完成了东北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互相融合的过程。

　　蒙古族萨满教也不例外地走上了复合化的归宿。西藏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蒙古萨满教分成两个派系。一是黑派，固守萨满教的传统。一是白派，为了保持存续，迎合喇嘛教徒的心理改变一些传统的萨满巫俗，跟喇嘛教的习俗复合，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萨满派系。黑萨满和白萨满的祈祷词有明显的差异。白萨满的祈祷词中诵唱道 ：

　　点燃阿日希参丹香啊，向十方的佛祖请求。

　　跪举芳香四溢的香啊，向万能的佛祖祈求。

　　喇嘛佛呀！疾病缠身的人求得您的护佑。

　　再添一柱参丹香啊，诚心诚意地祈求。

　　在“赛音少布”佛前，跪拜的是您虔诚的信徒。

　　喇嘛佛呀！请您解除病人的痛苦。

　　掌管北方的神佛呀，请您降下恩泽，

　　献上满把的香烛，跪拜的是您虔诚的信徒。

　　喇嘛佛呀！请您来消除人间的灾祸。

　　高高在上的“伊根·腾格里”呀，请您降下福泽。

　　献上满把的香烛，请您保佑炕上的病妇。

　　喇嘛佛呀！请您来清除作祟的恶魔。

　　这是白萨满行巫时的祈祷词。

　　黑萨满敬天不敬佛，行巫时点燃香烛，在盅子里盛满白酒 ，来到屋外，用中指蘸酒弹向四周，然后进屋，面向门的方向，敲起神鼓，开始祈祷。祈祷词曰：

　　咿波嗨，咿波嗨，点燃了圣洁的香烛，咿波嗨，咿波嗨，向玉皇大帝跪拜。

　　咿波嗨，咿波嗨，黑萨满弟子向着门的方向，咿波嗨，请您给我们消灾。

　　向佛或各天祈祷之后，开始祭翁衮，祭词曰：

　　嗨该哟，嗨该哟，摆上供桌和板凳，供上了青铜的翁衮，

　　点上了珠兰和檀香，供上了勇猛的翁衮，

　　居中的都贵哈喇，善战的莫日根哈喇，

　　居后的阿嘎西泰哈喇，请你们降临吧，为我们解除灾难和病痛。[3]

　　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过程中由于遭到萨满教的顽强抵抗，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从喇嘛教中也分化出萨满教与喇嘛教交融复合的混合型教派。如“古日塔木喇嘛”是兼备喇嘛和萨满功能的萨满化喇嘛。这种喇嘛如萨满一样能够进入神灵附体状态。《绥远宗教调查记》[4]中写道：

　　至于乡村的喇嘛教，可从陶赖图之脑包（即敖包——引者）窥其一斑。阴历五月二十五日 ，即阳历七月十三日 ，是蒙古人的圣会，是日男男女女数百人，俱自远处骑马来，聚集于该脑包的附近。有喇嘛在包内诵经，诵经之后举行赛马礼。赛马员每人骑马围脑包绕行数次，然后出去到二十里外的地方，再骑着马回来，回来时仍环绕脑包数次，其最先到者得马一匹，或其他奖品。

　　其后又行跳神礼，此礼节最能表现出蒙古人的宗教性来。在举行此礼节时，有一位喇嘛装作跳神官，身衣道袍，头顶法盔。神官念念有词，如跳神的状态。他忽而起，忽而坐，忽而转动，忽而吼叫。神官手持长枪宝剑，有时向脑包掷枪，有时掷剑，多次射中，很显手上的功夫。不晓得脑包所代表的是神是鬼，若是鬼自然可说，若是神如此掷射，不是得罪神明么？不过蒙人想脑包内有神 ，是毫无疑问的。神官动作一次，便掷些糜米，饮些谷酒，末了喝的醺醺大醉，满口胡言乱语，于是众人以为是神附在他身上了。到这时有许多蒙古男女到他面前敬拜，他便向他们呢喃发言，好似有什么训诲；又将糜米撒在他们头上。正在谈话之间，神官时常起来，执剑追人，追上便用剑打。初看起来似乎很有趣味，然而醉后打人，终有几分危险。看神官的那种情形，起初或许装腔作势，后来确是失了知觉，不知道他自己的动作是什么意义，且不论神官的心性是怎样，敬拜的蒙古人，确是诚心诚意，以为神真是附在他身上。这是他们的宗教，是他们的信仰。

　　跳“赉青”也是一种喇嘛教和萨满教交融复合的宗教民俗。据1941年出版的《蒙古新地理》一书记载：“病家请巫者一人，左手持鼓，右手以鞭击之，身乱动，口鸣鸣，于院中循圆路疾驰，使人追随其后，迄病人疲倒于地，巫者止步，莞尔笑曰：‘鬼已无力，脱离人身也。’是谓之跳赉青。”

　　英国学者卡罗琳•汗弗莱（Caroline Humphrey）在《关于北亚萨满教的几种理论》[5]一文中指出：在17世纪传入蒙古及布里亚特的佛教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混合(调合)宗教。到了我们开始拥有可靠资料的l 9世纪时，在布里亚特萨满教和佛教不但有了共同的观念，而且有了很多共同的仪式。但这并不能使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同一宗教体系的相互补助的两个部分。在这一点上，北亚的情况与东南亚的不同。在东南亚，也就是在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佛教和“神灵崇拜”一同存在，并拥有不同的但互补性的宗教和社会功能。在东南亚，佛教代表着一种苦行的和神圣的生活方式，通常也许在一生中只占很短的时期，旨在获得宗教奖赏和美好的再生；而健康、物质富裕、繁殖及今世幸福是从佛教或少或多偏离的其他不同宗教祭司所关注的问题。但在北亚的喇嘛教的地区，甚至多达百分之四十的男性在寺庙或宗教团体中，度过他们的终生；注重沉思哲理和后世生活的严格生活方式，甚至没有被大多数喇嘛们追求。拥有姘妇是必要的过错。佛教高僧职位可以由自然的继承人来继承。喇嘛教可以满足今世的和来世的所有需求。在这一意义上，世上没有喇嘛不能做到而布里亚特蒙古萨满能做到的事情：喇嘛教拥有喇嘛占卜者、喇嘛媒体、喇嘛医生和喇嘛降神者。有些喇嘛教狂醉仪式，在萨满教里并不存在：例如，大型舞蹈察玛(tram)，这是带有精制而又可怕的魔鬼面具的人们的狂醉的舞蹈。这里没有必要设想，19世纪的萨满教和佛教之间看起来相似的因素具有同一来源，或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它们之间尽管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它们包含了对道德品行采取的本质上不同的探究。然而，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二者之间相同之处的背后，隐藏着相同的社会形式。

　　纵观各地萨满教的历史发展，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复合化的历程。这一复合化的过程是在萨满教和其他宗教的双向互动中完成的。一方面萨满教吸收了许多外来宗教的因素，其结果出现了萨满巫俗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特征，另一方面萨满教也影响了其他宗教。从总体格局而言，将萨满教和其他宗教的复合大体可分为吸取性复合和侵入性复合两大类型。吸取性复合是指萨满教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诸要素，但萨满教原有的内容不变，外来宗教对萨满教的内在基本结构和特征没有大的影响，只是对一些神名、用语等外在形式发生了微小的影响。侵入性复合是指萨满教的要素侵入到外来宗教中，部分地渗透或内化于外来宗教的整体结构中。从萨满教的角度来看前者是内向型复合，后者是外向型复合。萨满教同外来宗教的复合是不同宗教相互让步、相互妥协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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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间知笃三著作集》，第六卷，99页。

　　[2] 参见张其卓编著：《满族在岫岩》第1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参见包玉文、宝音楚古拉：《郭尔罗斯博及其行博过程》，见《北方民族》1996年第2期。

　　[4] 李荣芳：《绥远宗教调查记》。

　　[5] 见《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