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玄奘: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孙劲松
玄奘(西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二十八岁时,他抱著「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已是四十五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一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品质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那么,玄奘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呢?笔者列出以下几条:
其一、精深的佛学造诣是玄奘译经的基础。玄奘出国前就已经有相当的佛学造诣,在印度的十七年中,他随时随地的拜师求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大师,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五年,对于内明、因明以及声明之学进行精深的研究,由于学业优异,被寺庙选为十德之一。内明既是对佛教精髓的确切体证,鉴于玄奘对于内明之学的精深体悟,并流利地掌握了梵文,戒贤嘱咐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还以大乘有宗思想为出发点,用梵文创作了《制恶见论》《会宗论》《三身论》,系统地破斥小乘学说,调和会通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争论,为印度佛教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明学即印度之逻辑学,玄奘曾向多位大德学习因明,他对于印度因明学中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完善发展之功,曾经纠正其师胜军经过四十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因明比量。在印度参学的后期,玄奘应戒日王之约为无遮大会论主,他运用严密的因明论证格式提出了“真唯识量”的命题,在十八日内无人能破。声明即语言音韵之学,在这方面,玄奘仔细研读了包括护法《杂宝声明论》在内的多部著作,对于梵文经典的文理结构有深入的领会。玄奘在佛学的各个领域均有独特的造诣,为印度僧众及各国王室推崇,在玄奘西行百年之后,印度还有许多佛寺绘有玄奘的画像以及遗物,每逢斋日对其举行供奉仪式。玄奘贯通内明、因明、声明的扎实功底,为玄奘准确把握经典内涵、并用严谨的逻辑和语言译经建立了扎实的基础。
其二、前人的经验教训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借鉴。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有旧译和新译之说。旧译的前期为东汉到西晋时期,翻译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胡语、梵语的中国僧人。译者“或善胡义而不解汉者,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译者常借用“道”等中国学术的术语翻译佛教辞汇,引起一些话语歧义。旧译后期为东晋到隋末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等。鸠摩罗什在把握核心义理的基础上,注意运用声明学,把印度的句法引入汉文表达系统,注意音节变化,所翻经典琅琅上口,达到了译经的新高峰。但鸠摩罗什对于汉语能说而不能写,祇能“手持胡本,口宣秦言”,他还经常对梵文本进行总结提炼,采用意译的翻译风格,被后人指有曲误之处。玄奘中、梵文的功底具佳,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史称“新译”。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地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在一些关键字汇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
其三、严谨的学风是玄奘译经的品质保证。玄奘严谨学风的养成得益于戒贤大师的教导,大乘有宗的唯识学将一切众生分为五类种性,不承认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玄奘考虑到国内普遍接受了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观念,曾向戒贤提出了回国后不译此说,遭到了戒贤的批评,并要求他如实的翻译。此后,忠于原本的精神贯穿了玄奘的一生,他晚年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由于内容庞杂,参与译场的学生要求删节翻译,但玄奘坚持一如梵本,不删一字。这种风格在他将《老子》译为梵文时也有体现,唐皇室自称是老子后裔,三教之中尊道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将《老子》翻译为梵文,玄奘很认真地对待此事,“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他还邀请道士成玄英、蔡晃等人参与译场,但成、蔡等人与玄奘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成玄英、蔡晃认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应翻译为“菩提”,而玄奘则认为“佛道两教,其致天殊”,“道”没有达到“菩提”的境界,应翻译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认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译后期道教诸家的注序才能便于理解。玄奘敏锐地观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别,认为后世道教用导引练气、扣齿津咽注释《老子》有违本意,拒绝翻译。玄奘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扣齿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将西闻异国,有丑乡邦。”在这场翻译之争中,玄奘始终保持严谨学风,既没有因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学者的争辩而混同佛道,也没有将贬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译,客观地维护了原著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严谨求实、忠实原著是玄奘一贯的风格。
其四、译场的集体配合是译经的重要保障。玄奘的译经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拥有庞大的译场和严格的程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生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玄奘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白天在译场主持译经,傍晚给学生讲解新译经论、回答疑问,让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玄奘培养了窥基、神昉、嘉尚、普光、道宣、玄应等一批佛门宗匠,还为新罗、日本等国培养了大量的留学僧,促进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在这些学生之中,窥基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译经工作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玄奘在印度收集了十家注解大乘有宗论典《唯识三十论》的著作,曾准备一一译出,但是窥基认为十家注解有正有误,建议以护法的注解为主,糅合十家之说为一书,玄奘采纳此议,译成《成唯识论》。该书以护法一系的注疏为基础,以难陀、安慧等学说为对照,不同之处以“有义”字样将诸家异说存列其前,将护法的正确结论放在后面,示正宗之所在,最后往往还加上一些玄奘自己的心得体会。《成唯识论》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翻译风格,在中国佛教史上颇有影响,这一切得益于玄奘师徒之间的教学相长。
其五、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开阔心胸是译经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 玄奘一生都被荣誉包围,少年时期就享誉一方,游学印度又获得国君和僧众的爱戴,回国之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也对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对于这些荣誉没有任何牵挂,他祇是很恰当地运用王室的支持来传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赞扬玄奘:“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在归国后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都没有停止译经工作,以平均每年50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独独没有翻译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论,这显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正是这种“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崇高精神支持着玄奘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经工作,开创了翻译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迹。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纵观玄奘一生,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理念、精深的知识、历史的继承、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团队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这正是我们在一千多年以后追思先贤所应得出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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