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庄严寺

　　大庄严寺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是隋文帝为独孤献皇后所立，初名“禅定寺”。隋文帝崇尚佛教，他的皇后独孤氏出自鲜卑大族，文帝对他很敬重，让她参与朝政，宫中称之为“二圣”。独孤皇后于仁寿二年（602年）去世，次年为其追荐阴福而立寺。禅定寺位于隋唐长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规模宏大，占永阳坊之东半部，以后又将永阳坊北邻的平坊之东半部亦划归寺内，总面积为60公顷。主持修建大兴城（唐改称长安城）的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1]隋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为文帝立寺曰大禅定寺，占了永阳坊与以后划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规模建制与东邻的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木浮图，高度与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为隋文帝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皇后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2]。

　　作为皇家寺院，大庄严寺不只规模宏大，而且殿宇壮丽，为当时京城之最。所谓“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3]且寺内营饰华丽，寺壁多绘有名家壁画，万象纷呈，璀璨夺目。如南门外白蕃神为尹琳所画，中门外两大幅画是号称“画圣”的吴道子的弟子卢棱迦所画，总持、庄严二寺的门额均为少詹事殷令名所书。[4]这些都誉满京都。唐初京师的硕学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内主持寺务。玄奘法师年未弱冠时，曾偕其二兄长捷法师到京游学，就慕名住在庄严寺内。大庄严寺内林木丛茂，风景宜人。据称寺内：“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5]从“寺中常贡梨花蜜”[6]的记载可知，寺内必然广植梨树。所以庄严寺一直是京师黎民士庶游览避暑的好去处。尤其是在总持、庄严二寺内巍然屹立的双塔，已经成为隋唐长安城西南隅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登高远眺的游乐胜地。唐景龙年间，中宗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时，在寺塔上开筵席，陈伎乐，赐菊酒，宴群臣，并与群臣倡和吟诵，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庄严寺内又珍藏“法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7]的佛牙。每年定期举行供养佛牙的盛会，豪门贵族、僧俗士庶争相到寺随喜，顶戴礼拜，发愿布施，鼓乐喧天，更是倾动京师。

　　关于总持、庄严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后建的总持寺塔，其“高下与西浮图（应是东浮图）不异”[8]。两塔的高低一样，这很明确，但建筑形式同否则不详。再据《续高僧传》的记载，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炀帝“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的记载看，两塔都是七层。看来，两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筑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献记载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唐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百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72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代砖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从中国古文献记载建筑高度，多不精确，常有夸饰看，或也属此。但又据文献记载二塔修建的工期，庄严寺塔用了八年时间，总持寺塔用了五年时间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见，二塔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其高虽可能不至百米，但也应该是相当巍峨的！又据唐代诗人对庄严、总持二寺木塔的吟诵，有时称其为“浮图（即塔）”，更多的则称其为“阁”。如宋之问的应制诗题称：“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阁”。而同时与会的李峤、刘宪、李乂等都题为“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此后的诗人岑参、耿常等诵题均又称其为“阁”。但对照同是佛教建筑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对其均呼作浮图或塔，绝无称其为“阁”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时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国传统建的楼阁式七层塔，塔体由青砖砌成，每层四面各有券门，以便眺望。随称为阁楼式砖塔，但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形制相去甚远。而庄严、总持二寺也是七层浮图，但塔体为木结构，其每层周匝的门户窗槛、回廊栏杆，其形制更接近于当时土木结构的楼阁建筑，或因之人又迳称其为“阁”了。

　　大庄严寺在长安城内的诸多佛寺中，一直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但受到广大僧侣信徒的尊崇，也得到唐朝廷的重视。唐朝廷常在寺内举行各种法事斋会。每遇诞辰忌日在此举行祈祷祝福，皇帝也至寺礼拜游览。对寺院的住持、上座等高层的任命，往往由唐朝廷遴选硕学大德来担任。剃度僧人、布施供养更是经常的事。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力禁佛时，京城内的佛教寺院大多遭到禁毁，但仍明令在街东保留慈恩、荐福二寺，街西保留西明、庄严二寺。由此亦可见其在京城诸佛寺中的突出地位。大中七年（853年）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宣问耆年”时，称赞庄严寺“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袐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9]改寺名为“圣寿寺”。可见，庄严寺在禁佛之后，仍保留着昔日的盛况。而这时的总持寺则是“香径甚侵，尚存基址”[10]，已经废毁。但未提及总持寺木塔，或已荡然无存。故宣宗敕令重建，总持寺得以稍有恢复，但已远非昔比。史载大历十年（775年）庄严寺塔遭雷击而起火，幸赖寺僧数百人扑救，而“栋宇无损”[11]。经过会昌禁佛，宣宗登塔游览，可见庄严寺塔屹立如故。

　　咸通三年（862年）懿宗“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两街四寺，谓慈恩、荐福、西明、庄严。”[12]可见大庄严寺在有唐一代，一直保护着显赫的地位。

　　唐末战乱兵火，唐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庄严寺也不能幸免。五代时，外郭城已遭废弃，仅缩守原来的皇城，位于唐长安城西南隅的庄严寺，已处于远离府城的郊野。但由于庄严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更可能是由于木浮图在劫后尚存的缘故，宋元时大庄严寺得以重建，而稍具规模。但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庄严寺木塔也遭焚毁。明代又对庄严寺重建恢复，但在明末战乱中，又废毁殆尽。清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陕西巡抚鄂海等主持修建了殿宇，重塑了佛像，又建立了五楹大阁，使大庄严寺又稍具规模。清同治年间又遭兵燹。清代末季，已无力恢复，殿宇颓败，远非昔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西安古城的文化遗存，在寺址建立了木塔寺苗圃。寺院旧址仅可见砖砌三门的中间门洞（图一），原大殿殿基前左右列植的两株龙爪槐尚郁郁葱葱（图二）。寺址北端有雕花青砖砌筑的窑洞式建筑（图三），仍然残存。清康熙、嘉庆年间所立的几块碑石，已仆伏于茂草中了。

　　2004年5月，西安历史名城研究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对唐长安城西南隅遗址进行勘探时，在西距唐城西墙280米、南距唐城南墙440米处，发现一处45米见方的夯土基址。（图四中1号遗址）夯土基址中部的厚度为2.1米，周边约1.7米，估计应是大总持寺木塔基所在。此塔基向东400米，即今木塔寺苗圃东南，已为临时建筑叠压， 据当地故老称此处是一方形夯土基址，（图四中2号遗址）1958年曾将台基石条挖出作大炼钢铁之填料，20世纪50年代的地形图上对此处也有标示。从两者东西对称的位置看，此处应是大庄严寺塔塔基所在。

　　由于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分占永阳坊的东西部，到了唐代又将空旷的和平坊的东、西分别划二寺。根据钻探资料，永阳坊东西宽约1100米，坊内南北大街中分东西各为540米左右。道东的大庄严寺是先建的，发现的塔基位置西距坊内南北大街约百米，东距东坊墙约430米，可见其塔基不在寺院中轴线上，而是位于寺院偏西北的部位。发现的大总持寺塔基遗址的位置则在东距坊内南北大街约300米，西距西坊墙约230米处，由于“寺内制度，与庄严寺正同”，其塔的位置也应在寺的西北部。以此推测，大总持寺的殿宇建筑布局是以坊内南北大道为准，向西按庄严寺的布局规划。总持寺塔基距坊内南北街300米，而庄严寺塔基距坊内南北街约百米，故估计其寺院建筑可能是在东西面阔400米的范围内布局的。在总持寺的西侧应有百十米的空旷地，同样在庄严寺的东侧也应有百十米的空旷地，应是寺内园囿绿化的地方。

　　另外，在两塔塔基北侧各发现两处夯土基址，估计应是寺院的殿宇基址。（图四中2、3、4、5、6号遗址）

　　（韩保全 西安市文物局 原总工程师 研究员）

　　注释：

　　[1] [2] [6]宋敏求：《长安志》卷十。

　　[3]《续高僧传》卷十八。

　　[4]《名画记》卷三。

　　[5]《宋高僧传》卷十六。

　　[7]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O。

　　[8]《西京城坊考》卷四。

　　[9] [10]《宋高僧传》卷一六，慧灵传。

　　[11]《旧唐书·五行志》卷卅七。

　　[12]《通鑑》卷二五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