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题韬居士与维摩精舍

　　贾题韬居士与维摩精舍 文/常崇宇

　　贾题韬最早接触佛学,是在1927年。这一年,他考进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刚进校门,就生了一场病,他非常苦恼。恰在这时,他读到一本介绍佛教中观思想的书,书中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随因缘而生,随因缘而灭。既然生病是一种“缘分”,烦恼也无益,随它去吧!他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病果然很快就好了,至此他开始相信佛教。

　　1931年,他着手研究法相唯识学。佛学中所说的“法”,要比通常所谓的“法律”、“法规”、“法则”的含义广泛得多,它可以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事物,凡是说到的,想到的,都在“法”的范畴之内,并不拘泥于具体的“物”。按照佛典的解释,“法”有两种含义,即“规范他解”和“持存自性”,通俗地说就是规范事物的解释,保持事物自身的性质。所谓“相”,包括“相貌之相”(眼睛看得到的)、“义相之相”(意识到的)和“体相之相”(感觉到的)。“法相”也就是指一切“法”的“相貌”、“义相”和“体相”。“法相”是包罗万象、无穷无尽的,研究“法相”,则要先学习“百法”、“天亲百法明门论”及“大乘五蕴论”等。贾题韬在研究法相唯识学时,自然就接触到了更深层次的佛学理论。

　　贾题韬从山西大学毕业后,一边从事教学(讲授逻辑学),一边研究法相唯识学。后来他在学校结识了专治禅学的陈梦桐教授,陈介绍他读《楞严经》和《指月录》,读过之后,他对禅学从感兴趣渐至入迷。

　　禅宗是佛教的一支流派,以心传为主,不立文字,无迹可考,靠的是信徒们的悟性。传说释迦牟尼一向以身传言教来教诲弟子,有一天他突然一言不发,手持一朵金婆罗花,望着大家。弟子们都在揣摩他的用意,其中一位名叫迦叶的弟子,突然露出笑容,释迦牟尼知道迦叶已经领悟了佛法,于是对众弟子说:“我有正法眼藏,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个法门就是以心传心,迦叶成为第一代传人。传至第28世菩提达摩,当时正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达摩先到洛阳、嵩山等地传播禅教。南朝梁武帝信奉佛教,曾遣使把他接到金陵面谈,他后来又回到北魏,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传授“安心禅法”,主张抛弃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下苦功夫,深受魏孝明帝的推崇,自此禅教在中国广为传播。

　　1938年贾题韬来到成都,随近慈寺能海法师学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在寺中阅读了唯识、天台、华严诸宗的典籍,知识面大为开阔,但仍以研究禅宗为主。

　　1943年盐亭袁焕仙居士联络潼南傅真吾、大竹萧静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山西洪洞贾题韬等人,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建成“维摩精舍”,传播禅学。大家公推德高望重的袁焕仙居士驻社主法,由傅真吾主管财务,贾题韬当过大学老师,所以由他主管“学部”,推进禅学的研究工作。一时四川爱好禅学的居士们纷纷来到维摩精舍,跟着袁焕仙学禅。扬名海内外的南怀瑾居士,当年就是袁焕仙的入门弟子。维摩精舍的主要活动是集体参禅,1943年夏天曾经假灌县灵严寺举办过禅七。在此期间,出版了《维摩精舍丛书》,包括《榴窗随判》、《黄叶闲谈》、《灵严语屑》、《中庸胜唱》和《酬语》等五种,都是根据袁焕仙平时的讲解,由门人辑录的。这些书的要点是既要尊释,也要尊孔。抗战胜利后,袁老居士曾经到南京创办维摩精舍,至于成都的维摩精舍,由于经费不足,内部意见不合,解放前夕就逐渐停止活动了。

　　解放后,贾题韬更名为贾玄非,随十八军进军西藏,于1951年10月到达拉萨,从事佛学研究和宗教工作。他同时学习藏语,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中观学说,并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密悟格西合作翻译了《正理一谛论》、《辨了不了义论》和《入中论》等藏传佛教典籍。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贾被任命为宗教事务委员会委员兼自治区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1963年贾题韬回到成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继续从事宗教工作。1980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佛协理事。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成都举行,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八十年代初,我国比丘尼中才华出众的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鉴于国内佛教界丛林秋晚,老成凋谢,提出办一所“四川尼众佛学院”,以解决当前尼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一倡议很快得到政府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1985年1月15日,中国第一所培养女学僧的高等院校“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铁像寺正式挂牌开学,由赵朴初居士担任名誉院长,隆莲法师任院长,遍能法师任教务长,贾题韬则当上了教务主任。198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贾当选为常务理事。

　　南怀瑾居士自从1949年春天移居台湾后,全力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内容涵盖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足迹遍及亚、美、欧等许多地区。他虽然身在海外,心却怀念故土乡梓,日夜想念他的恩师袁焕仙居士和达摩精舍的师兄师弟们。由于海峡两岸隔绝,他与大陆故旧重叙友情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直到八十年代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他才得到机会派他的学生回大陆联系,可惜他的恩师袁焕仙居士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去世了。他的学生李省吾、贾宁和尹衍梁经过努力,找到了维摩精舍的宿友和贾题韬居士,代表南怀瑾向大家问候。临别时李省吾留下两万美金,后来又从台湾寄来一部新文丰出版社印出的大藏经,给成都维摩精舍的诸老,做弘法及广结佛缘之用,结果贾题韬都作出了处理。南怀瑾随后又派他的学生李淑君小姐去成都,代表他拜访各位宿老。1990年3月,南怀瑾居士又委派出家弟子宏忍、亲证二位法师(尼师)去成都,带去美金二万五千元,用以发扬维摩精舍的法缘。经与李自申、邓岳高、杨志坚、袁淑平、傅渊希五位老先生研究,决定将此款先存入银行,待贾题韬回来再决定如何处理。贾回来后因处理意见与五老不合,五老认为此款既然不能专款专用,就当完壁归赵,于是将原款取出,汇还给南怀瑾居士。

　　贾题韬居士曾经写信给南怀瑾居士,劝他回国为振兴中华佛法作贡献,1990年10月10日,贾又随厦门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亲赴香港,与南居士见面。对于贾劝南出来做“马丁路德”,南一笑置之,认为贾是“要把我推到火炉上烤呢!”虽说南居士打算出资四十万美金为南暜陀修一座禅堂,但他对成都佛法界想要恢复维摩精舍往日辉煌的一番心愿,却就此打消。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说“禅堂易建,僧宝难求”,又说只恐是“禅堂有住心无住,辜负西来一瓣香”。

　　贾题韬晚年潜心著述及弘扬佛法。他主编的《佛教与气功》一书,深得广大佛教信徒及气功爱好者的青睐。他的著作《佛法与开悟》于1996年2月经台湾台北县圆明出版社出版,被列入生活禅话系列丛书。他还出版了《论开悟》、《坛经纵横谈》等书。1985至1986年,中国佛学院邀请他到北京演讲《论开悟》,共十五讲,在佛学院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9年,他又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达五十余讲。对于禅宗本身、禅与密宗、禅与佛教、禅与儒教、禅与道教,乃至禅与当代科学文化等种种问题,都作出精辟的论述。纵观他的一生,以晚年最为辉煌,达到了事业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