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巴：蒙古汗廷中的藏族喇嘛

　　《马可·波罗游记》第85章有一段有关元朝藏族术士与佛僧的描述，称其为bacsi，该词来源于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baqši，再往前追，可追溯到汉语的“博士”一词。[①] 马可·波罗没有提到任何佛僧的姓名，但在汉文史料中却不乏高僧生活细节的记载，在藏文史料中可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他们在向元朝传播藏传佛教方面有突出贡献。其中之一便是国师八思巴（1235～1280年）的弟子胆巴（1230～1303年）。《元史》卷202中也有关于胆巴的简短记载。[②] 这一记载为《神僧传》中同样简短的传记提供了原始资料。关于胆巴其人，最详细的记载莫过于元代高僧念常所撰《佛祖历代通载》卷22，该书以编年的形式全面记述了1340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历史。[③] 明代晚期释幻轮编《释氏稽古略续集》（约成书于1638年）中也有些许关于胆巴的记载，摘录自《佛祖历代通载》。

　　本文对胆巴的研究，不仅根据《元史》和《佛祖历代通载》中的相关内容，而且参考了一些零散载有胆巴事迹的元代僧俗两方面的汉文史料。所有资料都表明西藏喇嘛是利用密法仪式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取得了显赫地位。

　　《佛祖历代通载》卷22对胆巴事迹有较为详尽的记载：胆巴，西藏突甘斯旦麻人。幼时父亲去世，随叔父生活。12岁时便通达经咒坛法，24岁时即会讲演《大喜乐本续》，四众悦服。后到印度西部参礼古达麻室利，尽得其传。中统年间（1260～1263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忽必烈汗，受命驻锡五台山寿宁寺。至元九年（1272年）在京师为王公授戒。十八年（1281年）奉忽必烈命赴长春宫就《老子化胡经》展开辩论。翌年坚请西归，先到云中，再到西夏，又到临洮，从者甚众。但因权臣所害，被迫返回故乡，六年之后才得以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归京，驻锡圣安寺。该年四月，受命赴潮州，住开元寺。不久又被召回。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内殿建观音狮子吼道场。成宗嗣位后，胆巴奏请蠲免僧道税粮，得到许可。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奉皇帝命令住当时京师最大的庙宇大护国仁王寺。移居时，皇帝命令太府给他使用皇帝出行时用的仪仗，并由百官护送。这一年西藏边界有警，奉皇帝命在京师西北瓮山（即今万寿山）建曼拏罗祈禳。大德六年（1302年）二月，成宗出巡到柳林，在那里得了病，胆巴奉令前往探视。成宗病愈之后，命令天下僧人普阅藏经，并大赦天下。对于胆巴，所给布施极为丰厚。三月成宗继续北巡，命胆巴乘象舆行于皇帝车驾之前。大德七年（1303年）夏，胆巴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示疾，五月十八日午时逝世。世寿七十四，僧腊六十二。遗体就上都庆安寺结塔荼毗，舍利被迎归北京，葬于仁王寺的庆安塔。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追号胆巴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巴帝师。

　　《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对胆巴的简短叙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佛祖历代通载》中的记载，但也包含有一些《佛祖历代通载》中所没有的内容：

　　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之。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

　　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既复召还，谪之潮州。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而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己还朝期，后皆验。

　　元贞间（1295～1296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剌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与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曰：“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厌之。”未几，风雨大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杯一。大德七年（1303年）夏卒。皇庆间（1312～1313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这段记载较之与《佛祖历代通载》中的胆巴传记，显然含糊得多，甚至连年代也省略了，或者仅以年号的方式提一下。在《佛祖历代通载》卷22中还有这样一句：

　　至元七年（1270年）诏请金刚上师胆巴主持仁王寺。

　　这一点与传记中所载的胆巴师父至元九年（1272年）第一次去大都，并定居五台山很难相符。据传记所载胆巴诏至大护国仁王寺为主持迟至元贞元年（1295年）。至元九年在《佛祖历代通载》中不可能是一个年代错误。

　　至元九年胆巴用法力帮蒙古军的事在《佛祖历代通载》卷中也有提及。原文包括忽必烈的言论，也仅有百十来字。原文如下：

　　帝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神云何不出气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

　　该文献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无知无闻宜令例俗。”胆巴师父奏云：“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怒好？”帝云：“多人祝寿好。”其事乃止。

　　这两处关于胆巴的轶事表明胆巴是个善辩之人。更多的记载表明他审时度势，善于思辨的才能。这一点在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5中也有记载：

　　僧有辩才者。大德间（1297～1307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癍薨，不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只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天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矣。

　　这段轶事肯定是伪造的。德寿薨于大德十年（1306年），而胆巴殁于大德七年。先逝的胆巴不可能为后死的德寿太子做有关灯笼和蜡烛的比喻。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胆巴这个名字在藏族中很常见，它不仅指1230～1303年间的胆巴金刚上师，还有可能指的是其它藏僧。

　　元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胆巴作为密宗大师向汉僧弘辩教授金刚乘的记载，但仍然没有注明具体年代。[④]

　　最后，胆巴之名存在于《元典章》与《通制条格》中。《元典章》里颁布了一条除三大寺以外其余建筑一律停止的敕令，[⑤] 其时在皇庆元年（1312年），其中提到胆巴兴建完工七座佛寺，对其它寺院进行了“扩房”，即扩建。然而，皇庆元年胆巴已谢世，说明正在大兴土木的那些建筑在他生前即已开工。《通制条格》提及胆巴时注明的年代晚于大德七年（1303年），为至大四年（1311年）。这个年代差异没有问题。此法令规定只有干净的僧人才能为皇帝诵经祈求长生。

　　胆八八哈赤也曾说来：“好和尚那里肯做僧官。”[⑥]

　　元代的汉文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有关胆巴的重要参考资料。相对而言，胆巴在藏族文学作品中却不多见。这点或许可以归结于胆巴一生大多数时间活动于中原地区而非西藏。1282/3～1289年之间，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在他的家乡突甘斯旦麻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所说的胆巴有可能和撰写萨迦喇嘛谱系（gdun-rabs）的胆巴贡嘎追（Dam-pa Kun-dga’ grags）是同一个人，[⑦] 但不能肯定地说1230～1303年间的胆巴与《五世达赖喇嘛》中提到是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门徒的坚俄胆巴贡嘎追（Gya-a-sñan Dam-pa Kun-dga’ grags）是同一个人，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汉文史料中有关胆巴的记载特意标明他是八思巴的徒弟。

　　另外，一份伊斯兰史料中有胆巴的明确记载。拉施特（Rashīd al-Dīn）在《史集（Jami‘al-Tarikh）》第二卷中有一节为《记如今在可汗身边的喇嘛；并简述他们的权力》，[⑧] 其中提到了两个吐蕃喇嘛（bakhshis），一个叫胆巴（Tanba），一个叫兰巴（kanba）。胆巴肯定是我们讨论的这位（拉施特哀丁的历史大概写于1300年，这正是胆巴生活的时代），波斯作家把胆巴与兰巴放到了一起。也许kanba是藏语的一种翻译。突甘斯派为来自胆巴的家乡突甘斯的人。胆巴在铁穆尔可汗时仍极有威势。拉施特哀丁在后面一章中告诉我们胆巴如何在铁穆尔（成宗）朝中释放那些原本是显贵的犯人，这些犯人中有一部分已被确定是有罪的。[⑨] 胆巴为犯人求情的事很符合元朝佛僧的行为。释放犯人意味着获取宗教功德。实际上，为数不少的非佛教人士曾抱怨过多的大赦会破坏司法权和降低政府威信。拉施特哀丁指出当这些非佛教人士的告诫受限制后出现了“扫帚”星，胆巴求可汗释放犯人是为了敬奉“扫帚”星。这个细节可能是真实的，只是在汉文史料中未得到确证而已。

　　现已收集的有关胆巴的资料表明，他确实是一位在忽必烈及其后继者中都很有影响的吐蕃僧人。他们的在宗教学识上的影响或许不及他们行巫术（或者使人相信他们通灵）的影响。马可·波罗把他们与方济各会的教士作比较后说：

　　彼等亦能为之，特不欲为者，盖因此为魔术耳。[⑩]

　　马可·波罗言称胆巴在施密法与魔术。对于威尼斯旅行家这个略显唐突的评述，就连胆巴本人也会强烈反对。胆巴祈请摩诃葛剌神之举，旨在藉由佛教之力以襄助帝国的统治，最终达普度众生之目的。

　　本文译自《威尼斯东方学丛刊——兰契奥蒂纪念专集（Orientalia Venetiana. Volume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佛罗伦萨，1984年，第157～180页。作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系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

　　译者：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天英，西北民族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

　　[①] 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韩伯诗（Louis Hambis）译：《马可·波罗游记（La Description du Monde）》，巴黎，1955年，第96～98页。

　　[②] 《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③] 关于《佛祖历代通载》的重要性可参见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Hisi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伦敦，1961年，第132页。

　　[④] 程钜夫：《程雪楼集》卷20，台北，中央国立图书馆，1970年。

　　[⑤] 《元典章》卷5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

　　[⑥] 《通制条格》第29章，北京，国家中心图书馆，1930年

　　[⑦] 舒赫（Dieter Schuh）：《蒙古君主致西藏宗教领袖的文告与与公开信（Erlasse und Sendschreiben mongolischer Herrscher für tibetsche Geistliche）》，《西藏历史学志(Monumenta Tibetica Historica)》第3辑第1卷，圣奥古斯汀，1977年，第14页；杜齐：《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第1卷，罗马，1949年，第155页。

　　[⑧] 拉施特（Rashīd al-Dīn）著，波依尔（John Andrew Boyle）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伦敦，1971年，第302~303页。

　　[⑨] 拉施特哀丁对胆巴还有这样的描述：胆巴的两颗门牙太长以至于合不拢嘴唇。

　　[⑩] 马可·波罗著，韩伯诗译：《马可·波罗游记（La Description du Monde）》，巴黎，1995，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