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继绝存亡之道”略考

　　宋太宗“继绝存亡之道”略考

　　韩剑英

　　宋太宗是北宋历史上继开国皇帝宋太祖之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近二十年间(976—997)是宋朝祖宗家法形成的重要时期之一。太宗继位之后，闽陈洪进、越钱仿相继纳土，随后，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宋史·本纪第五》中称赞他在宋初社会政治军事动荡之时，而能使国内百姓安居，所谓“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正是有了这样相对稳定的局面，才在其后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在位时间960—976年)在建国之后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和发展佛教的措施，那么，为什么太宗之后不久，真宗时代的哲学思想家、佛教实践家孤山智圆(976—1022)就称“太宗之于我教也，有继绝存亡之道与”?[1]本文将围绕五代后周与宋太祖时期佛教政策、宋太宗弘扬佛教的主要活动以及太宗“继绝存亡”的原因等三个方面对宋太祖“继绝存亡之道”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五代后周与宋太祖时期

　　佛教政策的简单回顾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2]，到后周世宗时，为厉行改革、整顿国务，对佛教更采取大规模压缩和坚定限制的方针，在显德二年(955年)中，诏令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禁止私度僧尼等。后周世宗是五代时期比较有作为的君王，他整顿佛教的措施和思想，对宋太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太祖在开宝年间(969年)曾说：“朕忆得先皇显德年间，世宗……于是诏天下毁铜像以为钱。”[3]

　　从目前的资料看，宋太祖在即位之初延续了后周世宗的佛教政策。建隆元年(960)六月的诏书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4]开宝八年(975)，又诏令禁止举行灌顶道埸、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佛事活动，并指责其“深为亵渎，无益修持”[5]这都是肯定和承认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既成事实。甚至，根据《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三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宋太祖条的记载，太祖在佛教政策上是有过犹豫和怀疑的：“上始受命，默计释氏何道而归敬，若是其盛?”只是因为神僧麻衣和上、相国寺醉僧、龙兴寺异僧等的感召，才开始隆笃佛教。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此难以定论。不过，在扬州造寺赐额建隆[6]，派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出游西域[7]。开宝四年(971年)开始刊刻《开宝藏》，重修同州龙兴寺舍利塔”[8]又铸修“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的正定铜观音大悲菩萨像，“诸节度、军州差取到下军三千人工役”[9]，等等。太祖可能更多的是只是建国之初稳定民心、开展外交的现实需要，如扬州建隆寺是效仿唐太宗正观四年故事为阵亡的兵士荐冥福，再加上宋朝初定，有太多的内政外交的问题，因而太祖的佛教政策表现出不自觉的、不系统的、游移的性质，我们称之为“限制中有扶持”。也就是说宋太祖在延续了五代后周限制佛教的政策，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新王朝的统治而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客观上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活动，并且从总体而言，“限制”应该是宋太祖佛教政策的主流。

　　二、宋太宗弘扬佛教的主要活动

　　孤山智圆《闲居编》称“太宗修坠典，置译场，翻梵书，以广其道，御制《圣教序》”[10]，《佛祖历代通载》宋徽宗时期法师永道奏中，关于宋太祖的佛教贡献时称：“太宗皇帝，建译场，修坠典，制《秘藏诠》，述《圣教序》”，《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二称“及太宗继体，度童子十七万人，建译经院，制圣教序，赐天下无名伽蓝之额，建开宝大塔舍利之藏”，他们都共同指出了太宗弘扬佛教的几项主要活动：建译场、制圣教序、普度、赐额、建开宝舍利塔，此外，太宗的活动还包括诏修《宋高僧传》、刊版流行藏经以及整顿佛教等，以下简要述之。

　　1．首先是“建译场、修坠典”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太宗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夏竦在1035年所作“传法院碑铭“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全宋文》第九册第190—194页)：

　　太宗……皇帝，以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建传法院于太

　　平兴国寺。……先朝干德中临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有七

　　人，各赐装钱访经西域，今继有还者。嗟其翻译之废。载

　　祀二百。非国家削平多垒，淹宅四海，通道夷貉，暨声蒽

　　雪，大事因缘，畴能复之?……法天、法进、天息灾、施护

　　……命光禄卿汤悦等润文，……义学兹刍慧达……新经

　　译成，制跸临幸，赍物有品，诏赐金额，岁给飧钱一亿六十

　　万，度僧十有一人。翻译之制，大备于兹。

　　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也记载了太宗重建译场的事件，并说到：“唐白元和以后，不复译经”，指出宋代译场恢复了唐元和之前的译经。

　　关于宋代译场，今世学者因为与唐代译场相比而多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而予以贬斥。但就社会功用而言，宋代译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绝不容忽视的。“修坠典”是“建译场”的直接作用之一，如《佛祖统纪》中记载：“天息灾等言‘闻陕西诸路颇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中唐五代以来，因社会动荡而文书多散佚，译场成为收集佛教佚书的重要机构。另外，就思想而言，译场以官家名义任命汤悦等一大批上层士大夫担任润文使，至宋真宗时更是任命宰执担任润文使，客观上促进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沟通，使三教和而不同成为宋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次，就现实政治外交而言，宋太宗雄图大略，在完成南方统一后，力图统一北方，却在与西夏、契丹交战中受挫，因此以佛教为凭借来沟通西域以及日本、朝鲜各国，译场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除了以上最重要的三种，我们分别称为“修坠典”、“通三教”、“行外交”，建译场的作用还包括经典的普及、僧材的培养、佛法的传续，以及在完全确立中央集权对僧团的绝对控制、使教权臣伏于王权等方面都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2．“制《秘藏诠》，述《圣教序》”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诏编太宗《妙觉集》人佛经藏。《妙觉集》是太宗的诗文集，包括《秘藏集》、《缘识》、《莲花心轮回文偈颂》等论佛赞法的诗文集，存于《高丽大藏经》第三十五册。《秘藏诠》全书计有五、七言古诗、律诗、赋、歌等二百余首，且有当时两街义学高僧奉命撰注，不仅包括了太宗对如来及其教法的赞叹，对佛教基本理论的拣择，还包括了太宗兴教、弘法、译经等构想与计划[11]，因此对理解太宗佛教思想以及宋初中央集权的佛教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宋太宗在雍熙三年(986年)冬十月，临幸太平兴国译场后，御制《三藏圣教序》(《佛祖历代通载》记录此序文，题为“新译三藏圣教序”)，并赐天息灾等，令冠新译经首。开篇即赞曰：“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包括万象譬喻无垠。总法网之纪纲。演无际之正教。拔四生之苦海。”[12]

　　《秘藏诠》与《圣教序》是宋太宗“机务之余，留心释典”的主要成果，即便其中或有大学士们代笔，应该也是代表他佛教思想和佛教政策的主要作品。其中，表达了太宗对于佛教的支持不仅仅出于现实的需要，更是基于思想的认同和以儒学为基准对佛教义理的主动拣择。可以说，宋太宗《秘藏诠》与《圣教序》中所代表的是宋学萌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所采取的一种有意的引导。

　　3．褒奖赞宁，撰修圣传

　　赞宁(919—1002)[13]，有大学问，洞古博物，兼通儒佛，工于诗文。前述孤山智圆对赞宁非常崇敬，称赞赞宁“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旧迹存华社，遗编满帝京。”、真”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仿奉版图归朝，赞宁随钱王归宋，太宗闻其名，召对滋福殿，延问弥日，改赐通惠。赞宁自七年始(982年)奉诏历经七年编修修《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及诏撰《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正如《大宋高僧传》首太宗的批答所言：“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门。代有奇人迭恢圣教，若无纂述何以显扬?系尔真流，栖心法苑，成兹编集。”高僧传为我们保留了唐、五代、宋初佛教的宝贵资料。《三教圣贤事迹》虽已佚失，然从敕令参政苏易简、太一宫道士韩德纯与赞宁共同完成并多达百卷的事实，可以明确推断太宗试图沟通三教的意识形态引导的策略不是心血来潮的，而是非常明确的。

　　4．继续雕刻和流行佛教藏经

　　继续并初步完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雕造[13]。《开宝藏》不仅在佛教史上是划时代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底本，从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历时12年。因始雕刻于开宝年间，故称《开宝藏》，又由于这部藏经是在当时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的，也称为《蜀藏》。

　　藏经的刊行，不仅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佛教、哲学与文化资源，而且在当时一方面成为向周边国家夸示大宋王朝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的象征，确立大宋天朝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在雍熙元年(984年)三月，日本国沙门裔然来朝。裔然求谒五台，及回京师，乞赐印本大藏经，太宗诏有司给予之。

　　5．普度、赐额

　　太宗即位之年太平兴国元年(976)，诏普度天下童子十七万人。三年三月(978年)，赐天下无名寺额，日“太平兴国”，曰“干明”。五年，又下诏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内外诸郡童行并与剃度”。太平兴国七年九月，诏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念天下之度人，拘有司之制度，俾申素愿，式表殊恩。应内外系籍童行长发，并特与剃度。”宋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宋代僧尼在数量上在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大发展，学者对此多有迷惑。如前所述，五代至宋太祖，对佛教虽有一定限制，然而佛教以其独特的哲学思辨和宗教情怀，在文人土大夫和世俗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民间私度的现象和无名寺额的数量都已成为不争的现实。而按照传统的“有司之制”，大批系帐童行因为交纳不起规定的财物而无法正式出家，地方官僚为获得利益于是把度牒鬻卖给那些根本没有系帐的童行，造成了事实上的僧侣浮滥。宋太祖出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变“暗”为“明”，在显示帝王殊宠的同时，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比起五代时期掩耳盗铃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央的管理和控制。

　　6．建寺修塔

　　北宋京师开封的主要寺院，基本都是在太宗时期建造或恢复的，著名的如：启圣禅院、妙觉禅院、太平兴国寺、开宝寺、景德寺、普安院等，大多具有一定规模，耗费土木、人力、财力。其中关于开宝寺舍利塔的情况，《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佛祖统纪》等多有记述，因为其“巨丽精巧，近代所无”、“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才功毕，也成为后世诟病太宗的主要资料之一。然而，联系到五台山和峨眉山梵刹的修建，太宗派出亲信内侍，分别前往与辽、夏前沿的五台山和民心较为动荡的蜀地(太宗时期先后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建寺修塔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太宗个人崇佛“志奉释老，崇饰宫庙”的愿望，而是具有政治用意，就是藉此制造福瑞、灵应，确立太宗皇权的神授地位。并且，太宗一再强调自己对佛教的崇信，截然不同于梁武帝的祈福式的迷信，而是理性的信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建寺修塔崇奉佛教的理想中，太宗悄悄地稳定了民心、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7．对佛教的严格管理

　　对于弘扬佛教可能产生的流弊，宋太宗应该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宋朝事实类苑》卷第二祖宗圣训，记载了宋太宗的一段话，曰：

　　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馁者，今殆二十人矣。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16]

　　太宗对于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已大大惊骇，所以他在弘扬佛教的同时，也不断发布诏令和采取一些措施包括系帐制度、试经制度、度僧配额等提高沙门素质并严格管理佛教，对私度、鬻牒、伪冒为僧等现象给提出严格的惩戒。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诏僧尼复试经科，又止僧科；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在诏令中解释了他的普度政策仅限于先前“系帐沙弥、长发未剃度者”，他同时指出“今后不得为例，不得将不系帐人夹带充数，犯者当行决配”[17]。雍熙(984年)二月诏禁增置寺观，986年，他在诏令“天下系帐童行并与剃度”时，要求“自今而后，读经及三百纸，所业精熟者方许系帐。”至道元年(995年)，太宗有鉴于两浙和福建地区僧侣数目过于庞大，下诏重新规定度僧配额之分配情况，又再次强调了试经制度：

　　江南两浙福建僧尼，今后以现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敕比试，念读经纸合格者，方得以闻。不如式而辄奏者，知州通判职官并除。若干系人吏、三纲主首、本犯人决配。[18]同一诏中对私度与鬻牒也有着严厉规定：

　　僧尼死及还俗者，祠部尽时追毁讫缴送祠部。应衰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所在官司点检，许人陈告。犯者刺面决配牢城，尼即决还俗。[19]

　　《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称太宗“又屡诏约束寺院扩建，乃至下诏限制僧尼数量”等等。宋太宗在弘扬佛教的同时严格管理佛教，是从根本上有利于佛教的发展的，因此我们把宋太宗管理佛教的活动也作为他弘扬佛教活动的一部分来看。而宋太宗在弘扬佛教中严格管理的思想与当时由于儒学思想的自觉而出现的抑佛思想形成了两股力量，同样面对佛教发展、立足国富民安的两种不同发展思路。

　　例如，端拱二年(989)开宝寺建舍利塔，时知制诰的田锡上书反对，其言切直，“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太宗听了田锡的直言上谏后，并不发怒。[20]而在对待王禹僻抑制佛教的问题上，更看出太宗在佛教政策上的一贯。王禹饵(954—1001)宋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古文运动家，在宋初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1]。“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震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22]。

　　早在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下诏求直言。时值三十五岁的王禹僻初拜右拾遗(谏官)、直史馆(史官)，先后奏上《端拱箴》与《三谏书序》。《三谏书序》云“因采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时弊者，凡三篇”，其二，“以齐民颇耗，象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蠹人害政，莫甚于斯，臣故献韩愈《论佛骨表》。”

　　第二年989年，契丹破易州。右正言、直史馆王禹僻再次上奏[23]，提出“外任其人有五者”、“内修其德有五者”，其中“内修其德”第五项措施为“禁止游惰，厚民力也”，请求访问有司，明“僧道蠹人者”等，“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则人力强而边用也”，“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织之人，赡七分坐待衣食之辈，欲求民泰，不亦难乎?”“若辇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独在外而在乎内也。唯陛下熟记之。”王禹饵的这段上疏代表了宋太宗时代的抑佛声音，概括了宋初抑佛的几个主要原因：1、经济原因；2、军事原因；3、社会原因。王禹饵的抑佛思想在宋初是最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的态度：“太宗览奏，深加叹赏”。太宗对田锡和王禹僻态度，说明他对所反映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对他们的儒者式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给予充分认同。不过，同样基于国富民安的理想，宋太宗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的选择是符合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宋真宗时期特别是宋仁宗时期所形成的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土大夫所形成的反佛思潮，那么孤山智圆在历史上最早给太宗的佛教政策予以高度正面评价，不可不谓其有先觉之功也。

　　三、宋太宗“继绝存亡”之简要分析

　　从第二部分宋太宗弘扬佛教的主要活动中，我们发现这七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关于宋初佛教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一方面，建立一个收集佚经、翻译梵文、培养僧才并促进佛经流传的专门机构，鼓励有德行、有义学的高僧著书；以皇帝至尊亲自撰述，在进行皇权神秘化的同时，加强了皇权对佛教、世俗的控制以及思想领域引导；另一方面，以严格的措施来尽可能地减少弘扬佛教可能带来的流弊。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宋太宗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五代后周以来对佛教限制但却不能控制的局面，力图实现弘扬佛教又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有控制的发展，并促使这种发展从整体上服务于他统一国家、维护和平、加强中央集权的宏图大略。

　　而太宗之所以要“继绝存亡”，基于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佛教有俾政治；三教和而不同。

　　首先是佛教有俾政治。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施护译《守护大干国土经》三卷、法护译《大力明正经》二卷，呈上御览，太宗以示宰相并谕群臣云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庶人无位，纵或修行自若，不过独善一身。如粱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后代笑。为君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24]

　　在太宗看来，对佛教的适度提倡，对于王朝的统治是有益的，但不能过分，若过分则有害于政治，乃至像梁武帝那样丧失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宰相赵普对宋太宗的称赞，更是说明了太宗以佛教来俾助政治的思路，他说：“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圣智高远，动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25]

　　第二是三教和而不同。历史上，自从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国，儒、释、道三教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融合。《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就包含着三教融合的思想，后来，如东晋庐山慧远、道士葛洪、隋末唐初王通、中唐柳宗元等都主张三教融通。而在经历了中唐以后至五代的混乱，进入相对稳定的北宋初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仰的混乱，三教的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北宋初年的思想家们都积极认真地思索着探讨着议论着，士大夫阶层的反佛思想和言论日渐高涨，反佛思想臻于极致，却最终能消于弥迩，终于走向三教融合的局面。宋太宗在思想史上的先觉奠定了在佛教政策上的“祖宗家法”，直接推动了以三教融通为主要特征的宋学的建立。对此，夏竦的记述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感受到：

　　自兴国壬午(982)距今乙亥(1035)五十四载，宠灵

　　积累，妙因殊胜。有若今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夷

　　简以师臣上衮，博达空理，奉制兼使。今参知政事、尚书

　　吏部侍郎宋授以宏材硕德，了悟真际，被诏润文。有若故

　　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曙、参知政事张洎、赵安仁、

　　枢密副使杨砺、翰林学士承旨晁迥、李维、翰林学士朱昂、

　　梁周翰、杨亿，皆以学通儒释，继司译润。上哲清流，尽在

　　兹矣![26]

　　宋太宗是以他帝王的至尊推动了三教的沟通，当然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现实考量外，还由于太宗本人的好文与通识。北宋时期就有“太祖以神武定寰中，肇基王业”、“太宗以润文化天下，光阐宏图”的说法，《佛祖统纪》赞“自古人君莫如太宗之有通识也”，而“人无通识不足以知佛”[27]。正是由于上述太宗的主要活动和个人品格，行“继绝存亡之道”，使中国佛教在唐宪宗以后历经一百七十年的沉寂，又重新光大了如来之道，并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确保了佛教在中国文化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如孤山智圆在“《翻经通纪》序”中赞叹的：

　　洎乎李唐宪宗以降，其务寝者凡一百七十龄，故五代

　　之间绝闻传译，逮乎我大宋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钦承

　　佛记，扶起坠风，由是象胥之学，重光能仁之道，益振阐扬

　　之利，盖不可得而思议焉。有以见汉明丕显之功，不独关

　　于前世者也。[28]

　　(作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1]“《翻经通纪》序”，《闲居编》卷10，《续藏经》第56册，第881页上。

　　[2]“佛教史》，第330页，杜继文主编，中国社科出版社。

　　[3]《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金石萃编》卷123，王昶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六月条，(宋)李焘撰，中华书局2004版。

　　[5]《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宋大诏令集》卷223。

　　[6]《佛祖历代通载》(22卷)卷18，(元)念常撰，《大正藏》第49册。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大祖干德四年三月癸未”条，元脱脱《宋史》卷2，《太祖纪》作“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

　　(8广重修龙兴寺东塔记”，《金石萃编》卷125。

　　(9广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金石萃编》卷123。

　　[10]“驳《嗣禹说》”，《闲居编》卷28。

　　[11]“广宋大宗与佛教”，黄启江撰，《故宫学术季刊》卷12，第2期，第121页。

　　[12]《佛祖历代通载》卷18，《大正藏》第49册，第659页。

　　[13]俗姓高，号通慧大师(通惠大师)，又称明义宗文大师、圆明大师，欧阳修《六一诗话》“颇读诗书，博览强记”，僧文莹《湘山野录》“洞古博物”，兼通佛儒，工于诗文，驰誉宋初。《释门正统》《佛祖统纪》均有传，宋代文集多有记其故事。所著《大宋高僧传》卷30，《僧史略》卷3，《入藏内典集》卷152，《外学集》卷48，《筝谱》卷10，《物外集》皆别行等，今仅存《宋高僧传》、《曾史略》。

　　[14]“广经通慧僧录影堂”，《闲居编》卷47，《续藏经》第56册，第938页上。

　　[15]请参见《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李富华何梅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童纬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童纬论及《开宝藏》在卷末加盖印刷时的印工名章和施经愿文及执事僧等墨迹的事实，并详细描述了《阿维越致遮经》卷上末加盖的墨迹，这个墨迹为单边长方形，文字三行，共47宇，文日：“熙宁辛亥岁(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仲秋初十日中书札子奉圣旨赐大藏经版于显圣寿禅院印造提辖管勾印经院事演梵大师慧敏等”。童纬认为，这个墨迹明显表明《开宝藏》在刻成竣工后，又历经修订，近九十年后方交给寺院管理印刷流通。此观点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与证明。大宗只是完成了初刻本，之后，在真宗时乃至以后一百余年间不断地有所增补才形成六千余卷的庞大规模。

　　[16]《宋朝事实类苑》第23页，(宋)江少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曾巩集》中也有类似太宗言语记录，文字稍有差异。

　　[17]《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影印本第8册，第7861页；《佛祖统纪》也录此文部分，文字略有差异，第398页下。

　　[18]同上，第7862页。

　　[19]同上，第7861页。

　　[20]《长编》卷30《太宗端拱二年八月》条，(宋)李焘撰，中华书局2004版。

　　[21]王禹傅，宋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字元之，北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贫苦，宋太宗大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由州县地方官吏升至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是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因其为人刚正，居官直言敢谏，仕途相当坎坷，八年中三次遭贬。其诗崇杜甫、白居易，文尚韩愈、柳宗元，特别是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创作实践和创作主张两个方面，力摒晚唐五代以来的浮华诗风，独开宋诗新风气，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中日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已对王禹僻的思想和在宋初的影响已有一定深入的研究和关注，例如徐规先生《王禹僻事迹著作编年》一书，日本东英寿“从行卷看北宋初期的古文复兴——以王禹俱为线索”一文，都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

　　[22]《石林燕语》卷10，第145页，(宋)叶梦得撰，中华书局，2006年。

　　[23]此奏即著名之《御戎十策》或《御戎十事》。(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1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参考《小畜集》卷8{谪居感事)自注，《小畜集》、残本《外集》均未登载此奏。转引自《王禹佴事迹著作编年》第84页，徐规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冬十月甲申条。

　　[25]同上。

　　[26]“传法院碑铭”，夏竦撰，《全宋文》第9册，第192页。

　　[27]《佛祖统纪》卷43法运通塞志第十七，《大正藏》第49册。

　　[28]“翻经通纪”，《闲居编》卷10，《续藏经》第56册第88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