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

（西北民族大学 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编号B121: 40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21窟。文书残宽14.1厘米，残高24.5厘米，残存文字4行，为一件回鹘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残叶。《入菩萨行论》是7世纪印度论师衔地爹瓦撰写的一部佛教论典。1305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译为蒙古文。现存蒙古译文文献主要有：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16世纪）；新德里手抄本（L6，16世纪末、17世纪初）；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M480，同上）；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丹珠尔》本（T，1748）以及19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B）等。本文中笔者将敦煌残叶与上述诸本进行了对照，并发现该残叶所存文字为《入菩萨行论》第八章第107偈第3行至第108偈第1行的内容，年代可能早于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莫高窟残叶的发现意义重大，它在蒙古族文献、文化史上将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莫高窟；蒙古文;《入菩萨行论》

编号B121: 40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21窟。[1]此窟出土仅此一件蒙古文文书。文书残宽14.1厘米，残高24.5厘米，残存文字4行，上、下、右单线边框，为一件回鹘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或称《入菩萨行经》、《入菩提行论》等）残叶（图1）。《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B121: 40，白麻纸，纤维交织较匀，为两层纸粘合。另一件为回鹘文文书，无法揭取。存印刷体蒙文四行，上、下、右单线边框。右边框内可见‘扎里牙（阿）哇答儿 八十六’一行汉字是经文的汉文简称和页次。内容可能是14世纪初木刻《入菩提行论》的残片。”[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写道：“不祥佛教文书残片：标本B121: 40，14.1×24.5厘米，墨迹木版文书四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佛教文书86面末段上半截的残页，只残存四行，其中末行是经文的汉文简称和页次，确切时间待考，很可能是元代的14世纪初的木刻《入菩提行论》的残片。有一个回鹘文手书文书的纸条贴于此面的背后，又有一回鹘文文书贴固在纸面右边框外，看来原是珍藏的佳品佛经”。[3]可见，嘎日迪先生基本上正确地辨认了此文书为《入菩提行论》残叶，然其释读文中却错误甚多，如第1行γalaγud（“雁”） 误作qalaqun“热”；daγus[qal/qari] （~ügei，“事无尽头的”）误作kürküi“到”；第2行oroyu （“入、进”）误作orubasu“进呵”；第3行ooata （“竟、完全、根本”）误作oquqan“完全”等等。事实上，虽然此残叶所存文字不多，但其内容可从现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中查对出来。本文的目的就是依据蒙古文《丹珠尔》，对上述莫高窟《入菩萨行论》残叶进行复原，并通过与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各种印本、手抄本文献进行对照考订其年代。

一、关于《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

《入菩萨行论》（梵文Bodhicaryāvatāra，蒙古译名作bôdhi satuva-nar-un yabudal-dur oroqui neretü šastir或音译作Bodistw-a Čaria Awatar）是七世纪印度论师衔地爹瓦（Śāntideva）,即寂天论师撰写的一部佛教论典。[4]关于寂天论师，在《布顿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等藏文史书中均有记载。[5]从史料上看，这位菩萨居无定所，四处游化，一生充满了神奇的故事。据赵朴初（1907 ~ 2000）居士言：“寂天论师，约西元六至七世纪人，南印苏罗室蹉国德铠王之子，原名寂铠。为不满王族空虚享受奢靡生活，临将接位，出走东印度师子王处。前后服务十二年，勤奋好学，博通内外学说。继至那烂陀寺出家。入胜天之门，改名寂天，成为月称以后中观学派之大家。其所倡导学风：一为广博守约。以简御繁；二为行解相应，不尚虚论，著作不多，悉从实践中来。后由阿提沙传到西藏，宗喀巴大师盛加宣扬。迦当派对入菩萨行论，宗为六论之一，影响深远。”[6]《入菩萨行论》是颂扬菩萨行的名著，全以颂文写成，名为千颂。全篇分为十章 ( 品 ) ,分别为：㈠ 赞菩提心功德品；㈡ 忏悔品；㈢ 受持菩提心品；㈣ 不放逸品；㈤ 守护正知品；㈥ 忍辱品；㈦ 精进品；㈧ 禅定品；㈨ 般若波罗蜜多品；㈩ 普皆回向品。[7]10世纪译为汉文，11世纪译为藏文，[8]14世纪初译为蒙古文，在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也有回鹘文《入菩提行疏》。[9]今说蒙译文情况。

自从公元1305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Čhos-kyi hod-zer, 蒙语Nom-un gerel, 梵语Dharmaraçmi）将《入菩萨行论》译成蒙古文之后，此论在蒙古族当中广为流传。[10]据现存史料推测，自从14世纪初叶开始一直到19世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曾多次出现《入菩萨行论》的不同印本、手抄本甚至重译本。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有以下数种：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新德里手抄本（L6）；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M480）；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丹珠尔》本（T）以及19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B）等。

（一）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图2）。蒙古文《入菩萨行论》（L6、K、T）跋文记，搠思吉斡节儿将此论“于蛇年译毕”。符拉基米尔佐夫、柯立夫等学者研究后认为此“蛇年”应为1305年。[10][11]该原译本（学术界一般简称为MO）未传到我们时代。

1311年，搠氏奉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汗圣旨，用蒙古文撰写《入菩萨行论疏》（学术界一般简称为BcaT、BT等），并于1312年在大都白塔寺[12]木刻印刷1000本。这1000本著作几乎全部失传，后来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 von Le Coq）从吐鲁番发现了其中一本的最后12叶（24页），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编号为TM 45 D 336。该文献叶宽35.5厘米，高29.5厘米，正背两面印字，每面14行，其中不包括标有章次和页码的一小行。每行平均7个字。双线边框，外框线粗宽，内框线纤细。内容为《入菩萨行论疏》第156叶第一面到第167叶第二面，包括《入菩萨行论》第十章（即最后一章）最后三十偈（§§28-58），以及搠氏跋文（第166叶第一面第1行—第167叶第二面第10行）。1954年海涅什（E. Haenisch）教授刊布该文献图版之后，先后由柯立夫（F. W. Cleaves）、威勒（F. Weller）、策·达木丁苏荣（Če. Damdinsürüng）、海西希（W. Heissig）、鲍培（N. Poppe）、李盖提（L. Ligeti）、陶贝（M. Taube）、策仁苏达纳木（D. Cerensodnom）、道布（Dobu）等学者进行了研究。[13] ~ [24]

除了最后一叶之外，其余各叶背面左边框内侧垂直方向印有蒙古文dötüger bölög（“第四章”）以及叶次，如ǰaγun tabin ǰirγuγan（“一百五十六”）、ǰaγun tabin doloγan（“一百五十七”）等。每叶正面右下角和背面左下角分别印有汉字“月一百Í十Í上”和“月一百Í十Í下”。海涅什认为“月”字指“第四章”，取自汉语“天地日月”之说。[25]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还指出：“由此观之，这似乎很明显，《入菩萨行论疏》被分作四大卷出版，每卷还包含《入菩萨行论》译文中的至少两章。”[26]

（二）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图3）。敖伦素木（蒙古语Olon süme，意为许多庙宇，黄文弼记作“老弄苏木”）古城，俗称赵王城，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所在地百灵庙镇东北约三十公里艾布盖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古城呈长方形，城墙用黄土夯筑，现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残壁。敖伦素木古城建于元代，是活动在阴山一带的汪古部主世居之地。这里原有金代的按答堡子城，元初在北堡基础上兴建城池，故称新城。新扩建的敖伦素木城规模宏大，它既是活动在阴山一带的汪古部首领赵王世家的府邸，为汪古部领地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又是元代德宁路所在地，为当时蒙古草原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该城在元末明初毁于战乱。[27]

早在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1893 ~ 1966）对敖伦素木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察，[28]并在城中发现了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Batu Timur）至大元年（1308年）碑记，即《王傅德凤堂碑记》和一通蒙古文石碑，证实了此城址就是赵王城。[29] 1932年美国人欧文·.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 ~ 1989）也到此城考察，获得了景教墓石资料。[30]日本学者江上波夫（Egami Namio, 1906 ~ 2002）先后于1935年，1939年，1941年三次考察该城。[31][32]他发现了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所建一座天主堂遗址，同时也发现了藏有大量蒙古文与藏文残文书的一座古塔。1940年日本学者服部四郎（Hattori Shirō, 1908 ~ 1995）刊布了其中的13件蒙古文残文书。[33]后来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培（N. Poppe, 1897 ~ 1992）辨认出其中一件为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抄本残片。他指出该残片不同于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但不会早于14世纪中叶。[34] 1962年，日本方面把江上波夫收集品中的24件蒙古文残文书寄给了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海西希（W. Heissig）。海西希教授将此24件与服部四郎刊布的13件文书中的3件《入菩萨行论》残片一起，1966年于德国哥廷根出版。[35]同年，日本方面又把剩下的174件蒙古文残文书寄给了海西希，并委托他研究出版。这样，十年后于1976年海西希教授研究敖伦素木蒙古文文献的力作《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问世。[36]当他谈到敖伦素木蒙古文文献价值时说，这些文书能够反映16世纪以及17世纪初佛教经卷在蒙古的流传情况。他认为这些文书属于敖伦素木历史的最后200年，即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书中作者把敖伦素木出土文献分成八大类，其中一类就是《入菩萨行论》（学术界一般简称为OS），共39件。海西希教授依据1748年《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将这些残片一一复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对《入菩萨行论》的各种印本、写本（BT1312, OS, L6, M480, T1748, K）进行了系统的对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入菩萨行论》在蒙古地区的流传情况。他认为敖伦素木39件残片均属于1305年搠思吉斡节儿所译《入菩萨行论》的16世纪修订本。[37]

（三）新德里手抄本（L6，图4）。新德里手抄本叫做Bodisung narun yabudal-dur oroqui neretü šastir，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完整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现存新德里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编号为L6。该文书呈长方形，贝叶式，56叶，111面。每面平均40行，每行平均5个字。这是罗克什· 钱德拉（Lokesh Chandra）教授于1957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逗留期间，从乌兰巴托甘丹寺（the Ganden Monastery of Ulaanbaatar) 一位喇嘛手中所得。他认为，此手抄本年代应早于1748年《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印本，接近于15世纪敖伦素木残文书。[38]1968年海西希教授发表了题为《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的文章，第一次将新德里写本消息公布于众。[39]文中海西希教授将新德里本跋文及第四章与《丹珠尔》本相应的内容进行了对照，并得出结论说德里本早于1748年《丹珠尔》本。文章的最后他还以图表形式列出蒙古文《入菩萨行论》“系谱”：

1305 Mo

15世纪 敖伦素木残片

16世纪 写本L6

1748年 TA（《丹珠尔》本）

由此可见，新德里本同样也是1305年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的16世纪手抄本，然而，却不同于敖伦素木写本文书。1976年罗克什·钱德拉教授于新德里出版了该文献影印本，海西希教授为之作序。[40]

（四）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M480）。此本未曾出版。海西希教授在《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世纪）》一书中把敖伦素木39件残叶与L6、M480、T1748、K诸本相应的部分进行了对照。[41]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的大概。另外，在新德里影印本“序言”中海西希教授对M480做了简短的介绍，他写道：“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九章845首四行诗近乎完整地被并入《入菩萨行论》蒙古文注疏Bodisung cari-a avatar-a yin teyin büged nomlaqui tavilburi. bodi sedkil-i geyi-gülün üiledügči saran-u gerel之中。该写本文献由已故丹麦学者格伦贝克（Kaare Gronbech)于1938~ 39年到内蒙古旅行期间所得，现藏于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编号为Mong. 480。我们认为该写本重复1748年《丹珠尔》印本前的一个文本。”[42]

（五）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图5）。戈娃列夫斯基（V. O. Kovalevskiĭ）从北京购得,后来1929年前苏联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 Ya. Vladimircov, 1884 ~ 1931）于列宁格勒铅印出版（学术界一般简称为K）。[43]这也是现存《入菩萨行论》完整的蒙古译本。据其跋文，此本亦为1305年搠氏译本，然经嵩祝寺大喇嘛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ǰing ǰuse süme-e-yin da blam-a Urad gǖši Bilig-ün Dałai，活跃于18世纪前半叶）校勘。[44]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这两种本特别相像，只是在有些词汇读音方面有细微区别。然而，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戈娃列夫斯基本较《丹珠尔》本更为正确、更好。”[10]后来，李盖提、海西希等人研究后认为戈娃列夫斯基本年代早于《丹珠尔》本。[45]

（六） 《丹珠尔》本（T，图6）。正如前文所述，1305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把《入菩萨行论》译成蒙古文。这个译文经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校勘，1748年编入蒙古文木刻版《丹珠尔》经第114卷。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 Ligeti）对此《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学术界一般简称为T、Ta、T1748等）进行了拉丁字转写，于1966年在布达佩斯出版。[46]由于李盖提拉丁字转写中错误颇多，所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重新对此佛教论典进行拉丁字母转写，并附词汇表以及1748年原文图版于1996年在威斯巴登出版。[7][47][48]他在“导论”中写道：“众所周知，《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基本上是搠思吉斡节儿的作品，尽管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对正词法以及当时已经过时了的语法和词汇成分进行了改动。毕力衮达赖所做的修订与‘古典’语言规则是相一致的，但并非总是那么严格、精确。在17、18世纪大量的佛教经卷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同时，蒙古古典语言也更趋细密、完善。”[49]除此之外，符拉基米尔左夫（1929）、威勒（1950）、柯立夫（1954）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或多或少都曾谈到此《入行论》。[10][48][50][51]

（七）19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B）。据符拉基米尔佐夫介绍，19世纪布里亚特阿宁寺希勒图喇嘛席日布宁布（the širetu of the Buriat Anin dacan, Çes-rab sñin-po）将《入菩萨行论》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译文语言为新蒙古书面语言，与搠氏译文毫无共同之处。另外，布里亚特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仁钦（Radna Nomtoev; Nomtu-yin Rinchen）把《入菩萨行论》第十章翻译成蒙古文，柯立夫在他的《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一文中全文转录了其跋文。[52]

以上为《入行论》蒙古译文大致情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狄雍（J.W. De Jong）教授曾把这些文献按其年代之早晚进行过排列：BT（1312）—OS（16世纪）—L（16世纪末、17世纪初）—M（同上）—K—T（1748）。[48]那么敦煌莫高窟新近出土的《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应出现在哪个位置上呢？

二、关于莫高窟北区出土《入菩萨行论》残叶

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21: 40佛经残叶中有一行字为该经文的汉文简称——“扎里牙（阿）哇答儿”（Caryāvatāra）。这是我们释读辨认该残叶的主要依据。经研究发现该残叶为《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第八章第107偈第3行到第108偈第1行的内容。然而，光凭三行残存文字无法判断其年代和版本，这就促使我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对比研究。现将该残叶（简称Dh）与文献L6和T相应的部分（107, 1 — 108, 2）作一对照：

Dh 叶 行 内容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qari]

ügei tamu-tur ber oroyu:

amitan ooata tonilbasu [///]

L6 叶 行 内容

40a 29 -iyen bisilγabasu: busud-un ǰobalang

30 amurliqui taγalar-un: linqu-a-tu

31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

32 ügei tamu-tur ber oroyu:

33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iyar:

34 dalai metü bayasqulang ǰirγalang:

T 叶 行 内容

34b 31 bisilγabasu: busud-un ǰobalang amurliqu-yi

35a 1 taγalarun: lingqu-a-tu naγur-tur

2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r-i ügei tamu-dur

3 ber oroyu v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

4 -iyar: dalai metü bayasqaγulqui < : > ǰirγalang:

不难发现敦煌残叶中的三行字除了tonilbasu一字之外，完全与新德里手抄本（L6）第40叶正面第31-33行相对应，说明德里手抄本的底本应该是与敦煌残叶同属一个版本，也就是说敦煌印本残叶年代应早于新德里手抄本（L6）年代。新德里手抄本共56叶111页，每行字数少于丹珠尔本（52叶103页）。这样一来，敦煌本也应该是56叶左右。

海西希教授曾对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诸本中的不同词语进行过详细对照。今笔者亦将敦煌残叶中的词语与其他诸本中的不同形式作一对照：

上表所列词语之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 第107偈第4行第1个字，Dh（不过，也有可能为daγus[qari]）、 L6作daγus[qal]，M480之后的诸本改为daγusqari；第4行最后一个字Dh、L6、M480作oroyu，K、T改为odoyu；第108偈第1行Dh作amitan ooata tonilbasu [///]（“如若众生完全解脱”），L6后面的诸本改为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iyar（“由于使众生完全解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敦煌残叶年代应早于新德里手抄本年代。另外，敦煌残叶不同于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文所述有关文字中读到。总之，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21: 40文书为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所译《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年代可能早于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只是还需要有力的证据。莫高窟残叶的发现意义重大，它在蒙古族文献、文化史上将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释

以下为编号B121: 40文书释读文、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释。

拉丁字母转写

[1]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qari]

[2] ügei tamu-tur ber oroyu:

[3] amitan ooata tonilbasu [///]

[4] 扎里牙（阿）哇答儿 […]十[…]

《丹珠尔》本( VIII 107—108)：

107

a teyin sedkil-iyen bisilγabasu:

b busud-un ǰobalang amurliqu-yi taγalarun:

c lingqu-a-tu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

d daγusqar-i ügei tamu-dur ber odoyu v

108

a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iyar:

b dalai metü bayasqaγulqui ǰirγalang:

c tere böged ülü-gü tügekü bui:

d tonilqui daki yaγun kereg v

译文

[1]犹如[莲]池里的凫雁，

[2]坠入无尽的地狱，

[3]如若众生完全解脱，

隆莲法师汉译文(VIII 107—108)：

若能如是修相续

乐求息灭他人苦

犹如凫雁见蓬池

不劳驱遣自趣入

度脱一切诸有情

几许欢喜广大海

于彼若尚未为足

何为欲求解脱乐

词汇表

amitan (3)“生灵、众生”

ber (2)（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或作表强调的助词）

daγus[qal/qari] (1)“终结、结尾、完成、完结”：daγus[qal/qari] ügei

metü (1)“好像、仿佛、如、似”

naγur (1)“湖、泊、池”：naγur-tur

ooata (3)“竟、完全、根本”

oroyu (2)“入、进、进入”：tamu-tur ber oroyu

tamu (2)“地狱、痛苦、苦难”：tamu-tur

tonilbasu (3)“解脱、摆脱、自救”

ügei (2)“无、没、没有”

γalaγud (1)“雁（复）”：γalaγud metü

注释

第3行：tonilbasu：“解脱、摆脱、自救”，该词嘎日迪先生亦读作tonilbasu。

第4行：[…]十[…]：这一数字嘎日迪先生读作“八十六”。对于他的说法，笔者颇表怀疑，认为其“[…]十[…]”三字的释读辨认可能有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如果这是叶次的话作“八十六”的可能性极小。

参考文献

[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142页。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二”，第375-386页。

[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82页。

[5] 布顿著，郭和卿译：《布顿佛教史》，《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69卷，台北：华宇出版社，佛历二五三二年二月，第216-218页。

[6] 寂天菩萨造颂，杰操大师广解，隆莲法师汉译：《入菩萨行论广解》“赵朴初序”[EB/OL]， http://www.bfnn.org/bookgb/books2/1838.htm, 2006-03-17。

[7] Igor de Rachewiltz.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Edited and Transcribed , with a Word-Index and a Photo-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1748).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2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6. XX + 231pp., 52pl. [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亚细亚研究丛书》，第129卷，威斯巴登，1996年，共XX+231页，52幅图版。]

[8] Nicole Martinez Melis. “The Bodhicaryāvatāra: A Buddhist treatise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In: 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 Ed. Albert Branchadell and Lovell Margaret West.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5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207-224.[妮可·马丁内兹·米利斯：《入菩萨行论：曾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的一部佛教论典》，载于《较少翻译的语言》，本杰明译丛第58卷，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出版公司，2005年，第207-224页。]

[9] Simone Raschmann, Peter Zieme. “ Ein Bodhicaryāvatāra-Kommentar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2. 2 (1985): 309-318. [拉希曼、茨默：《入菩提行疏古突厥语译本》，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2卷第2期，1985年，第309-318页。]

[10] F.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 1-129.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年，第1-129页。]

[11] B. Ya. Vladimircov. Bodhicaryāvatāra Çāntideva. Mongol’skiĭ perevod Čhos-kyi hod-zer’a. 1. Tekst. Bibl. Buddhica. XXVIII. Leninggrad, 1929. I-IV.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佛教文献》，第二十八卷，列宁格勒，1929年，第I-IV页。]

[12] 聂鸿音：《妙应寺》，载《中国古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13] Haenisch, Eri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一）：1312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年，第3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24幅图版。]

[14] Če. Damdinsürüng. Mongγol uran ǰokiyal-un degeǰi ǰaγun bilig orusibai. Ulaγanbaγatur, 1959. 146-152. [策·达木丁苏荣：《蒙古族古代文学一百篇》，乌兰巴托，1959年，第146-152页。]

[15] L. Ligeti. ed. Mongol Nyelvemléktár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Monuments]. I. Budapest: ELTE Belső-ázsiai Tanszék, 1963. 25-43.[L. 李盖提：《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一卷，布达佩斯，1963年，第25-43页。]

[16] L. Ligeti. ed.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1.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2. 115-134.[L. 李盖提：《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第一分册，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2年，第115-134页。]

[17] W. Heissig und K. Sagaster.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Wiesbaden, 1961. Nr. 293. [瓦尔特·海西希、克劳斯·萨格斯特：《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威斯巴登，1961年，第293号文书。]

[18] F. Weller. Zum Blockdruckfragmente des mong. Bodhicaryāvatār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55. [F. 威勒：《关于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残片》，柏林，1955年。]

[19] F. Weller. “Anfragen eines Nichtmonglisten an den Mongoliste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 (1957): 23-61. [F. 威勒：《非蒙古学家对蒙古学家提出的问题》，载《中亚学报》，第3卷，1957年，第23-61页。]

[20] N. Poppe. “Antworten auf Professor Fr. Wellers Frage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7 (1962): 42-59. [N. 鲍培：《答Fr. 威勒教授》，载《中亚学报》，第7卷，1962年，第42-59页。]；

[21] L. Ligeti. “Le fragment de 1312 du Bodhicaryāvatāra et les versions K et 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 23 (1970): 267-282. [李盖提：《1312年入菩萨行论残叶与K和T本》，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23卷，1970年，第267-282页。]

[22] M. Taube. “Nachlese zum mong. Turfanfragmen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In: Ligeti, ed.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 Budapest, 1984. 327-339. [M. 陶贝：《再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入菩萨行论》，李盖提编：《西藏与佛教研究》，第2卷，布达佩斯，1984年，第327-339页。]

[23] D. Cerensodnom,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Nr. 10-21.[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0-21号文书。];

[24] Dobu. Oyiγorǰin mongγol üsüg-un durasqaltu bičig-ud. Begeǰing, 1987. 34-78.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58-211页。]

[25]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一）：1312年的佛教作品》，第5页。

[26]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第28-29页。

[27] 满绰拉：《敖伦素木古城遗址》，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2期。

[28] 沈颂金：《黄文弼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9] 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30] O. Lattimore.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Geographical Journal 84 (1934): 481-497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1962. 221-240. [欧文·拉铁摩尔：《内蒙古一座废弃的景教城》，载《地理学报》，第84卷，1934年，第481-497页。]

[31] N. Egami. Ajia bunkashi kenkyū. ronkō-hen. Tōkyō, 1967. 274. [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蒙古篇，东京，1967年，第247页。]

[32] N. Egami. “Olon-sume et l’église de Jean de Montecorvino.” Journal Asiatique (1952), p. 158. [江上波夫：《敖伦素木与孟高维诺教堂》，载《亚细亚学报》，1952年，第158页。]

[33] Hattori Shirō. “Oron Sumu shutsudo no Mōkogo bunsho ni tsuite.” Tōhō gakuhō XI (1940): 257-278. [服部四郎：《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文献》，载《东方学报》，1940年，第257-278页。]

[34] N. Poppe. “A Fragment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from Olon Süm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 411-418. [N. 鲍培：《敖伦素木出土一件〈入菩萨行论〉残片》，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年，第411-418页。]

[35] W. Heissig. Die mongolische Steininschrift und Manuskriptfragmente aus Olon süme in der Inneren Mongolei. Göttingen, 1966.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碑铭与写本残文书》，哥廷根，1966年。]

[36] W. Heissig. Die monglischen Ha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 (16. – 17. Jhdt.).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46.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世纪）》，威斯巴登，1976年。]

[37] J. W. De Jong. Rev. of Die monglischen Ha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 (16. – 17. Jhdt.), by W. Heissig. Indo-Iranian Journal 20 (1978): 130-134. [狄雍：《评〈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世纪）〉》，载《印度伊朗学报》，第20卷，1978年，第130-134页。]

[38] L. Chandra, ed. Bodhicaryāvatāra. 1. Pre-canonical Mongolian Text. 2. Tibetan Commentary by Blo-bzan-dpal-ldan. Śata-pitaka Series. 230. New Delhi, 1976. Preface. [罗克什· 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1．前正典蒙古文本；2．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百藏丛书》，第230卷，新德里，1976年，“前言”。]

[39] W. Heissig. “A rare Mongolian Bodhicaryāvatāra-ms. in New Delhi.” In: Studies in South East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1968. 45-51. [海西希：《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载《东南亚和中亚研究》，新德里，1968年，第45-51页。]

[40] 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1．前正典蒙古文本；2．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

[41]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世纪）》，第67-129页。

[42] 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1．前正典蒙古文本；2．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序言”。

[43]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

[44] W. Heissig. “Bermerkungen zum mongolischen Tandjur.”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24 (1951): 122-130. n. 35. [海西希：《蒙古文〈丹珠尔〉注》，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24卷，1951年，第122-130页，注35。]

[45]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世纪）》，第236页。

[46] L. Ligeti, ed. Šāntideva. A megvilágosodás útja. Bodhicaryāvatāra, Čhos-kyi ’od-zer fordítása. Mongol Nyelvemléktár. VII. Budapest, 1966. [李盖提：《搠思吉斡节儿译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蒙古语文献汇集》，第七卷，布达佩斯，1966年。]

[47] G. Kara. Rev. of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 4 (1997): 704-706. [G. 卡拉：“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学报》，第117卷，1997年，第4期，第704-706页。]

[48] J. W. De Jong. Rev. of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Indo-Iranian Journal 41 (1998): 192-195. [狄雍：“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印度伊朗学报》，第41卷，1998年，第192-195页。]

[49] 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第xi页。

[50]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第i-vi页。

[51] F. Weller. Über den Quellenbezug eines mongolischen Tanjurtextes. Abh. d. Sächs. Ak. d. Wiss. Zu Leipzig. Berlin, 1950. Anhang: Tibetischer Tex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1-114. [F. 威勒：《关于蒙古文〈丹珠尔〉经中一文的来源》，《莱比锡萨克森科学院会刊》，柏林，1950年，附录：藏文《入菩萨行论》，第1-114页。]

[52]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年，第1-129页，“导论”（第1-31页）。

[作者简介] 敖特根，蒙古族，历史文献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蒙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