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杲禅法的世俗化倾向

　　论宗杲禅法的世俗化倾向

　　一以“村歌社舞”为中心的研究

　　西北大学文学院 康庄 普慧

　　内容提要： “村歌社舞”本是中国民间的民俗活动，其类似于宗教的迷狂性与神宗要求的自性清净有相当的距离。然宗杲禅师越过界限，用“村歌社舞”来暗示神法，既顺应了当时禅法世俗化的要求，又反映了宗杲禅法的变通性与实用性。

　　关键词：宗杲 村歌社舞 世俗化

　　靖康二年，值女真之祸，汴京陷落。宗杲禅师与众多僧人流寓南方，于绍兴八年在新都杭州径山能仁禅院再度弘教，宗风人振，号称临济再兴。绍兴九年正月，他上堂说法：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双径椎锣打鼓。要识祖意西来。看取村歌社舞。新年时节，宗杲告知学人，达摩机师丙来传授的佛法不必远求，只需观照眼前的“村歌社舞”即可悟得。所谓“村歌社舞”，本指中国民间祭祀“社神”活动中的表演，是农耕社会祭祀十地之神活动在后代的承续。依照传统风俗，普通民众在祭祀的时候会“，叩盆拊瓴，相利而歌， 白以为乐矣”，，祭祀场景中常能见到“婆娑依里朴，箫鼓赛田神”以及“女巫纷屡舞，罗袜白生尘”’的表演。社日里的欢乐是一种民间的欢乐，人们借娱神之机，分食祭肉，击鼓舞蹈，纵酒欢歌。唐宋时期，祭“社”活动达到全盛， “社日的欢愉成为唐宋社会富庶太平的标识”。而祭“社”时的鼓乐与舞蹈等娱乐方式，则渐渐成为一切民俗节日中的固定内容，容，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寒食节诗中就有“村歌社舞更风流”的描写。因此，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处处依然是“村歌社舞”，锣鼓齐鸣。元宵节也称灯节，其起源有本十祭祀说、佛教起源说、道教起源说。就佛教起源说而言，《大唐西域记》中称印度摩揭陀国止月十五日有会聚僧众“观佛舍利放光雨花”的风俗，汉明帝时下令正月十五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后渐形成元宵观灯的风俗。到唐宋时期，元宵节的宗教色彩逐渐消减，娱乐成分增多，在两宋时已经变为娱乐性的节日，锣鼓表演和歌舞杂戏成了元宵佳节的主要娱乐手段，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应该说， “村歌社舞”代表的就是市廾民众的真实生活情态，充满着世俗欲望和情感迷狂。那么，宗杲为何以这充满世俗情感的“村歌社舞”作为对象，来观照洁净的佛性呢?

　　“祖意西来”，在禅宗语录中也作“祖师丙来意”，是唐以来禅门学人经常论及的一个问题。学人在求证佛法的初期，常对佛法的基础问题有一种追问的热情。达摩祖师西来，到底给大众学人传的是什么法?从何而证?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一问虽嫌粗浅，但却涉及到佛法的内涵与证悟途径等根本问题。禅宗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要求学人切勿向外驰求，而是要发掘自我内在的佛性以及个体化的宗教体验。按照禅宗的主流意见，祖师西来传授的只是白悟之法。所以，禅师在回答“祖师丙来意”这一问题时，有“汝问不当”或“何不问白己意”等回答，其至“咬齿示之”，不作拟议，意在督促学人返观白心。随着禅宗思思想的发展，逐渐演绎出“触类即道”等禅法思想，并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观点。禅师在回答“祖师西来意”时的重点，也由督促学人内省体验转变为教导学人以空寂之心看大干世界，即可“触类是道而任心”， “任心即为修也”。行住坐卧是道，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也都是是道。因此，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回答既行“问取露柱”或“呈起数珠”。的当下直观，也有“清绢扇子足风凉”或“井底寒蟾，天中明月”的意境清幽。最山名的是赵州“庭前柏树子””的回答，这也是宗杲看话禅中最喜欢的一则话头。

　　宗杲早期学习曹洞宗的神法，终因不满其细密禅风，改投临济黄龙门下文准禅师。宗杲禅法的悟入方法，可远绍白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即认为日常生活和行为都是佛性的体现，事事都是修行，人人都有佛性，是一种“生活化的佛教，行为化的佛教。””随斤临济宗发展了这一禅法思想，提山“随处作主”、 “随处解脱”，比洪州宗更加突山主体的白主作用，从而也突山了生活中随处体悟的现实性，发展了禅宗的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宋代的临济宗，无论是杨岐还是黄龙，都延续了神宗世俗化、社会化的趋势。黄龙文准禅师在教导宗杲时就说， “我在方丈里与你说时便有神，才山方丈便无了。惺惺思量时便有禅，才睡着时便无了。若如此，如何敌得生此?””明确强调禅修要在生活中的每时每事，最平常的生活都有佛性在内，都充溢着桦的意味。宗杲的“看话禅”从某种程度上是延续慧洪以及克勤等人的文字禅而来，但他对待文字、语言的态度却是解构的。看话禅中的“话头”只是证悟的手段而非言—卜生解，禅修的最终日标是达成空寂之心。由“话头”得悟成智，并非一次完成，宗杲提山“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 “要求时时看，事事看，贯穿在一切的世事活动中”，。因此，在宗杲看来， “村歌社舞”虽然是世俗民众的狂欢生活，从形式上与佛教的宗教追求相冲突，但只要怀着空寂之心去体察，新年喧闹的“村歌社舞”与宗门宁静的打坐修行都是观照佛性的对象，并无实质差别。

　　宗杲以“村歌社舞”回答“祖师西来意”，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禅宗常说“行住坐卧皆是道”，但基本上指的还是宗教生活或者有宗教戒律约束的准宗教生活，观照佛性的对象也通常是宗教生活中常见的器具，或自然景致，回答“祖师两来意”的答案一般也离不开这个范畴。依照佛教的标准， “村歌社舞”代表的是一种饱含着业识和欲望的世俗生活，是越过宗教门墙的全民狂欢，与佛教倡言的白性清静，守真如一背道而驰。有禅师就明确批评“村歌社舞”，认为“村歌社舞拜祠堂。臭秽腥膻污道场”：，远远比不上佛教清香一柱的宁静与安详，宗教“超佛越祖”的修行与世俗“村歌社舞”的生活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在宗杲眼里，之所以存在这种观点，是因为人多数人还未能理解“村歌社舞”的“闹”在作为佛性观照对象时，实质上等同于“超佛越机”的“静”。他说“闹处， 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忽然眼开，都是自家屋里事”，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宗杲喜欢举“竹蓖”以示真俗二谛间的矛盾冲突，而“村歌社舞”也体现着这样的一种二律背反。按照世俗的理解， “村歌社舞”是一种纯粹的世俗生活，在相当程度上还张扬着人性的欲望和情感，与佛教的清静格格不入；但按照佛教的观念来理解，既然能“直指人心”，就应“触类是道”，万事万物都是佛性的体现，这自然也包括人众的世俗生活了。人慧宗杲刻意举“村歌朴舞”这种与佛教旨趣背道而驰的世俗生活，作为观照佛性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观点的刻意强调，也是对同时代以智宏正觉为代表的“默照禅”一味求静，与世俗无涉，唯以打坐为务的神法的批评。

　　宗杲不止一次提到“村歌社舞”。比如他认为法演的神法中有注重世俗性的一面，就称赞其为“村歌社舞可怜生”，可惜学人未能明澈，只懂得“开泥十”。当他白己再度回到径山能十：禅院讲法时，他说“再理旧词连韵唱。村歌社舞又重新”，直接把白己的禅法比作“村歌社舞”。可见“村歌朴舞”之中，包含着宗杲刻意强调的世间法与佛法无别的思想，表现山其禅法入世的鲜明特点。与宗杲同为黄龙门人的德山慧初禅师，也有以“村歌社舞”作为佛性观照对象的说法，意旨相类。

　　宗杲宣导“看话禅”，要求佛法入世，他自己更是在两宋变革这一历史时期，积极涉政，廾因此受到迫害。他极力批判以智宏正觉为首的宣导“默照禅”，的僧人，彼此对立最尖锐的地方就在于，佛法到底是应该是随处观照，触类即是所得，还是应该禅修静默，观心而得?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不得不说，宗杲的入世倾向比较明显，其禅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两宋更迭时期，要求大众积极事功的时代要求。

　　宗杲川“村歌社舞”强调其禅法思想入世的一面，也以之讽刺那些不懂得闹即是静，一味求静的“默照禅”的僧人。就前人“新年头有无佛法”这一问题，宗杲白问白答，虚构了一则故事：

　　今夜或有人问杲上座，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只向他道：今日一队奴仆在茶堂里，村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点胸尊者恶发把钵盂峰，一掷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惊得懦陈如怕怖悼惶，倒骑露柱，跳入担板禅和鼻孔里，撞倒舒州天柱峰。安乐山神忍俊不禁，出来拦胸搊住云：尊者， 尔既称阿罗汉， 出三界二十五有尘劳，超分段生死， 因甚么有许多无明?被这一问，不胜懡，却回佛殿里，第三位打坐，依旧点胸点肋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宗杲虚构的这则故事中，所谓的点胸尊者貌似凭空而来，实是借翠严可真未彻大法之前以“点胸”之名自负一事，指代那些未能彻悟大法但白以为是的禅师。正是因为未能彻悟大法，法，所以才不知道“村歌社舞”这世俗生活中也有佛法，冈而被激怒。直到被山神点破感到羞愧，才继续回去打坐，却不知悔改， 白称“唯我独尊”。这则故事虽然是宗杲编造的，但却貌似有所指。首先，钵盂峰在明州天童寺旁，天柱峰在舒州太平寺旁，都是智宏正觉曾主持过的地方，也是“默照禅”最流行的区域。其次，点胸尊者间去继续打坐，正是奉行“默照禅”的僧人的修行方式。在宗杲看来， “平昔做静胜功大，只为要支遣个闹底，正闹时却被闹底聒扰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静胜功夫一般耳。”，所以，单纯依靠打坐等方式追求静，而刻意逃避闹，其实已经是执迷动静两边，有了分别心。修“默照禅”的不懂得从喧闹的“村歌社舞”中亦可观照佛性，反而一味静默打坐， 自诩高明，难免被人耻笑。

　　按照“默照禅”的观点，只有“歇缘”白修，才能避免主观情感受到外在声、色影响，从而阻止内心情感波动，达到契合心的空虚静默本性，识见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歌朴舞”只是俗人的生活，但却不能作为修行人观照佛性的物件，智宏正觉禅师也以“村歌社舞”举证：

　　太平治业无象，野老家风至淳。只管村歌社舞，那知舜德尧仁。这首诗背斤的意思值得考察，在止觉看来， “村歌衬舞”只是一种世俗的喧嚣生活，与默照追求的“心寂”背道而驰。要观想佛法，必须令心趣向一无所有，必须要做到“休歇诸缘”，放弃世俗的生活，方可见“空劫前事”。否则，世俗生活永远当下的生活，永远不可能从“村歌朴舞(观照对象)”背后领悟到“舜德尧仁(佛性)”的功绩。

　　宗杲举“村歌社舞”作为观照佛性的对象，不仅强调了其禅法入世的一面，更直接要求观想的方法和途径应该简便易得，便于流布。宗杲提山“佛法即世间法，世间法即佛法”，满足了封建士人大在家参禅，富贵与修行两不相妨的要求。但其禅法在普通百姓中也有巨人的影响力，他认为“十人大读得书多底无明多：读得书少底无明少。”甚至认为“士大夫子平昔所学，临生死祸福之际，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二家村里省事汉，富贵贫贱不能汩其心。以是较之，智不如愚，贵不如贱者多矣。”。穷人因为欲望和执着更少，因此更容易悟道，这也显示出其禅法既能满足精英需求，也具有平民化的一面。他说：

　　后来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这僧又落深村，然则阳春雪曲。时人难和，村歌社舞，到处与人合得着。师云：舜老夫是则也是，未免随搂揿，秉拂上座，不惜眉毛，为诸人说破。声不是声。色不是色。马后驴前，神出鬼没，雪曲阳春和不齐，村歌社舞且淈。针对前人声色有别无别的公案，舜老大认为如果过于拘泥于教内的阐发，则类如“阳春雪曲”，虽则无错但不易为人理解。更好的解读应该类似“村歌针舞”那般简单易懂，便于教化。禅宗内部这种世俗化的要求，与整个宋代宗教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保持着一致。但宗杲认为，无论是“雪曲阳春”还是“村歌补舞”，都不应有别，就好比修行者应山离声色两边，都不黏着。禅法思想也应该既满足上层精英的要求，也符合人众平民的愿望。这一提法充分反映了宗杲禅法的变通性与实用性。

　　值得注意的是，过分的世俗化，特别是将世俗生活，作为观照佛法的对象，常会导致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界限的模糊，消弭宗教的特质。末代僧侣世俗化的特征本来就非常明显，常有身在佛门，不守戒律，不守佛法之人，甚至把“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山淫功，未还酒债”。看作是无碍自在。宗杲提山“村歌社舞”，有刻意宣扬其禅法思想的目的，但后人以此为则，认定“村歌社舞”，则义陷入执迷。有禅师已经认识到这点的危害性，特意提出：

　　你诸人也须识得祖意西来。若认定村歌杜舞。大似灯影里行。未睹太阳在。“村歌社舞”本是中国民间民俗活动，其类似迷狂的群体狂欢与佛教的旨趣人相径庭。但大慧宗杲却越过禅院的门墙，巧妙地借用“村歌社舞”来暗示个人的禅法思想，表露禅法风格，并以之为立足点批判对手，不可谓不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刻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