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碑铭所见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关系考

黠戛斯是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古突厥文碑铭中写作qïrqïz。由于汉文史料记载黠戛斯的资料很少而且支离破碎，对黠戛斯与突厥、回鹘的关系问题绝少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蒙古高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古突厥文碑铭，不仅为突厥汗国及漠北回鹘汗国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黠戛斯历史的重要史料。在突厥碑铭中，清楚地记录了突厥、回鹘对黠戛斯的数次征讨，填补了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通过对这些碑铭的解读，可以清晰地了解黠戛斯与突厥、回鹘间的复杂关系，既可了解当时的战争进程，同时也能看出突厥、回鹘文明对黠戛斯历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唐朝 突厥文 碑铭 黠戛斯 突厥 回鹘 民族关系

黠戛斯是唐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柯尔克孜（亦音译作吉尔吉斯）族、图瓦族、阿尔泰族和哈卡斯族的先民，在古突厥文碑铭中写作qïrqïz。840年，黠戛斯曾建立黠戛斯汗国，与唐朝中央保持着友好关系。黠戛斯及其管辖的各部在叶尼塞河流域一带留下了一些墓志铭和出土的带有古突厥文的器皿及钱币等。这些对研究古黠戛斯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④] 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叶尼塞以东的蒙古高原地区，还发现有为数众多的属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的碑铭。[⑤] 其中，属于前者的有《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内容涉及突厥诸汗国与黠戛斯的关系问题。属于后者的则有《铁尔浑碑》、《磨延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台斯碑》等，此外还有黠戛斯勒立的《苏吉碑》。从中可以看出，漠北回鹘汗国曾对黠戛斯进行过多次战争。黠戛斯为对抗突厥汗国与漠北回鹘汗国的打击，还曾经与唐朝结盟，而此事在汉文史料中得到印证。就本文而言，更重要是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时期的碑铭文献。

突厥文碑铭史料的记载对研究黠戛斯与突厥、回鹘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⑥] 但是，由于碑铭存在碑文残破、叙述不连贯、可印证资料相对较少等问题，对认识历史上黠戛斯与突厥、回鹘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如叙事缺乏时间序列、所述史实前后混乱，文字简略交代不清等。故而有必要借助汉文史料，对碑文所涉史实进行细致的考证。

一、黠戛斯与突厥的关系

汉文史料记载，早在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朔漠时，与黠戛斯间的敌对关系就已经产生了。552年，突厥首领阿那土门于自称“伊利可汗”（Il Qaγan，盟主或国王之意）。553年，伊利可汗死，长子科罗继立为乙息记可汗（553年），旋亡，弟燕都继立，号木杆可汗（553～572年）。木杆“勇而多智”，在消灭了柔然残余后，“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⑦] 木杆可汗向北扩张，占领了契骨（黠戛斯）地区。但契骨并未因此而屈服，《北史》卷99《突厥传》载：“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后。”他们随时都在伺机反抗突厥的统治，直到8世纪中叶突厥势力被彻底消灭。

583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汗国，西突厥汗国为牙庭设在应娑，其址约在焉耆西北300公里。可汗是室密点可汗的子孙；东突厥汗国牙庭为原汗国牙庭，可汗则为创立者伊利可汗的子孙。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余众或走西域，或投薛延陀，有近十万人则归附唐朝。其中，投薛延陀的突厥别部贵族车鼻（名斛勃），骁勇善战，为薛延陀所忌而逃走，被残部推举为可汗，建牙帐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东突厥余众归之，数年之间，有胜兵三万人年，“西有歌罗禄，北有结骨……皆附隶之”。[⑧] 结骨（黠戛斯）入于东突厥乙注车鼻可汗的统治范围。永徽元年（650年）六月，高宗遣高侃率精骑击乙注车鼻，擒之以归。漠北地区全入唐朝管辖范围，黠戛斯才藉此而摆脱了东突厥的附属地位。此后三十年，北边无事。

至于黠戛斯与西突厥的关系，文献反映甚少。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汗国发生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部乙毗咄陆可汗（638～642年）向北方扩张，建汗庭于镞曷山西，谓为北庭，当时北方诸国多向乙毗咄陆可汗称臣，“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燖、触木昆诸国皆臣之”。[⑨] 其中的结骨，即《北史》所谓的契骨，同为黠戛斯的又一汉语译名。

随着东突厥势力的式微，漠北各族纷纷入唐称臣。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太宗以黠戛斯地区为坚昆都督府，拜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为左屯卫大将军，领坚昆都督府都督，隶唐燕然都护府。从此，黠戛斯居地成为唐的羁縻府州之一。

唐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颉利可汗族人骨咄禄自立，建后突厥汗国（682～744年）。此时，黠戛斯的势力不断发展，已可与之相颉颃，其地域与后突厥汗国大致相当，且资源丰富，[⑩] 与突厥利益冲突较多，突厥与黠戛斯之间的战争主要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汉文史册中，虽然也反映出黠戛斯与突厥汗国是敌对的关系，然而并没有记载具体的史实。在《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刻的铭文中，不仅明确反映出双方的敌视，而且特别记录了后突厥汗国（682～744年）与黠戛斯直接发生的战争。昭然揭示了两者势不两立的关系。这些碑铭的记载，弥补了汉文史册的不足。如《暾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3行即记载说：

art[uq qïrqïz] küč[lüg qaγan yaγïmïz] boltï.

此外，强大的黠戛斯可汗与我们为敌。[11]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14行：

qïrqïz, qurïqan, otuz tatar, qïtań, tatabï qop yaγï ärmiš.

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与我们为敌。[12]

而在《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2行中，也有与之相同的内容。从碑文的这些内容可知，7世纪时，黠戛斯已成强国，威胁着东突厥汗国的统治。

骨咄禄（682～691年）称汗十年而亡，其弟默啜（691～716年）继位。骨咄禄的两个儿子毗伽可汗（汉文史册记为默棘连）和阙特勤曾随同叔父默啜可汗一起东征西战，主要讨伐对象就是黠戛斯。具体征伐过程在突厥碑铭中都详细记述。在《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6行中，记载了他们第一次远征黠戛斯的原因与过程：

altï otuz yašïma čik bodun, qïrqïz birlä yaγï boltï. käm käčä čik tapa sülädim. örpäntä süŋüšdüm. süsin sančdïm. az [b]o[dunuγ altï]m…… ičgärtim.

当我二十六岁时，鞠部（Čik）同黠戛斯人一起与我们为敌。我渡过剑河（Käm）出征鞠部。我战于Örpän，败其军队。我获取了阿热（Az）人民……并使其臣属。[13]

碑文中的Čik，在《磨延啜》中也多有出现。据考为叶尼塞河流域的鞠部。[14]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载：“大汉者，处鞠之北，饶羊马，人物颀大，故以自名。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此皆古所未宾者，当贞观逮永徽，奉貂马入朝，或一再至。”故可以信从。在《阙特勤碑》东面第17行的相应文字中，也提到这次远征的过程：

kökmän aša qï[rqïž yiriŋä täig sülädimiz].

并越过曲漫山，一直征战到黠戛斯人的地方。[15]

《阙特勤碑》东面第20、25行还记述了此次远征的结果：

kökmän yir sub idisiz qalmazun tiyin, az qïrqïz bodunïγ yarat[ïp kältimiz……bašlayu qïrqïž qaγanïγ balbal tikdim.

为了不要让曲漫山地方没有主人，我们来整顿阿热和黠戛斯人民……我先把黠戛斯可汗立作[墓前]杀人石。[16]

从碑文可知，后突厥汗国远征黠戛斯的起因是黠戛斯与其所属鞠部（Čik）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后突厥汗国。从碑铭记载可知，黠戛斯可汗在此次战斗中因不敌突厥而身亡。

据汉文史料分析，此次发生战事的时间大约是唐中宗景龙年间。景龙二年（708年）十一月，黠戛斯曾派遣使者入唐，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他蕃比。”[17] 而且还赐酒给使者，黠戛斯使者不禁顿首谢恩。同年“十二月丙申，宴坚昆使于两仪殿，就其家弔焉”。[18] 这个被吊唁的人，当是黠戛斯被后突厥杀害的可汗。唐朝方面特地举行了一个追思仪式，说明黠戛斯被后突厥偷袭的时间，应该是唐景龙二年。

至于后突厥汗国对黠戛斯第二次征讨，有关记载可见于《暾欲谷碑》中，文曰：

tabγač qaγan yaγïmïz ärti. on oq qaγanï yaγïmïz ärti. art[uq qïrqïz] küč[lüg qaγan yaγïmïz] boltï. （《暾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2～3行）

唐朝可汗是我们的敌人。十箭可汗是我们的敌人。此外，强大的黠戛斯可汗与我们为敌。[19]

ol üč qaγan ögläšip altun yïš üzä qabïšalïm timiš. anča öglämiš: öŋrä türk qaγanγaru sülälim timiš. aŋaru sülämäsär, qačan nang ärsär, ol bizni. anta saqïntïm: [ilk qïrqïz]a sü[läs]är[yig är]miš, ＿tidim. kögmän yolï bir ärmiš. tumuš tiyin äšidip bu yolïn yorïsar yarmačï tidim. yärči tilädim. čölgi az äri bultum. äšidtim: az yir yaqïnï bir [yol]ärmiš. bir at oruqï ärmiš . （《暾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3～7行）

那三可汗欲会师于阿尔泰山林。他们这样商量到：“让我们首先出兵[攻打]突厥可汗。如果不向他出兵，早晚他们要把我们消灭。那时我（暾欲谷）想：“先出兵攻打黠戛斯较好。”我听说[通往]曲漫[山]的道路只有一条，并已[为雪]封住。如走这条路，将不合适。我寻找向导。我找到了一个漠地阿热（Az）人。我听说在阿热地方近处有条路，是条只能走一匹马的小路。[20]

在《暾欲谷碑》第一石北面第3～5行中，更用绘声绘色的文字描述了这次战争的情节：

anï subqa bar[dïmïz]. ol sub qodï bardïmïz……qïrqïzγ uqa basdïmïz. [usï]n süŋügün ačdïmïz. qanï süsi tirilmiš. süŋüšdimiz. sančdïmïz. qanïn ölürtimiz. qaγanqa qïrqïz bodunï ičkdi, yükünti. yantïmïz. kögmän yïšïγ äbirü kältimiz. qïrqïzda yantïmïz.

我们到达阿尼（Ani）河，我们沿着那条河往下游驰去……我们袭击黠戛斯于睡梦之中。我们用矛击碎了他们的睡梦。那时他们的可汗和军队集结起来，我们与之交战，并打败了他们。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可汗。黠戛斯人民内属并归顺了我们。[于是]我们班师。我们绕过曲漫[山]，从黠戛斯回师了。[21]

上述这些内容，又可见于《毗伽可汗碑》东面26～27行，只是具体情节略有不同：

yiti o[tuz yaš]ïma qïrqïz tapa sülädim. süŋüg batïmï qarïγ söküpän kögmän yïšïγ toγa yo[rïp] qïrqïz bodunuγ uda basdïm.qaγanïn birlä soŋa yïšda süŋüšdüm. qaγanïn öltürtüm..ilin anta altïm.

当我二十七岁时，我出兵征黠戛斯人。在和矛一样深的雪中开道，攀越曲漫山，袭击黠戛斯人于睡梦中。我与其可汗战于soa山。我杀其可汗，在那里取得其国家。[22]

相近的记载还可见于《阙特勤碑》碑东面第35～36行。实际上，以上碑铭内容反映的是后突厥汗国第二次袭击黠戛斯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据汉文史料，黠戛斯因为受到后突厥汗国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使原本就不堪忍受后突厥汗国统治的黠戛斯人，想到要联合唐朝回击后突厥汗国。于是，黠戛斯与唐、突骑施结成联盟，制定了联合出击突厥的计划。这一事件在唐朝大臣的上书中略有反映：“今闻黠虏（后突厥默啜可汗）擅命，坚昆、娑葛养精蓄锐，以南侵为多事，而人户全虚，府库半减”。[23] 于是，黠戛斯与唐、突骑施于景龙四年（710年）制定了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围攻后突厥汗国的计划，部署“坚昆在右，犄角而东”，当时坚昆（黠戛斯）“并累献封章，请屠[突厥]巢穴”。[24] 后因唐中宗暴亡，此次计划最终夭折。但是，这个三方联合攻打后突厥汗国的消息，已经被谋臣暾欲谷获悉。于是，暾欲谷就建议可汗以袭击的方式，先攻打黠戛斯。

按碑文记载，第一次突厥对黠戛斯打击是在毗伽可汗二十六岁时，即708年；此次对黠戛斯的远征，发生在毗伽可汗二十七岁时，所以，其时当为709年。

从上述突厥文碑铭可知，黠戛斯连续两次遭到后突厥汗国的重创。默啜等对黠戛斯的两次远征，在《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的铭文中，叙述有重复也有交叉或互为补证。但分析战事的前因后果，碑文所述史实，应该如上所述。

《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黠戛斯虽然先后两次遭到后突厥汗国的征讨，损失惨重，但势力尚存。开元六年（718年），唐派三十万大军进讨后突厥，坚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骨笃禄毗伽可汗率众参加。黠戛斯兵众勇赶敢善战，受到唐玄宗的夸奖，赞其军队“弧矢之利，所向无前”。[25] 受黠戛斯、突骑施与唐联盟的形势所迫，后突厥汗国也试图改变与唐关系的紧张状态。开元九年（721年），后突厥新可汗默棘连遣使至唐，与唐通好。翌年，坚昆大首领伊悉钵舍友者毕施颉斤与后突厥大首领一起至唐，唐朝分别受以中郎将、将军之号。次年，坚昆大首领俱力贫贺忠颉斤与后突厥大首领一起至唐，唐朝又分别受以郎将、将军之号。第二年，坚昆又遣使至唐献马。黠戛斯汗国对唐朝始终采取亲近、友好的态度，[26] 而突厥与唐和解，客观上为黠戛斯与突厥的和解提供了条件，黠戛斯由是而获得了恢复国力的良机。

黠戛斯与后突厥汗国间不仅仅只有战争，也有通好之时。553年，突厥可汗土门亡故，576年，西突厥可汗室点密可汗亡故，黠戛斯都曾遣使前望吊唁。[27] 在东突厥权臣阙特勤于731年去世时， “从黠戛斯可汗那里来了达头伊难珠啜(qïrqïz qaγanta tarduš inanču čor kälti)”参加葬礼。[28] 这些说明，黠戛斯尽管时而臣属唐朝，时而臣属突厥，但在政治上，黠戛斯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统治者仍保留着可汗的称号。[29] 在经济上，据《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记载，其境内“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黠戛斯向突厥输铁，主要用于铸造兵器，以满足其扩张的军事需要。从突厥曾派一吐屯监其国并主赋税来看，黠戛斯向突厥输入的铁矿石，或许是向突厥缴纳的赋税；但也不能排除许是两国之间贸易的可能。因为缺乏相应的史料依据，故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

从考古资料看，黠戛斯领土其实并非后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古代突厥人流行一种于墓地树立石人的风俗。突厥人尚武好战，死后要“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30] 这些雕刻的石人，一般是右手执杯，左手抚刀剑，表现出英勇善战的武士形象。在突厥汗国（包括东突厥汗国）时期，以突厥方式制造的、站在石头围墙跟前的石人，均竖立在突厥人居住过的地方，广泛分布于新疆、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31]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伯利亚西部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的领土范围内，没有这种石人分布。古代黠戛斯人一般不在墓前竖立雕像，只是竖立起高大而垂直的石头，石头上刻有印记（tamga）、死者的名字和遗言。墓前的建筑应该是区别民族独立的特殊标志。这一现象的存在，庶几乎可以确定，黠戛斯人尽管不只一次地惨败于突厥铁骑之下，但其居地并未入于突厥汗国的疆域范围，仍然顽强地保持相对的独立。

唐天宝三载（744年），回鹘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合，彻底消灭后突厥政权。黠戛斯人与后突厥汗国的敌对关系也就此终结。

二、黠戛斯与回鹘的关系

天宝元年（742年），回鹘酋长骨力裴罗与拔悉密、葛逻禄酋长合力斩后突厥可汗，立拔悉密首领为颉迭伊施可汗，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首领自称左右叶护。然而，突厥又立新可汗，号乌苏米施可汗。三部于是派兵追击，于天宝三年（744年）击杀之。同年，骨力裴罗杀拔悉密颉迭伊施可汗，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建牙帐于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唐朝封他为奉义王，稍后又封他为奉义可汗，至此，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正式建立。

黠戛斯与回鹘发生冲突，始于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时期（747～759年）。《磨延啜碑》（又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和《葛勒可汗碑》）东面第19行记载：

ančïp bars yïlqa čik tapa yorïdïm. ekinti ay tört yigirmikä kämdä.

在虎年我出兵攻打鞠部（Čik）。二月十四日，我作战于剑河。[32]

回鹘磨延啜可汗率兵袭击了黠戛斯所属的鞠部（Čik）。具体的时间，《磨延啜》北面第22～24行碑文记为兔年，应即唐天宝十一载（751年）。文中有如下记载：

qïrqïz tapa är ïdmïs.siz tašqŋï čikig tašïγïrïŋ timis……qïrqïz qanï kögmän ičintä, äb barqïnta ärmis.

并往黠戛斯派人说：“你们出征吧！你们也叫鞠部（Čik）人出征吧！”……黠戛斯汗在曲漫[山] 里边，在其牙帐那里。[33]

《磨延啜碑》南面第1行紧接着说：

Is[iŋä] är kälti.qarluq isiŋä kälmädük tidi……bolču ügüzdä üč qarlyqïγ amta toqïdïm.

已经有人来到其可汗及其同盟者处，[但]葛逻禄还没有来到其同盟者处……在Bolču河把三姓葛逻禄击败了。[34]

分析以上不相连贯的碑文内容，可以推测，当时黠戛斯为了对付强大的回鹘，似乎曾与葛逻禄结成军事联盟，以共同对抗回鹘的侵扰。磨延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作出部署，派人去讨伐黠戛斯所属鞠部（Čik），同时派人拦截葛逻禄人，而同时受到打击的还有拔悉密人。磨延啜趁机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剑河流域部分地区。此后，黠戛斯在与回鹘的对抗中渐趋劣势。

在《铁尔浑碑》（又称《塔里亚特碑》）西面第５行，有对《磨延啜碑》上述内容的补充：

birigärü učï altun yïš kedin učï kögmän ilgärü učï költi.

保卫……在金山（阿尔泰）山林的西边疆界[和]在曲漫山的东边疆界。[35]

说明此战之后，为了防御黠戛斯人的报复，磨延啜下令自阿尔泰山的西端直到曲漫山的东端，全都派军队进行守卫。上引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曲漫，乃突厥文Kögmän的音译，应指今天的西萨彦山岭，明显可以看出是突厥与黠戛斯之间的主要屏障之一。唐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卷4记载：黠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正与突厥碑铭所载黠戛斯位置一致。

当时磨延啜还曾于色楞格河畔建立城池，以御黠戛斯。《磨延啜碑》西面第5行记载说：

soγdaq tabγač säläŋädä bay balïq yapïtï bertim.

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造了富贵城。[36]

除了碑铭的记载外，近年考古学者在蒙古高原还发现了磨延啜时期的城堡和城墙。回鹘人用长方形砖坯，从萨彦山岭南麓向叶尼塞和赫姆奇科河流域，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连成一条长达230公里的黏土墙，城墙相当于回鹘汗国的北部边界线。[37] 表明这些工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御北方黠戛斯的进攻。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十月，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唐朝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兵回鹘，磨延啜可汗亲自统兵援唐，后方空虚。黠戛斯乘势向回鹘发动进攻。乾元元年（758年），磨延啜可汗回兵，与黠戛斯大战于剑水（叶尼塞河）流域，回鹘击破黠戛斯军五万人。黠戛斯损失惨重，力量大减，“自是不能通中国”。[38] 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黠戛斯都没有与唐朝发生往来。

黠戛斯还曾与吐蕃联合，共同对抗回鹘。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恰库尔碑》记载，820年左右，碑主人“为了高尚的事业，我去吐蕃汗那里，往返为使臣。”[39] 汉文史料也记载，从790年到840年间，黠戛斯又与葛逻禄及吐蕃形成了对付回鹘的同盟。在《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中有如下记载：

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往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

据此可知，至8世纪末，黠戛斯似乎又逐步恢复了与回鹘抗衡的能力。然而，作为漠北回鹘的北方劲敌，漠北回鹘是不敢轻视黠戛斯人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又称《哈拉巴喇哈逊碑》）汉文第13～14行有如下记载：

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卌余万。[彼可汗]□□□□□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殂落，牛马谷量、[杖]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40]

考诸碑文所述史实，由于黠戛斯常与其他民族联合以共同反对回鹘，回鹘以此为由，动辄发动对黠戛斯的战争，以弱其势。按照《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说法，黠戛斯可汗所辖四十万大军，均被回鹘消灭。黠戛斯君长阿热被迫接受回鹘授官，为“毗伽顿颉斤”。[41]

回鹘的保义可汗（808～821年），在西面与吐蕃交战，北方又和黠戛斯为敌，通过武力从吐蕃手中夺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势力及于中亚地区。后来嗣位的回鹘崇德可汗（821～825年），继续向西用兵，以对付吐蕃和葛逻禄。此间，无暇顾及黠戛斯，黠戛斯得到喘息之机，国力很快恢复。漠北回鹘却自9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天灾人祸，渐显衰势。[42] 在与漠北回鹘的长期较量中，黠戛斯的优势日益显露。

漠北回鹘汗国后期，无力继续讨伐已经对自己构成重大威胁的黠戛斯人。回鹘曾遣宰相帅军讨伐过黠戛斯，结果却被黠戛斯阿热可汗击溃。阿热甚至对回鹘可汗说：“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于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亟来，即不能，当疾去。”[43] 黠戛斯在对回鹘的争斗中开始处于上风，开始了对漠北回鹘的反攻；而回鹘势力日衰，不仅屡遭败绩，甚至失去了组织反击的能力。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与回鹘叛将句录莫贺合手以骑兵十万攻回鹘，杀其可汗，汗国灭亡。回鹘诸特勒也不敌黠戛斯的强大攻势，纷纷溃败。阿热命部下焚毁回鹘可汗常坐的牙帐，完成了对回鹘可汗的挑战。这一历史事件在黠戛斯勒立的《苏吉碑》中也有所反映。该碑内容保存完整，共有文字11行，其中的1～2行记载说：

uyγur yirintä yaγlaqar qan ata kältim. qïrqïz oγlï män. boula qutluγ yarγan.

我从回鹘之地，为追逐药罗葛汗而来。我是黠戛斯之子，我是裴罗·骨咄禄·亚尔汗。[44]

据考证，此碑勒立于840年，系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不久所立。黠戛斯人在攻破回鹘牙帐后，回鹘残部纷纷南下、西奔。南下回鹘残部推举乌介为可汗，寄居唐朝边外。黠戛斯破回鹘牙帐，曾救得下嫁回鹘的唐太和公主。阿热派达干十人送公主还朝，不幸被南下的回鹘乌介可汗劫走，使者也被杀。阿热又再遣使者入唐，相约秋马肥硕之时，联合出击乌介可汗。乌介可汗势力由于受到唐朝军队的不断打击，内部矛盾也日激化，势力大衰，被迫率余众投奔黑车子，又转依和解室韦。后乌介被部下废除，遏捻被推为可汗。张仲武大破回鹘余众，回鹘余部又被室韦乘机七分。得知消息的黠戛斯相阿播领七万诸蕃兵，经三宿，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被室韦瓜分的回鹘残存人口，也被黠戛斯人带回漠北。[45] 黠戛斯与漠北回鹘的敌对关系，也以漠北回鹘的灭亡，西迁回鹘部众的重组而宣告结束。

三、突厥、回鹘对黠戛斯的影响

840年，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败，回鹘部落纷纷南下中原或西迁西域及河西走廊等地。黠戛斯击败回鹘，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使汗国的势力臻至极盛，也使唐朝彻底摆脱了回鹘的困扰，使原属回鹘的黠戛斯、契丹等北方各民族乘机摆脱了回鹘的统治，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庶几乎与此同时，原蒙古人也大批迁入外蒙古高原，揭开了高原蒙古化进程的序幕。而回鹘的西迁，又引起了西北地区政治局势与民族格局的大变动，为今天西北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黠戛斯与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曾长期敌对较量，接触频繁。从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黠戛斯碑铭可以看出，突厥、回鹘文化对黠戛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首先，黠戛斯碑铭如同突厥、回鹘一样，都使用了突厥卢尼文字。“由于这种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卢尼文有些相似”，[46] 西人便先入为主地将突厥文也称作卢尼文了，一直沿用至今。从碑铭形制到书写规范，黠戛斯碑与突厥、回鹘碑毫无二致，也是其文化相互承袭的结果。黠戛斯的职官制度也完全照搬自突厥与回鹘。

鄂尔浑的突厥、回鹘碑铭中，出现了许多官号。如在碑铭中屡次出现的“匐”职。据考证，“匐”古音是“buək”，缩写“bök~bäk”，与碑文中“Bög”（亲王）发音近似。[47] 叶尼塞的黠戛斯碑铭，有许多关于匐（Bäg）的记载，如乌尤克·塔拉克碑第2行称：“[a]ltï b[a]ğ bud[u]nmb[ä]g [ä]rt[i]m我曾是六部百姓的匐官。”[48]

在《阙特勤碑》北面第13行中，记述阙特勤的葬礼时，黠戛斯派出的使者是达头伊难珠啜。[49] 达头是西突厥官号。“伊难珠”对应的突厥语是“Ïnanču”。作为官衔，相当于“心腹官”、“机要官”。“啜”对应的突厥语是“Čor”，也是突厥的官号之一，常用于表示比较高级的军事、行政官员。[50] 此人也许是阿热的重臣，又是黠戛斯人部落酋长之一，因为只有异姓突厥酋长才能袭用这一爵号。

《九姓回鹘可汗碑》所列官名，有莫贺达干、都督、刺史、内外宰相等。[51] 在黠戛斯《苏吉碑》第2～3行中也有“我是黠戛斯之子，我是裴罗·骨咄禄·亚尔汗”及“我是骨咄禄·莫贺·达干·于伽的大臣（梅禄）”的记载。[52]

在黠戛斯勒立的乌尤克·阿尔汗碑中，出现有“šadïm我的‘设’官”一语。[53] 设（Šad）又称杀、察、煞、失等，是突厥的高官，“别部领兵者谓之设”。[54] 一般由阿史那族人担任。

从上述碑铭中，可以看出黠戛斯官号的设置，差不多与突厥汗国及漠北回鹘汗国完全相同。而据《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的记载，其官制尚有“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

其中“职使”或为“刺史”之误。达干（Tarqan）则是突厥的官职，其职是“专统兵马事”。[55] 以上这些官号，有唐朝的中原官号，也有北方民族的官号。北方民族的官号虽然并不完全是由突厥、漠北回鹘发明，但很显然黠戛斯是直接从突厥、漠北回鹘处借鉴而来。

汉文史料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首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亲至唐朝。“俟利发（ältäbär）”也是突厥的官号，突厥对被征服国的国王，都任命为俟利发。它原本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其位置大致相当于一个较小政权的首领。失钵，可汗牙帐中站立右侧的高官。

在黠戛斯还有“颉斤”的官号，“颉斤”应该是“俟斤”汉译的又一种写法。是突厥的高级官号之一，多用于突厥属部的酋长，或部落首领。回鹘破黠戛斯时，曾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毗伽顿颉斤（Bilgä ton irkin）”。[56]

以上从古突厥文碑铭入手并结合相关的汉文史料，初步研究了黠戛斯与突厥汗国及漠北回鹘汗国的关系，以及两个汗国对黠戛斯的影响。虽然因为各种原因，黠戛斯与两个汗国都关系不睦并因此屡遭战争之苦，多次大起大落，但并未彻底亡国，而是在大国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努力保持民族的独立与个性。黠戛斯在与突厥、回鹘的长期接触中，积极吸收对自身民族发展有益的他族文明因子，以发展自己的文化，壮大自己的力量。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后，黠戛斯最终击溃漠北回鹘，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

缩略语表

1．Малов1959：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ргизии, М. -Л., 1959

2. Tekin 1968: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outon and Co., 1968

3．耿世民2005：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王洁，1968年生，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邮编 010021；杨富学，1965年生，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甘肃兰州，邮编730030。

[④] [苏]吉谢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1年，第141页；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⑤] 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考古学参考资料》第3～4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3～167页。

[⑥]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64页。

[⑦] 《周书》卷50《突厥传》。

[⑧]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

[⑨]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

[⑩]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11] Tekin 1968, pp. 250, 285；耿世民2005，第99页。

[12] Tekin 1968, pp. 233, 265；耿世民2005，第124页。

[13] Tekin 1968, 243, 276；耿世民2005，第159页。

[14]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注6。

[15] Tekin 1968, 234, 266；耿世民2005，第125页。

[16] Tekin 1968, 234, 266-267；耿世民2005，第126～128页。

[17]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18]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一》。

[19] Tekin 1968, pp. 250, 285；耿世民2005，第99页。

[20] Tekin 1968, pp. 250-251, 286-287；耿世民2005，第99～100页。

[21] Tekin 1968, pp. 251, 285-286；耿世民2005，第101页。

[22] Tekin 1968, pp. 243, 276；耿世民2005，第159页。

[23] [唐]宁原悌：《论时政疏五篇》，《全唐文》卷2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6页。

[24] [唐]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全唐文》卷2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31页。

[25]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26]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页。

[27] [唐]唐玄宗：《征突厥制》，《全唐文》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

[28] 《阙特勤碑》北面第13行，Tekin 1968, pp. 237, 272；耿世民2005，第135～136页。

[29] [苏]A·伯恩什达姆著，杨讷译：《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东突厥汗国和黠戛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30] 《隋书》卷84《突厥传》。

[31] 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8页。

[32] Малов1959, стр. 36, 40；耿世民2005，第198页。

[33] Малов1959, стр. 36, 40-41；耿世民2005，第199页。

[34] Малов1959, стр. 36, 41；耿世民2005，第199～200页。

[35] 片山章雄：“タリァト碑文”， 载森安孝夫、オチル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央ユーラシァ学研究会，1999年，第170、172、173页；耿世民2005，第209页。

[36] Малов1959, стр. 38；耿世民2005，第203页。

[37] Ю. С. Худяков, Памятики уйгу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Монголии, Џ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сосед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0, стр. 84-89；林俊雄、白石典之、松田孝一：“バィバリク遗迹”， 载森安孝夫、オチル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央ユーラシァ学研究会，1999年，第196～198页。

[38]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39]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 Petersbourg, 1895, S. 336.

[40] 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1页。

[41]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42] 周尚兵：《聚合与波散之间：感受回鹘文化——读杨富学先生〈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30页。

[43]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44] G. J. Ra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i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30, 1913, p. 3；Малов1959, стр. 84; 李经纬：《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14页。

[45]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46]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59.

[47]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83页。

[48] 胡振华：《黠戛斯碑文选译》，《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4页。

[49] Tekin 1968, pp. 237, 272；耿世民2005，第135～136页。

[50]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pp. 427-428.

[51] 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1页。

[52] G. J. Ra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i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30, 1913, p. 3；Малов1959, стр. 84; 李经纬：《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14页。

[53] 胡振华：《黠戛斯碑文选译》，《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54] 《通典》卷197《边防十三·突厥上》。

[55]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

[56] 《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

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4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