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与茶——古代佛门茶话之一（上）

　　高僧与茶——古代佛门茶话之一（上）

　　◎夏金华

　　自古以来，饮茶是中国人民生活中最为普及的项目之一。佛教传入之后，影响日见扩大，并渐浸于民间，几乎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古代节日中的上元节、观音节、浴佛节……，生活习俗中的素食、朝山进香、庙会、放生等，亦无不充满浓厚的佛教色彩。作为我国国粹之一的饮茶，在历代僧人的不断参与下，自然与佛门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名山中”之说，就足以证明茶与佛门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殊胜因缘。

　　一般说来，我国的佛教寺院大都以地处山中居多，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僧侣们身居其间，吸天地之灵气，取万物之精华，参禅打坐，得道成佛。为达成悟道成圣的最终目的，长年累月的禅修自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结跏趺坐，数息守中，头正脊直，凝神观想，心一境性，从而进入禅定状态。既不能东倒西歪，杂念纷飞，也不可以昏沉瞌睡，呆若木鸡。这样时间一长，由于精神过于集中，难免需要清心提神，而茶性高洁清淡，具有明目醒脑、去欲养神之功效，有益于僧侣的道德修养。《神农本草》所谓“茶能令人少睡、有力、悦志”之说，阐明了饮茶对人生理产生的重要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茶叶中的咖啡碱有刺激神经和增进筋肉收缩力、促进新陈代谢之功效。因而在长时间劳动之后适量饮茶，既可振奋精神，又可消除疲劳。日本学者也认为，“茶叶中的芳香物质同样具有醒脑提神，使人愉快之感觉”１。因此，茶叶成为佛门最佳的饮料，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总括一下历代僧人对茶的贡献，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僧身居名山古刹，许多名茶源出僧人之手

　　海内名山出佳茗，乃由于名山天然的气候、土壤、日照等有利条件，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又经嗜茶人士（尤其是僧人）或茶农的不断努力，精心培育、制作和加工，从而成为传世名茶。他们封山育林，形成“绿茗盖春山”的茶区，加上山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承露，所产茶叶自然品质优异。据史料记载，在我国目前群星灿烂的各种名贵茶叶中，大部分最初是由名山古刹的僧人种植的。仅以江西历史上的名茶为例，多与佛寺有关，如黄龙茶、黄檗茶、云雾茶、攒林茶等。 黄龙茶出于禅宗黄龙派的创始人黄龙慧南禅师，黄檗茶则是临济宗的鼻祖——黄檗希运发明的，云雾茶是根据茶叶的特点来命名的。寺院僧人的辛勤汗水浇灌了攒林茶，此茶又名赵州茶，缘起我国禅宗史上著名的从谂禅师。他被誉为“赵州古佛”，因其长住赵州观音寺（现柏林寺），故名。长期流传后世的“吃茶去”的公案，即源于此。

　　天台山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闻名中外的国清寺就座落在群峰翠谷之间，四周古木参天，流水潺潺，素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之称的“天台云雾”茶，就产自风景奇丽的天台山中，由天台高僧所制。宋代诗人陆容在他的《赠天台山茶僧》一诗中说：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山清泉竹里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

　　诗中描绘的情景颇具禅意，令人回味无穷，茶隐竹海里，清泉石上流，高僧煮茶品茗，与客对谈，烟雾缭绕，茶香弥漫，真是一幅禅趣绵绵的山水画卷。

　　唐朝是我国佛教的鼎盛年代，寺院林立，宗派繁多，真可谓群星灿烂。至于佛门与茶的关系也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整个社会饮茶风气的盛行，如唐代进士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所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佛门对茶叶的兴趣与需求。因为佛寺虽然远离市井通衢，但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来往却异常密切，茶叶也成为僧侣招待来客的重要物品。同时，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2） 开始，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还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度，由专门官吏督造入贡事宜。大历五年（770），又在浙江顾清山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贡茶院，其产制规模之大，至今也属罕见。就佛门来说，当时四川的蒙顶山，寺院遍布，又是出产茶叶的圣地，至今遗迹尚存的甘露寺、天盖寺、永兴寺、千佛寺等，寺院周围到处都是茶树，所产“蒙顶名茶”，相传即由西晋高僧普慧亲手所植，从唐至宋，一直被列为“贡茶”，故有“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之美誉。由此，每年清明、谷雨时节，地方官员都要身着朝服，率领山上十数座寺院的僧人，在普慧所植的七株茶树前，焚香祷告，然后再采摘新叶，制成新茶，作为进献皇上的贡品。

　　禅宗里著名的禅师径山法钦，曾云游浙江杭州，有心在此选址建寺。一日，来到天目山麓，但见五峰环绕，林木苍翠，泉水丁冬，景色绝佳。在林间小憩时，法钦与一银髯老翁相遇，老翁告之宴坐峰最宜建寺，言罢变作飞龙，腾空而去，刹那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老翁所在之处化现一弘清泉，泉水清澈澄明，遂取名“龙泓”。法钦遂率众僧于此开设道场，即径山寺也。后法钦与僧团大众又在寺院周围广植茶树，取龙井水泡茶，汤色沉碧，香气清雅，史称“径山茶”。唐皇帝曾诏法钦进京，赐号“国一禅师”，并拨银两支援扩建寺院。此后，“径山茶”便成为贡品。尽管这是否就是今日的“龙井茶”尚无法确定，但“径山茶”的名声很大，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日本僧人曾先后来径山学习，并将径山茶的制作技术和饮茶的礼仪传回去。《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僧人昼夜不睡，又不吃晚餐，祇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到处煎饮。也可证明唐代佛门盛行饮茶的事实。

　　宋代以降，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禅宗的势力如日中天，儒家封建士大夫们往往以与禅师的交往为荣，如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灏、朱熹等，像周敦颐还曾寄读僧寺，他的名篇《爱莲说》一文就是在寺院中写成的。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反对，甚至于攻击佛教，但在与禅师的个人关系上，相处融洽，而且吸收不少佛教的教义作为丰富儒家的思想内容，他们既与禅师坐而论道，又学习禅师的所作所为，打坐参禅，作为自己的修身功课。在这样的相互交往中，饮茶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之一。福建崇安素以生产“武夷茶”而著称，其中的绝品就是大家熟知的“乌龙茶”和“铁观音”。宋、元以来，原先一直是由武夷山的僧人种植的，成为后来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还有，北宋时期，江苏太湖洞庭西山水月庵的僧尼于碧螺峰的石头杂草中采得野茶，制成“水月茶”。该茶沸汤鲜绿清澈，入口齿颊留香，盛传一时。数百年后，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南巡至太湖，偶品此茶后，赞赏不已，便赐名“碧螺春”，遂相沿至今。又如明代中叶，安徽黄山僧人释大方精心制成的“屯溪绿茶”，名噪大江南北。浙江云和县惠明寺所产之“惠明茶”，碧绿润泽，饮之余香满口。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他如，四川峨眉山的“峨蕊绿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云雾香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雁荡山的“雁荡毛峰”、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云南鸡足山感通寺的“感通茶”、安徽九华山的“九华毛峰”、歙县休宁松萝山比丘大方创制的“松萝茶”……无不是历代僧家辛勤种植、细致培育、精心制作的宝贵结晶。佛教僧人对于中国茶叶事业的卓越贡献，已毋需赘言。

　　二、 佛门僧众制茶用茶，并赋予茶独特的名称与内涵

　　唐代以前，僧人烧煮茶水，是将茶叶与橘子皮、桂花、生姜等一同煮饮，称之为“茶苏”。《晋书》卷九十五《列传》上说，敦煌人单道开“时复饮茶苏一、二升。”即是一例。晚唐至五代，禅宗大兴，寺院基本座落在深山老林之中，遍及粤、赣、闽、湘、川、豫等地，出于对茶的需要，寺院非常重视饮茶，开始单独煮饮茶叶，培育优良的茶叶品种，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寺院也是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的，如南宋之际的径山寺，时常举办茶会，招待游方僧和香客施主，且品尝、鉴定各种茶叶的高低优劣，称之为“斗茶”。所以，清朝郑板桥有诗云：“从来名士能品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同时，该寺僧人还将谷雨前幼嫩的芽茶碾为粉末，用开水冲泡，从而完成了由“煮茶”到“泡茶”形式的改革，删繁就简，由慢而快，因此，风行宇内。

　　在一般寺院里，饮茶习惯上也称作“吃茶”，并专门设立“茶堂”或“茶寮”，作为僧众集体饮茶的场所，有专人负责烧水煮茶和待客献茶，称为“茶头”，是寺院里四十八等职事之一，以供应僧众日常饮茶和坐禅所需的茶水，以及招待护法居士、游览寺院的客人等之用。据《蛮瓯志》所载，觉林寺的僧众“待客以惊雷夹（一种茶的名称，属于中等茶），自奉以萱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如名士戴叔伦即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之诗句，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日本僧圆仁在中国留学期间曾多次接受作为礼物的茶叶，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但仍有官员暗地里向圆仁赠送礼物表示支持，尤为难得。当时形势不妙，圆仁几乎是被驱逐出境，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中散大夫杨敬之信仰佛教，派人前往慰问，“兼赐团茶一串”。职方郎中杨鲁士也在圆仁上路后派其子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别有手２。在这种场合下，馈赠茶叶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续下期）■

　　注 释：

　　１王宏树、汪前：《饮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与生理功能》，《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２（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本，第185-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