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

　　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

　　茨默 著 桂林 杨富学 译

　　原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136～141页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文献[①] 包括大约8000件尺寸大小不同的文书残卷。[②] 因此，柏林藏品中的这一部分文献相对其他吐鲁番回鹘语文书收藏品来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些文书残卷中的主要成分是一些卷轴装书籍残片、梵荚装册子残片、不同形式的书籍和木版印刷品残片，[③] 其使用的文字大部分为回鹘文。这种文字的根源，经亨宁研究，将推定于阿拉美（Ahrimans）文字。[④] 此说不无道理。只有一少部分用粟特文写成，此种文字是回鹘文的先驱。回鹘摩尼教徒既使用摩尼文，也使用回鹘文。此外还有一些残卷用突厥卢尼文字母写成，[⑤] 同样有很少量的残卷用叙利亚文、[⑥] 藏文[⑦] 和婆罗迷文[⑧] 写成。[⑨] 在一份蒙古文文献的印章中甚至发现有用八思巴文写成的回鹘语内容。[⑩] 在某种程度上可从其所用文字之种类推断其残卷的内容归属，[11] 如佛教徒从未使用过摩尼文，相反，也未发现用婆罗迷文书写摩尼教内容等文书，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其它形式上的归类可用来判断一份文书的类别。如在摩尼教文书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标点法，[12] 这种现象在其他内容的文书中从未出现过。同样具有特点的是，摩尼教和基督教文书没有哪一件是通过木版印刷技术印制的。[13]

　　绝大多数回鹘语文书残卷都未署明日期。[14] 有些文献有序跋，但大部分序跋都是采用十二生肖法来纪年的。因此，大多数文书都无法弄清其具体的撰写年代，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从一些序跋的情况和一些其他并不太直接的原因来看，大部分回鹘语摩尼教文书和最古老的佛教文书的时代应在8～10世纪左右。写成于10～13世纪的文献大多数都为佛教内容或其它非宗教的文书。属于更晚时代的只有几件用回鹘文草体字写成的佛教典籍和一些署有年代的文件。

　　吐鲁番回鹘语文书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们是继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之后我们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古突厥语文书。因此，他们对研究突厥-回鹘语言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吐鲁番文书也证明了9世纪时迁入高昌的回鹘人和其它突厥部落的高度发展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他们作为摩尼教以及佛教信徒以他们的祖先和和邻人为榜样创造出来的文化。[15]

　　20世纪初派往新疆的四次“吐鲁番探察队”除了把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品带回柏林外，还带回了一大批古文书残卷。[16] 在柏林，缪勒、福伊和勒柯克等立即投入了整理研究回鹘语文书的工作。早在1904年，缪勒即已发表《摩尼教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ürkistan）》一文，刊布文书二件。后经研究、甄别，被确定为《摩尼教徒忏悔词（Xvāstvānīft）》译本。在缪勒致力于佛教文书研究的同时，勒柯克则率先开始了回鹘语摩尼教文书的研究工作。

　　这些文书只占了回鹘语藏品中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它们却因内容详细而显得特别珍贵。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大多数用伊朗语和回鹘语写成。在回鹘语摩尼教写经中，最有意义的作品当推《摩尼教徒忏悔词》，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20件，均由勒柯克刊布。[17] 与此同时，邦格、[18] 沙德尔[19] 和阿斯姆森[20] 等人相继对其进行研究。他们的后期工作为阐明这批文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忏悔书残卷尚有待刊布。[21] 这里还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一封回鹘文信函。在此信中，出现了《摩尼教徒忏悔词》里人们熟悉的询问收信人身体状况的帕提亚语manāstār hirzā（意为“请赎罪！”）。[22] 这件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很可能是一封致某位摩尼教精神领袖的信函。遗憾的是，此信过于残破，无法进行更详尽的研究。

　　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还发现有《沙卜拉干（Sāpuragān）》的译文残卷，另有七件摩尼教经典的译文残卷。[23] 在一份特殊的出版物中，邦格就摩尼教讲经问题进行了论述。[24] 其中有佛祖前生作为王子时的本生故事节选和一份回鹘语巨人书（？）译文残卷等。有几卷残卷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描写的是希腊《伊索寓言（Vita Aesapi）》译文的某些章节。拉笋伊[25]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分析了这些有关回鹘文献[26] 残卷的来源，可能的传播途径以及它们的意义。这些回鹘语摩尼教文书的大部分是赞美诗，它们中间还发现有诗文的原稿。[27] 除这里所列举的文书外，今已刊布的出版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较小残卷，它们中一部分很难进行确认。此外还有很多未刊布的残卷，[28] 因此可以说，对摩尼教的研究尚未结束，这里涉及的是有关语言学方面的考证工作。[29]

　　柏林藏品中描写历史事件的唯一一件摩尼教文献也是用回鹘语写成的，内容列举了所述时间的前因后果。[30] 很多摩尼教残卷属二次使用（即利用旧文书的背面书写），这一点在佛教文献中是不常见的。[31]

　　佛教文书在柏林藏品中占绝大部分。[32] 从文字隽的写经体到随意书写的草书体，在佛教文献写本中都可见到，最常见的写本形式是梵荚装，还有大量的佛经木刻印本。有几件写本用黑墨写成，同时又使用了朱笔。朱笔的使用不是为了强调佛、菩萨之类神祇，只是用作偈颂起首之标记。有几件写本，也有几件木刻艺术品，还配有插图，图文并茂，同出回鹘工匠之手。

　　大多数佛经残卷都用回鹘文书写，只有少量的文书用藏文或婆罗迷文写成，这种情况的存在正好为古突厥语音位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意义非常重大。

　　大部分回鹘文佛教文献都是译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Küsän，即吐火罗语乙种方言，又称焉耆语）都曾作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阿拉特近期刊布的佛教头韵诗似可视为原始创作。[33]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出现了独立的回鹘佛教术语，其形式主要是来自别失八里博学多才的翻译家和学者胜光法师（Šïngqo Šäli Tutung）的译作。这些来自不同传统的佛教术语也曾长期在蒙古佛教中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种令人奇怪的现象，有一份回鹘文文书竟赫然出现有蒙古语词汇的佛教术语。

　　在回鹘语佛教写经中，讲经文书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们大多为譬喻经或本生经，极受普通信徒的欢迎。此类文献已由缪勒和葛玛丽出版刊行，为世人所熟知。[34] 在回鹘语佛教讲经文中有特殊意义的当属译自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这篇文献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内容明确，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其舞台表演艺术的部分章节。葛玛丽把柏林藏卷影印出版，含图227祯。[35] 最近，另有一部更完整的同属《弥勒会见记》的文献在哈密发现，计有608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完好无损。[36]

　　与此相关，还要提到几件未刊布的残片，她们的内容与迄今尚不明确的回鹘语译《五卷书（Pañcatantra）》有关。已甄别出的残片为亚洲胡狼（我认为，就是狐狸精）离间狮子与公牛之间友情故事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是否也在佛教本生经中出现，尚不得而知。

　　已知的经卷文书中有几份《妙法莲花经》译本抄件，更有为数众多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这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可叹的是，该文献迄今尚未得到刊布。[37]列宁格勒现保存有一件较晚期的内容更完整的抄本，[38]因此要刊布这件至关重要的文书，尚需仰仗与苏联突厥语学者的合作才能实现。

　　除上述之外，还应提到《金刚经》之译文残卷。由鸠摩罗什译成汉语的《金刚经》，流传甚广。以之为据，中土僧人伪撰了数部经典，在敦煌都有写本留存。在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已经发现的回鹘文写本计达六种，井之口泰淳1968年在柏林逗留期间，对此进行了落实。这篇文书作为《吐鲁番突厥语文书》之第11种，[39] 将由哈蔡博士和笔者联合刊布。

　　很多回鹘文写本为普通教徒的忏悔词。[40] 与此相关的还应提到一份题为《慈悲道场忏法（Kšanti qïlγuluq nom）》的文书，此文书是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属而使用的。这份译自汉语而内容丰富的文书现正由罗伯恩（K. Röhrborn）研究出版，也将收入《吐鲁番突厥文书》系列。[41] 迈耶尔（I. Meyer）小姐也正在加工整理类似的一份文书。该文书用写经体撰成，梵荚装。我们还应提到那批佛教密宗文献，对其整理尚待时日。缪勒已把这份文献定名为“喇嘛教魔法礼仪”。[42]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现今得到出版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如前已提到的那样，在回鹘文草书残卷中，还有一些篇幅较大的佛教文书。其中，由铁兹江整理的一份写本计有70页，含有一则譬喻故事和一首赞弥勒诗，[43] 而此文书是以孙陀利（Sundarī） 讲经为基础的。

　　对佛教文书进行甄别困难重重，首先要对佛教文献有综合的了解，而佛教文献卷帙浩繁，人所共知。今尚不能预见这些回鹘语文书对佛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因为出版量还太少。可以说，将所有文书出版已成迫在眉睫之事。在编目整理过程中可选择最重要的写本优先出版。

　　为数不多，但意义非浅的是景教文书，[44] 它们几乎全部出自吐鲁番北边的葡萄沟。现在仅有两份巫师祈祷文为人熟知。[45] 这两份文书是以耶酥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为原形的，但比《使徒传》多出了如下内容：

　　作为对礼物的回报，基督暂时离开了马槽，像拽面团一样拽下一块圆石头赐给巫师们。巫师们接过石头，怎么搬也搬不动；让牲畜驮，也驮不动。他们于是商量了一下，随后便将其推进途经的井中。稍倾，当其挥首顾盼之时却发现，从该井中升起一团可怖的火圈。惊魂甫定，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抛弃的实是宝物。有鉴于此，巫师至今仍惧火。[46]

　　《圣乔治殉难记》也有回鹘语译本留存，此外还有不乏基督教烙印的占卜文书。为数不多的用叙利亚文写成的残卷也颇为引人注目，其中有一本篇幅不大的祈祷文书，上面既有用叙利亚文写就的叙利亚语、回鹘语双语文书，又有用回鹘文写就的上述两种语言的文书。[47]对这批出自葡萄沟的文献进行总结性的整理研究已被提上了日程。[48]

　　在我还没有谈到非宗教文书之前，我先提一下《吐鲁番突厥文书》第1卷所收的那件占卜书。此文书在风格上摹仿的是古汉语《易经》的文体。文中有几部分与韵律诗之格式类似。

　　非宗教文书主要见于以草体写成的写本中。柏林藏品中存有大量的医学、[49] 天文学和星占学文献。[50] 此类写本对研究回鹘历法不无意义。还有同样较少受重视的经济类文书，[51] 即有关买卖的契约、继承法规、解放奴隶文书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对这些文书进行整理和诠释存在着殊多困难，但它们对了解回鹘王国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又的确极富意义。[52] 从中可以看出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中原王朝及波斯、阿拉伯诸国之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53]

　　在一篇时代较晚，内容与亚历山大有关的蒙古文译本写卷中，[54] 出现了几首回鹘民间歌曲，[55] 还有几则谚语，[56] 它们出自同一份残卷。在这篇有关吐鲁番回鹘语文书残卷保存现状的短文的最后，我还想提示一下未受人们重视的信函残件，[57]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其在文体上有些因素与《福乐智慧（Qutdγu Bilig）》如出一辙。回鹘文信函在外形上具有的特点在蒙古文信函和一些典章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本人这篇概述回鹘语文献收藏、整理情况的小文，因时间仓促，必然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但它却能说明，上述文书的大部分整理和诠释工作是由众多的学者，如缪勒、福伊、勒柯克、葛玛丽、阿拉特以及其他人共同完成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提出邦格的勤奋工作，我们以此纪念他1969年8月9日的100周年诞辰。他对吐鲁番文书的精辟论述，为回鹘语诗歌的描写奠定了基础。

　　虽然已有上述骄人的成就，但仍有大量的文书和资料尚至今沉睡惬中。对未整理刊布的写卷进行诠释之必要性，通过学人在此领域所做的工作，其意义与价值正日益显露出来。

　　本文译自《东方藏书与收集品（Orientalistische Bibliotheken und Sammlung）》，柏林，1970年，第39～53页。其中部分论著在本文发表时尚在印刷之中，译者均予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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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文书及研究工作之出版物目录，可参见葛玛丽（A. von Gabain）：《古突厥语语法（Alttürkische Gramatik）》，莱比锡，1950年，第225～246页及补遗第368～372页；劳文塔尔（R. Loewenthal）：《中亚突厥语言及文献研究目录（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Central Asia. A Bibliography）》，海牙，1957年，第26～34页；西诺（D. Sinor）：《欧亚大陆中部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威斯巴登，1963年，第86～96页。

　　[②] 此外还有保存在美因兹（后移马尔堡，现存西柏林）的残卷。参见色那西·特肯（Ş. Tekin）：《美因兹存突厥语文献目录（Katalog der Turcica, die sich z. Zt. in Mainz befinden）》（未刊）；同氏：《美因兹吐鲁番藏品之突厥语残卷现状（Der heutige Zustand der Turcica der Turfan-Sammlung in Mainz）》，《东方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Trudy dvadcat’ pjatogo meždunarodnogo kongresa vostokovedov）》第3卷，莫斯科，1963年，第319～321页。此外还有部分残卷现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

　　[③] 参见葛玛丽：《古突厥语写作文化及印刷术（Alttürkische Schreibkultur und Druckerei）》，《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171～178页。

　　[④] 亨宁（W. B. Henning）：《吐火罗语之名称（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大亚洲（Asia Major）》第1卷，1949年，第159页。

　　[⑤] 参见勒柯克：《吐鲁番出土蓝突厥文献（Köktürkische aus Turfan）》，《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09年，第1047～1061页。

　　[⑥] 一份以叙利亚文写成的回鹘语文书，编号为M152，见前揭葛玛丽：《古突厥语写作文化及印刷术》第184页。另有几件未刊残卷出自吐鲁番以北的库鲁塔格。见勒柯克：《新疆之希腊遗迹（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ürkistan）》，莱比锡，1926年，第36页。

　　[⑦] 克劳逊（G. Clauson）：《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伦敦，1962年，第96～100页。

　　[⑧] 参见葛玛丽：《吐鲁番突厥文书（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8卷，柏林，1954年。

　　[⑨] 参见葛玛丽：《古突厥语写作文化及印刷术》第178～188页；克劳逊：《阿尔泰世界文学的传播（The Diffusion of Writing in the Altaic World）》，《阿尔泰文明诸方面（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1963年，第139～142页。

　　[⑩] 参见李盖提（L. Ligeti）：《古代蒙古语文献汇编（Mongol Nyevemlektar）》第1卷，布达佩斯，1963年，第157页。

　　[11] 参见葛玛丽：《古代婆罗迷文突厥语文献的作者（Die Schreiber der alttürkischen Brāhmi-Texte）》，《东方学研究（Studia Orientalia）》第28卷第5期，赫尔辛基，1954年，第3～4页。

　　[12] 参见勒柯克：《中亚晚期佛教（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lasien）》第2卷：《摩尼文细密画（Die manichäischen Miniaturen）》，柏林，1967年，第6页。

　　[13] 参见葛玛丽：《吐鲁番藏品中的印本（Die Drucke der Turfan-Sammlung）》，《德国科学院学报·语言文学与艺术部（SDAW）》，1967年，第1号，第6页。

　　[14] 有关年代的考证参见热合马提（G. R. 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书（TTT）》第7卷，柏林，1936年，第79～83页；葛玛丽：《古代突厥的纪年方式（Alttürkische Datierungsformen）》，《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AJb）》第 27卷，1955年，第191～203页。

　　[15] 参见葛玛丽：《高昌回鹘王国（Das uigurische Königreich von Chotscho, 850～1250）》，《德国科学院学报·语言文学与艺术部（SDAW）》，1961年，第7号，柏林，1961年。

　　[16] 关于吐鲁番探险成果的概况，参见波伊斯（M. Boyce）：《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摩尼教伊朗语写本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柏林，1960年，前言第9～35页。

　　[17] 勒柯克：《摩尼教徒忏悔词（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集刊（APAW）》1910年号，柏林，1911年；斯坦因（A. Stein）博士：《敦煌出土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aean Auditores）》，《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11年，第277～314页。

　　[18] 邦格（W. Bang）：《摩尼教徒忏悔箴言（Maniche Laien-Beichtspiegel）》，《博物馆（Le Museon）》第35卷，1923年，第137～242页。

　　[19] 沙德尔（H. H. Schaeder）：《摩尼教文献的新发现与研究（Der Manichäismus nach neuen Funden und Forschungen）》，《东方杂志（Morgenland）》第28 卷，莱比锡，1936年，第80～109页。

　　[20] 阿斯姆森（J. P. Asmussen）：《摩尼教徒忏悔词：摩尼教研究（Xuāstvanift-Studies in Manichaeism）》，哥本哈根，1965年。

　　[21] 指T I D 615（U 5464）、T II 894（U 5501）和T II D 93（U 5511）诸残卷。

　　[22] 此残卷编号为T II 122（Ch/U 6854）。TM 197（U 5281）号残卷也为具有同样特点的文书。

　　[23]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34页。

　　[24] 邦格：《摩尼教讲师（Manichäische Erzähler）》，《博物馆（Le Museon）》第44卷，1931年，第1～36页。参见阿斯姆森：《作为文化遗产中介者的摩尼教（Der Manichäismus als Vermittler Literarischen Gutes）》，《Temenos》第2卷，1966年，第5～21页。

　　[25] 拉笋伊（L. Rasonyi）：《回鹘文伊索寓言残卷（Das uigurische Asop-Josïpas-Fragment）》，《拜占庭-新希腊年鉴（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第7期，1930年，第429～443页。

　　[26] 关于其它的《伊索寓言》残卷，参见茨默：《突厥语伊索寓言残卷（Die türkischen Yosïpas-Fragmente）》，《东方学研究所纪要（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1968年，第45～67页。

　　[27]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第232～233页；阿拉特（R. R. Arat）：《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Şiiri）》，安卡拉，1965年，第1～7号文献。

　　[28] 参见茨默：《一首摩尼教突厥语诗歌（Türkee bir mani Şiiri）》，《突厥语言研究年报（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ı Yıllığı Belleten）》，1969年，第39～51页；同氏：《一件用摩尼文写成的摩尼教突厥语残卷（Ein manichäisch-türkisches Fragment in manichäischer Schrift）》，《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23卷，1970年，第157～165页。

　　[29] 茨默：《吐鲁番突厥语摩尼教文献的语言与文字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ä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博士论文，未刊。

　　[30] 茨默：《高昌出土的一件摩尼教书籍残卷（Ein manichäisches Buchfragment aus Chotscho）》，《汤姆森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V. Thomsen）》，莱比锡，1912年，第145～154页。

　　[31] 前揭葛玛丽：《古代突厥的纪年方式》，第191～203页；同氏：《古突厥人生活的草原与城市（Steppe und Stadt im Leben der ältesten Türken）》，《伊斯兰教（Der Islam）》第29卷，1949年，第30～62页。

　　[32]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第221～230页；西诺：《中亚突厥的佛教（A középázsiai török buddhizmusról）》，《柯斯玛档案（Körösi Csoma Archivum）》第1卷补编，1939年，第353～390页；提罗（Th. Thilo）：《柏林吐鲁番藏品中佛教文书整理研究概况（Die Bearbeitung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佛教年刊（Buddhist Yearly）》1967年号，第80～82页。

　　[33] 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第8～27号文献。请参见哈蔡（G. Haza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一首佛教诗歌（Ein buddhistisches Gedicht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东方学报》第23卷，1970年，第1～21页。

　　[34] 缪勒（F. W. K. Müller）：《回鹘学（Uigurica）》第3卷，《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20年，第2号；同氏：《回鹘学》第4卷，由葛玛丽编辑出版，《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1年，第675～727页。

　　[35] 葛玛丽：《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娑论经典的古突厥语本（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ika-Schule）》第1卷，威斯巴登，1957年；第2卷，柏林，1961年。

　　[36] 冯家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7/8合期，第90～97页。

　　[37] 缪勒：《回鹘学》第1卷（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08年第2号，第17～33页）发表的几件文献除外。

　　[38] 拉德洛夫（W. Radloff）和马洛夫（S. E. Malov）以回鹘文印刷体字母出版了圣彼得堡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见其所著：《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 Sūtra zolotogo bleska）》（=《佛学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第 17种，圣彼得堡，1913～1917年。 其大部分内容又由拉德洛夫译为德语出版。此出版物是以大量的翻译和音标为基础的。

　　[39] 译者注：后来情况有变，该书作为《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erliner Turfantexte）》之第1种于1971年在柏林发表。

　　[40] 同上引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第227～228页；茨默（P. Zieme）：《一件回鹘语忏悔书（Ein uigurisches Sündenbekenntnis）》，《东方学报（AOH）》第22卷，1969年，第107～121页。

　　[41] 译者注：后因情况有变，此书作为《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之第2种于1971年于柏林出版。

　　[42] 缪勒：《吐鲁番出土物中的一份喇嘛教咒语仪式书（Ein uigurisch-Lamaistisches Zauberritual aus den Turfanfunden）》，《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28年，第381～386页。

　　[43] 文书编号为T III M 228（Ch / U 7370），葛玛丽在《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印本（Die Drucke der Turfan-Sammlung）》（载《德国科学院学报·语言文学与艺术部（SDAW）》，1976年，第1号）一文的第28页中曾提到过。

　　[44] 迄今为止已知的文书已由邦格刊布于《一份突厥语景教〈圣乔治殉难记〉文本残卷（Türkische Bruchstücke einer nestorianiachen Georgspassion）》，《博物馆》第39卷，1926年，第41～75页。

　　[45] 这里指的是缪勒（《回鹘学》第1卷，第5～10页）刊布的T II B 29号文书，该文献出土于葡萄沟。另有极小残片D I H（U 6），勒柯克刊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见勒柯克：《回鹘文字导论（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uigurische Schriftkunde）》，《东方语言讨论集（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第22卷，1919年，第101～102页。后者出自高昌故城HI遗址。

　　[46]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第237页。

　　[47] 这本小书标有T II B 41（U 338）等编号。

　　[48] 葡萄沟和库鲁塔格出土之未刊文书之状况，可参见茨默：《吐鲁番出土突厥语景教文书（Zu den nestorian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n）》（提交第十二届阿勒泰学会议论文），柏林，1969年。

　　[49] 几乎所有类似种类的残卷已被热合马提刊布，见其所著：《关于回鹘的医学（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第1部分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0年，第451～448页；第2部分载同上，1932年，第401～448页。

　　[50] 热合马提（G. R. 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书（TTT）》第7卷，柏林，1936年，第12号文献。

　　[51] 拉德洛夫：《回鹘文献集（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列宁格勒，1928年；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第5～53页。

　　[52] 吉洪诺夫（D. I. Tichonov）：《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制度（Chozjajstvo i obščestvennyj stroj uj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

　　[53] 巴托尔德（W. W. Barthold）：《突厥民族历史研究之现状与任务（Der heutige Stand und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geschichtlichen Erforschung der Türkvölker）》，《德国语言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第83卷，1929年，第121～142页。

　　[54] 海尼希（E. Haensch）：《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语文献（Mongolica der Berliner-Sammlung）》（II），《柏林德国科学院集刊（ADAW）》，1959年第1号，柏林，1959年，第39～48页；波普（N. Poppe）：《一份蒙古语亚历山大传说写本（Eine mongolische Fassung der Alexandersage）》，《德国语言学会杂志（ZDM G）》第107卷，1957年，第105～129页。

　　[55] 邦格、热合马提：《古代吐鲁番民歌（Lieder aus Alt-Turfan）》，《大亚洲》1933年，第129～140页。

　　[56] 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第34号文献。

　　[57] 铁兹江、茨默：《回鹘文信函残卷（Uigurische Brieffragmente）》，《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年，第451～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