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

　　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

　　[德]傅海波著 杨富学 樊丽沙 译

　　原刊《陇右文博》2008年第1期，第59～65页

　　一、《佛祖历代通载》对沙罗巴的记载

　　13世纪藏传佛教流播中土之时，虽然传教僧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但却往往受到中土儒学文士和佛教徒公开或无形的抵制。大多数藏族僧侣似置身中原文化之外，而未能像畏兀儿人那样投身于中原士人所敬重的文化事业，这种情况与元代西夏遗民也是不同的。1227年，西夏国被蒙古灭亡后，很多西夏人汉化，在中原地区用汉文进行创作，成为名闻遐迩的诗人，也有的成为画家和书法家。西夏僧人沙罗巴（1259～1314年）就颇为引人兴趣。沙罗巴是藏传佛教大喇嘛，由帝师八思巴（1235～1280年）推荐入朝为官。沙罗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蒙元宫廷中担任公职管理佛教事务，其才能学识为中土文人学士所赏识和敬重，一生更以精通多种语言而负有盛名，有好几部佛教经典都是由他翻译成汉语的。

　　西方有些学者在研究13至14世纪蒙元历史时曾提及沙罗巴其人，[①] 但往往语焉不详。虽然沙罗巴曾是八思巴的徒弟，但西藏史料中却几无记载，汉文史料对沙罗巴的记载可见于僧传及不同元人文集之中，其中最为详实的记载见于元代僧人念常所撰《佛祖历代通载》卷22中。兹引录如下：

　　甲寅（1314年）正月廿二日，改延祐，大赦。十一月遣使经理江西、江浙、湖广田粮。

　　弘教佛智三藏法师入寂。公积宁氏，讳沙啰巴观照。事上师著栗赫学佛氏法。善吐番（蕃）文字，颇得秘密之要。世祖皇帝尝受教于帝师发（八）思巴，诏师译语，辞致明辨，允惬圣衷，诏赐大辩广智法师。河西之人，尊其道而不敢名，止称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此积宁法师家”，其为见重如此。公昆弟四人，公其季也，总丱之岁，依帝师发（八）思巴薙染为僧，学诸部灌顶之法。时有上士名刺温卜，以焰曼德迦密乘之要，见称于世。帝师命公往学此法，温卜以公器伟识高，非流辈比，悉以秘要授之。于是王公大人，凡有志兹道者，皆于公师而受焉。

　　帝师迦啰思巴干即哩，以公之能，荐之世祖。诏译诸秘要，俾传于世。时僧司虽盛，风纪寖蔽，所在官吏，既不能干城遗法，抗御外侮，返为诸僧之害。桂蠹乘痈，虽欲去之，莫能尽也。颓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久选能者，欲使正之。以白帝师，佥谓诸色之人，岂无能者，必以为识时务，孰与公贤。以诏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既至，削去烦苛，务从宽大，其人安之。既而改授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以其气之正，数与同列乖迕而不合。公谓天下何事，况教门乎？盖吾人之庸，自扰之耳。夫设官愈多，则事愈烦。今诸僧之苦，盖事烦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为苛扰，可胜言哉。建言罢之，以闻，诏罢诸路总所。议者称其高。

　　公既得请，乃遁迹垄坻，筑室种树，盖将终焉。至大中，以皇太子令，召至京师，诏授光禄大夫司徒。仁宗皇帝龙德渊潜之日，尝问法于公，知公之贤。既践天位，眷遇益隆，诏给廪既馆于庆寿寺。诏公所译，皆板行之。

　　公幼而颖悟，诸国语言，皆不学而能。自为儿，人皆以为必成大器，既长，果能树立，致位三公。虽以德艺，抑亦遭遇于时也。其始为佛，诵其言，观其义。既涉其涯，遂厉于深。为人好贤爱能，尤能取诸人以为善。谈论之际，发其端已，得过半之思。故其所有，皆以好问而致。是以名胜之流皆从之，游以师友相处。

　　延祐元年十月五日殁，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诏赐中统钞万缗，俾求医药。太尉沈王，往视疾焉。既殁，又赐币万缗，以给葬事，遣使驿送其丧，归葬故里。门弟子相与建塔，以表其藏。寿安山云麓洪公，作铭有谓：“佛法之传，必资翻译，故译梵为华，或敌对名物，或唯以义，必博通经论，善两方之言，始能为之。”是以道安尝谓：“翻译微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非能者不足以有为也。所以传列十科，翻译居首者，岂非以其为之难功之大乎？予尝以诏与京邑诸公校雠藏典，历观自古翻译之家，以义译经如秦之罗什，译论唐之奘公。十数人之作，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其余或指义暧昧，或文辞疏拙。夫义之暧昧，盖译者之未尽文，或疏拙润色之失也。因思安公之言，以谓以弥天之高，尚称不易，今之译者，何其易哉？自季叶以来，译场久废，能者盖寡。岂意人物凋残之际乃见公乎？观其所译，可谓能者哉。

　　这部编年体著作写成于1333年间，内容涵盖从万物初始至这一年之间印度和中国佛教的历史，该书对其它佛教徒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沙罗巴的名字和家世

　　《佛祖历代通载》中的沙罗巴传对元代佛教流派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该传有两大特点：其一，文中突出了当时的宗教发展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沙罗巴的从师等相关资料。其二，朝廷倚重沙罗巴，并对其奖掖有加，如传记中提到延祐元年（1314年）当沙罗巴生病时，蒙古皇帝之继子太尉沈王亲自前往“视疾”。仔细查阅还可看到如下两点：该传记中曾引用法洪为沙罗巴撰写的墓志铭，庶几乎可以看出传记的第一部分有着不同的资料来源。如果整篇传记出于同一原始文献，那么《佛祖历代通载》即会注明其出处；再者，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传记中除了沙罗巴的圆寂日期外再无其它确凿的日期记载，如多次被任命和封赐的时间都了然无载。虽然只能推测出沙罗巴的诞生和圆寂时间，但我们可以从中国其它历史文献中获悉更多的沙罗巴生平活动日期。

　　沙罗巴姓积宁，为西夏人氏。西夏姓氏译成汉语多为两个音节。但笔者却未能找到其它有关积宁氏或相关对应语的记载。另一方面，《佛祖历代通载》中提到“有河西僧高沙剌巴”者曾建议皇帝纪念八思巴。这个人毫无疑问应该是沙罗巴。我们可以推测出沙罗巴汉姓高，或许另有可能“高”乃西夏姓氏“积宁”的汉译对音语。

　　《佛祖历代通载》中还提到沙罗巴的另外一个名字“观照”，这是个典型的佛教僧号，亦是汉语，而我们经常提及的名字“沙罗巴”则不是汉语。在哈佛燕京学社所编汉文大藏经索引中有出现有Slab-pa一词，但未给出解释。在前贤的研究著作中可以看到šar-pa一词，[②] 其读音和“沙罗巴”相对应。šar-pa在藏语里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与尼泊尔地区部族名Sherpa意同。由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受到人们的敬重，所以šar-pa亦为藏传佛教萨迦派“东方派”的名称。汉语文献中大多保留了“沙罗巴”的名字，šar-pa于是被替代不用了。但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沙罗巴”是从藏语名字演化而来的，这在王恽（1227～1304年）的文集中亦可以看出，文集里还记载有别处不曾发现的沙罗巴家世资料：

　　释教总统佛智大师积宁氏名沙罗巴，华言为吉祥慧也。西番人，祖相嘉屹罗，父沙罗观以象胥，主译诸经，至师八世矣。[③]

　　记载沙罗巴的汉语文献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其名字的最初形式。“吉祥”是梵语śri和藏语dpal的汉语意思，而梵语prajñā 和藏语šes-rab则是“慧”的意思。因此，藏语“šes-rab dpal”即“吉祥慧”之意。虽然用“沙罗巴”来音译藏语“šes-rab dpal”不是很准确，但毫无疑问沙罗巴的名字应为šes-rab dpal，梵语写作prajñāśrī。

　　沙罗巴父亲及祖父的原名我们只能进行推测。相嘉屹罗可能是Sangha grags，为梵藏合璧形式。Sangha为梵语，意为“寺庙”，而grags为藏语，意为“名声、荣誉”。其父沙罗观名字里亦有“沙罗”，意同“šes-rab”。 在古汉语里，“观”的发音为“gon”，所以，藏语有时将“观”音写作“mgon”，意为关照、照顾，所以沙罗观的全名应为“šes-rab mgon”。我们不必惊奇沙罗巴何以会是佛教译师之子，因为，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河西及西藏的僧侣是允许结婚的，早期的藏传佛教僧人并不奉行独身。

　　沙罗巴一生中大部分是在中原地区度过的，结交了很多下文里我们会提到的中原文人学士，他还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雪岩”，该雅号经常出现在元代文献中，但《佛祖历代通载》中却了无反映。

　　三、沙罗巴的译经

　　《佛祖历代通载》载沙罗巴曾从事佛经翻译，但并未说明他译自何种语言，亦未提及具体的译经。在现存的汉文《大藏经》中，可找到沙罗巴翻译的六种佛典，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中分别被编为925、926、976、1189、1417和1645号。由于其传记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些译经，故这里略予介绍：

　　第925号为《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2卷），署名为“大元三藏沙门沙啰巴奉诏译”，但无日期记载；第926号是《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1卷），与第925号署名相同；第976号是《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1卷），亦与第925号署名相同；第1189为《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1卷），有准确的日期记载，即元至大二年十二月九日（1310年1月10日）。仁宗皇帝龙德渊潜之日下诏出版，至大三年三月（1310年4月）完成印刷。注明至大年间（1308～1312年）由光禄大夫司徒沙罗巴奉旨译，[④] 与《佛祖历代通载》记载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题署都为汉语口头语而非书面语。刊印事务由当时颇受争议的白云宗总摄沈明仁负责。白云宗是元代佛教华严宗的一个支派，创建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中心在浙江及江南一带，创建人皆为沈姓。《元史》卷26《仁宗纪三》中经常提到沈明仁。他于延祐二年（1315年）被授荣禄大夫、司空，延祐四年“禁总摄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延祐六年“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夺，请汰其徒，还所夺民田。其诸不法事，宜令核问”。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恶，其严鞫之。”延祐七年因“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既已辞伏，今遣其徒沈崇胜潜赴京师行贿求援”而被遣回杭州治罪，同年以不法坐罪处死。

　　当时沙罗巴译《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的刊印为何要交付沈明仁负责呢？至今尚是个疑问。不管怎样，至大三年（1310年）他还是受朝廷重用的。根据《大正藏》第1189号佛经之尾跋可知，当时沈明仁住在归安郡的大慈隐寺，隶属湖州（今浙江吴兴）管辖。我们会奇怪为何正好是沈明仁和沙罗巴的译经联系在了一起，可能是沙罗巴在任江浙释教总统时结识了沈明仁。该译经在1300年前后即已广为流传了，吐鲁番亦出土有该经文的蒙古文残片。[⑤]

　　《大正藏》第1417号《佛说坏相金刚经陀罗尼经》（1卷）也是一部密教经典，署名同于1189号，亦为至大年间（1308～1312年）所译。沙罗巴最重要的译著是第1645号《彰所知论》（2卷），作者是八思巴，用藏语写成，藏文原题“šes-bya rab-gsal”，系为忽必烈太子真金所造，已被念常编写进《佛祖历代通载》卷11中。《大正藏》第1645号所署日期为大德十年十月十五日（1306年11月21日），题跋中讲到沙罗巴的官衔为“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⑥] 但末页又记载沙罗巴于1295年、1297年及1301年先后出任江浙释教总统。《彰所知论》是研究成吉思汗家族与佛教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故而有许多佛学专家和历史学家都研究过这部著作。[⑦] 该文献的序言中亦提到了沙罗巴的雅号“雪岩”。[⑧]

　　除《彰所知论》外，沙罗巴所译经典在此前都已有人翻译过，但相比之下，沙罗巴译本译风严谨、品质上乘，如《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这要留给佛学专家们去评论了。

　　四、沙罗巴和汉人官员

　　我们从元代学者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有关沙罗巴的其它事迹，这些资料大部分在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有列述。沙罗巴结交的朋友中，有多产学者王恽，前文已述及他关于沙罗巴的记载，此外还有更多记述：

　　师早侍帝师八思巴，受知先朝，精详内典，又喜儒书乐兴，吾厉游。元贞初，选师为江浙总统。明年，率诸山长老入观获侍，清燕启沃，一言煦燠，三吴同熙，大觉未归，江东父老演牒行台趣师南还。将行，以赠言为荣，因赋是诗以送。[⑨]

　　从文中可以看出，沙罗巴于元贞二年（1296年）造访过京师（今北京），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沙罗巴对儒学也颇为精通。当他离开京师返回南方时，王恽撰写七言诗以赠别，全诗如下：

　　白足毗耶不易逢，鬓丝禅榻偶相同，

　　经来震旦三千界，人在天龙八部中；

　　满送酒船浮北海，细熏香雾供南丰，

　　江东父老催飞锡，要沸潮音与海通。

　　此诗第一句就表达了与云游僧人谋面的不易，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南方众僧人也都期盼着沙罗巴能够早日回到杭州。全诗及序言都没有指明王恽与沙罗巴相会之地，但他们很可能会晤于京师，因为元贞二年王恽曾任职翰林院。

　　一年后，亦即元贞三年两人再次相会，这次是由沙罗巴出面邀请包括王恽在内的五位文人雅士相聚，称之为“清香诗会”。聚会后亦赋诗为念，王恽作了篇稍长的序言附在诗前。诗文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该序言却被收录在了王恽的文集中：

　　清香诗会序

　　道不同谋，咫尺两间，渺隔千里，心有所会，上下八方，溥同一云，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师、江浙总统沙罗巴者，闻予名而喜之，不知于渠何所取也？

　　一日，介应奉曹显祖来约，以深香闲适，兴同一会。于是，开禅室，敞宾席，蒲团乌机，列坐其次，佳酿数行，意甚悦。主人出宝熏娱客温炉回春楮，煤凝雪窗日含晖，岫云借涧先之以青桂继之，以绿洋糅以熟结加之，都梁栈融沉爇，气郁膏煎黄云作穗碧雾，蒙筵吟佩，未染鼻颧，先参或袖笼而饮瑞或心融而气宣。于是，健诗脾却蒸湿燕饮助其清胜志虑以之冲粹，不知佛齐、勃泥、婆律、大食、真腊、占城而相去几何！通为一洞天也。众客稽首，相师曰：“今夕何夕？余膏赡馥，沾丐如是，有不可思议者，第恐造物者，讶其多取而厌饫也。”

　　师曰：“庸何伤？且吾之为香者，众而心香为最，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是为五分香，天之所赋于我者。’如是而馨解脱，再的为妙用之极，即诗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贵夫能复其初而为物之灵也。愿此下香云遍蒲空界，作为无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岁之寿祺（傅初庵75岁、雷苦斋73岁、阎静轩63岁、王秋涧71岁、贾评事70岁），而为无尽藏说法，不以可乎？。”

　　于是众宾赞叹曰：“昔远师以庐阜清胜即于东林结社，绝尘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众。诸人依远游止，独繝明范宁召而不赴，岂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论之，众之淆杂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执著似累干中三也，何苦师心境双清，宾主两忘，不知我之为香，香之为我也，而以心香为主也。”

　　师曰：“有是哉！”遂相与一卢胡而别。

　　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谨序。[⑩]

　　根据该诗序题名来看，“清香诗会”应是在元贞三年（1297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于沙罗巴在京师的寓所举行的。春寒料峭，残雪犹存，沙罗巴的友人都年事已高，虽然有炭火和手炉取火，但依然寒气袭人。王恽的诗序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生动鲜活的场景，沙罗巴好礼而博学，旁征博引儒家经典与诸位友人高谈阔论，但亦不失时机地宣扬佛法中的真善之美。

　　除王恽之外，客人里还有其他几位文士：傅初庵即傅立（1223年～？），是个喜谈易经的史官；雷苦斋即雷膺（1225～1297年），为金监察御史，亦为史官；阎静轩即阎复（1236～1312年），1279年起拜翰林直学士，任浙西道肃政廉访使，1304年升为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1311年告老还乡，著有诗集《静轩集》；贾评事，在序中只提到其官职并无其名，“评事”是朝中一个小官职名称，刘敏中于1301年撰写的一首诗序里曾提到贾评事号“颐轩”。沙罗巴友人中除贾评事外都用其号，和清香会的气氛很相称。

　　大德二年（1298年），沙罗巴又任职福建行省，这在赵文昌所撰的一通碑铭中有记载，可惜此碑在1930年左右便失传了，只有碑文的概要被保存在《闽中金石略》中，并于1934年出版。赵文昌，山东济南人，曾在北方做过几年地方官，后于1277年任职监察官，之后又任浙西按察使。1298年，赵文昌游历福建闽侯镇西南的乌石山，并赋诗一首，记叙了其游山时在亭中饮酒的情景，诗序中有关于沙罗巴的记载：

　　大德二年立秋日，同雪岩[释教]总统饮乌石之道山亭，济南赵文昌题，住山□乌石也□摹刻。[11]

　　碑文中有三个字已模糊难辨，但总体内容是清晰的：沙罗巴参加了这次游山，所题日期为大德二年九月十四日。

　　早在大德二年初，赵文昌即与沙罗巴在闽侯东30里处的鼓山游历过，[12] 当时亦曾赋诗，并刻在山崖上。诗为借景抒情诗，题名记载了同出游的友人：

　　总统三藏大师沙罗巴、监宪公脱脱木儿、签司陈锡、潘昂、霄秃满同余来游鼓山。大德二年春正月乙未，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济南赵文昌题。时靖也，侍行长公在山杰公刊诸石。是年四月初吉，靖同耆宿吴绮、陈子修来游。[13]

　　从上文可知，在沙罗巴和赵文昌以外还有其它几位人士：脱脱木儿，和赵文昌一样是按察使；陈锡，在南方任监察官，后又任按察使；潘昂霄乃赵文昌同乡，1298年任南台御史，后又迁闽海宪佥，累官翰林侍讲学士，编著有《河源记》；秃满无资料记载，在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出现有该名（第2700条）。上文题记中，所署两个日期不同，前者为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十九日，后者大德二年五月十二日。但后者像是由赵文昌和其它两个友人吴绮、陈子修写下的，当时并无这两人的记载，可能他们是闽侯本地的学者。

　　另有一则鼓山的碑文记载了沙罗巴和几位长老的出游：

　　雪岩总统沙罗巴、海岩总统苑吉祥、雪庵宗师李溥光，大德二年四月望，同登绝顶。[14]

　　所署日期为大德二年（1298年）五月二十六日，由此我们可知沙罗巴在福建出行游山共有三次，即大德二年二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六日、九月十四日，有可能是沙罗巴在整顿僧风时曾在闽侯驻锡近一年时间。苑吉祥，号“海岩”，资料不详。其中，“吉祥”是梵语“Šri”或藏语“dpal”的对应语，因其为僧名，可能是个宗师。李溥光是个名士，山西大同人，头陀教宗师，工诗善书，五月二十六日的鼓山之行可能就是这三位长老结伴出游的。

　　1301年沙罗巴回到西夏故里河西，许多友人赋诗送别。刘敏中（1243～1318年），翰林直学士后拜翰林学士承旨，其诗序中有不少沙罗巴的介绍：

　　江浙释总统雪岩名沙剌卜，西番人，读儒书喜与吾属游。当以名香会王秋涧、傅初庵、雷苦斋、贾颐轩、阎静轩五老，号“清香会”。四老赋诗秋涧作序，大德辛丑由杭来京师，将往秦凉二州萁其师塔，临行会诸公于君逵之家，予始识焉。求诗为书二绝句：

　　吴越名山以遍寻，秦凉孤塔动归心，

　　乾坤万里如来海，却向诗人觅赏音。

　　飞锡临将远入秦，回头一笑更情亲，

　　定知许我归来日，也作清香会里人。[15]

　　另一位是有名的翰林学士程钜夫（1249～1318年），其赠别诗题曰《送司徒沙罗巴法师归秦州》，虽未指明时间但无疑和刘敏中诗一样作于1301年。诗文有20行，高度赞扬了沙罗巴，将其比作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诗中还提及沙罗巴的儒学造诣：

　　秦州法师沙罗巴，前身恐是鸠摩罗；

　　读书诵经逾五车，洞视孔释为一家。

　　帝闻其人征自遐，辩勇精进世莫加；

　　视人言言若空花，我自翼善刊浮侉。

　　雄文大章烂如霞，又如黄河发昆阿；

　　世方浩浩观流波，五护尊经郁嘉嗑。

　　受诏翻译无留暇，辞深意奥极研磨；

　　功力已被恒河沙，经成翩然妙莲花。

　　大官宠锡真浮苴，舍我竟去不可蔗；

　　青天荡荡日月赊，何时能来煮春茶？[16]

　　诗文中有许多明喻暗喻，但大体内容是清楚的：沙罗巴来自黄河之源的西地，却对中土佛教有着重大的贡献和影响。该诗亦表明沙罗巴的宗教观是儒释一家的。沙罗巴身为一代宗师，思想博大，喜与儒士僧侣属游，如同其名一样，是位深谙佛旨的弘法大师。

　　本文译自《东亚宗教与哲学——施泰宁格65寿辰纪念文集（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zum 65. Geburtstag）》，维尔茨堡，1985年，第201～222页。作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系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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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可参见杜齐（Giuseppe Tucci）：《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第1卷，罗马，1949年，第257页注183；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佛学研究选集（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1929-1970）》，莱登，1973年，第238～239页。

　　[②] 参见杜齐：《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第1卷，罗马，1949年，第103、257页。

　　[③]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22。

　　[④] 《大正藏》卷20，No. 1189，页824c-825a.

　　[⑤] 对该蒙古文残片的研究可参见魏弥贤（Michael Weiers）：《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文献残卷TM 40（Zum Textfragment TM 40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17卷，1967年，第329～352页。

　　[⑥] 《大正藏》卷32，No. 1645，页226b。

　　[⑦] 如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257页；师觉月（P. C. Bagchi）《中国的佛教圣典（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第2卷，巴黎，1938年，第612页；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从部落酋长到帝主神王——元朝的合法性（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üan Dynasty）》，慕尼黑，1978年，第52～63页；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Tibetans in Yüan China）》，郎劳依斯（J. Langlois）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ongol Rule）》，普林斯顿，1981年，第306～309页。

　　[⑧] 《大正藏》卷32，No. 1645，页226a。

　　[⑨]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22。

　　[⑩]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2。

　　[11] 陈启仁：《闽中金石略》卷1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页3a。

　　[12] 陈启仁：《闽中金石略》卷10，页3a-4a。

　　[13] 陈启仁：《闽中金石略》卷11，页10b-11a。

　　[14] 陈启仁：《闽中金石略》卷12，页6b-7a。

　　[15] 刘敏中：《中庵集》卷5。

　　[16] 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19，台北：国立中央书局馆，1970年，页15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