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

　　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

　　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

　　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

　　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箓”、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