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东南佛教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

　　唐代东南佛教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五台山研究》编辑部 周祝英

　　佛教于东汉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次年在洛阳始建佛寺——白马寺，并有西域来华的安息、康居等僧人聚居于此，弘扬佛法，所以到东汉末年，洛阳就成了我国惟一的佛教重镇。汉献帝末年，由于中原军阀混战，支谦为了避乱，于黄武八年(229)来到建业(今南京)。佛教便自洛阳而武昌，而建业，向南流布。《佛祖历代通载》卷五中记载，赤乌十年(247)，康僧会以舍利神力使孙权信佛，孙权为之建塔寺，名建初寺。于此，康僧会居于建初寺，大畅佛法，译出《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与此同时，还去会稽(今浙江绍兴)拜见安世高弟子陈慧学习安师所传佛法，并共同注释《安般守意经》，又传泥洹呗声，“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故使“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因此说，三国时期江南佛教兴起。南北朝时，统治者信奉佛教，修建了大量寺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诗句，描述了江南佛教欣欣向荣的景象。隋代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战乱纷争的局面，隋文帝、炀帝都很尊崇佛教，度僧建寺，讲经弘法。此时，由天台山智颢占先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为我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唐代，除武宗灭佛外，其余皇帝都极力扶持佛教，敕建寺宇，崇佛敬僧，使佛教达到鼎盛，此时，高僧倍出，相继创立了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唐代，国家强盛，佛教兴旺，宗派林立，成为世界佛教中心，遂有许多国家僧人纷纷入唐学法。特别是地处东南沿海的江南，物产丰富，经济迅速发展，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那时，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派出大批遣唐使，学习中国各种文化。日本天皇先后派遣100余名留学僧至唐研习佛法和唐朝的典章制度，遂使中国文化和佛教信仰大量传入日本。他们大多从江浙登陆至唐求法，为了更加方便中日文化与贸易交往，于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开辟了从扬州至长江口入海，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直达日本本土以南的奄美大岛，再转向北航，经夜久岛(屋久岛)、多弥岛(种子岛)，再从萨摩海岸北上到达博多(今日本福冈)、难波(今日本大阪)的南岛路航线。随后又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开辟了一条从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直航日本值嘉岛(今之平户岛与五岛列岛)，再向前进，经松浦、博多到达筑紫(北九州)的南路新航线。这两条航线的开通，使江南与日本的交流达到空前繁荣， 日本留学僧不仅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而且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江南盛产的丝绸、茶、瓷器等物品传入日本。冈此说，江南佛教对促进中日友好往来起到积极作用。下面就将唐代日本入唐著名僧人与江南佛教文化交流作一疏理。

　　日本从唐贞观四年(630)(日本舒明天皇二年)第一次派出了由留学僧和学问僧组成的遣唐使，到最后一次唐开成三年(838)(即日本承和五年)的200余年间，共16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日本的遣唐使都是经过选拔出来的通晓经史、擅长文墨、精通汉文、医师、阴阳师、画师、工匠师等留学生、学问僧、请益僧至唐，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他们大多从江浙登陆，首先朝拜学习江南佛教文化，而后遍迹中国深入各个文化领域，吸取唐代文化的精髓，从而使中国文化根植于日本，特别是中国佛教宗派在日本的开创，极大地丰富壮大了日本佛教文化。日本遣唐使与江南佛教文化交流贡献较大的有最澄、圆仁、圆珍、惠锷以及至日传道的唐代高僧鉴真等。

　　最澄(767—822))是日本遣唐使到浙江天台山学成归国后，创立了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最澄，俗姓三津首，近江(今滋贺县)人。其祖先是后汉孝献帝后裔，最澄12岁投进江国分寺行表，学习《华严》等经，15岁于国分寺剃度受沙弥戒，19岁在京都鉴真生前驻跸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学习鉴真和思托东渡时带去的天台教典及各种经论。虽说鉴真去日本主要是传播戒律，但他原先是天台宗弘景的弟子，对天台宗也深有研究，因而在带来日本的书物中有许多天台宗经典。最澄由于看到当时的佛教界只是沉溺于学解的论议，而不以人生观或信念为构造，佛教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感叹正法衰退，世态无常，因此登上比睿山，隐居草庵13年，专心修行、研究佛道，并于32岁时，发表其研究成果，讲解《法华经》及天台思想。为了更加深刻地研究法华一乘教义，决意入唐求法，于是在唐贞元二十年(804)，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船于9月26日抵达明州(今浙江宁波)，先去台州谒见了台州刺史陆淳，并于龙兴寺听天台十祖道邃大师讲天台教义，最澄在此从道邃学《摩诃止观》等，听讲受诲昼夜不息。后又参谒天台山，礼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于天台佛陇寺座主行满学习天台教义，从天台山禅林寺鯈然受牛头禅，然后又返回龙兴寺从道逮继续研习天台教观，还亲自抄写了大量的天台典籍。此间道邃和尚在最澄与义真的请求之下，庄严道场，亲授大乘菩萨三聚大戒。后又到达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与义真从上师顺晓同受三味灌顶密法。最澄带着求学天台奥义的愿望居于天台一带，不仅学习天台教义，还研修禅、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凭着他扎实的佛学功底和勤奋刻苦的精神，领会贯通了圆、密、禅、戒四宗之法要。最澄敏锐好学、道行高深，受到僧俗的崇敬。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最澄带着《法华经》等章疏以及王羲之等名家的碑帖拓本回到日本，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了日本天台宗。不久最澄被召入京师，奉天皇敕命为南都八位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设立法坛，为道证、修圆、勤操、正能等八位大德授灌顶传密教，为日本秘密灌顶之始。日本的天台宗在最澄的弘传倡导下日益兴盛，但最澄认为天台宗虽然在教义上已经确立，可是僧人还是依据小乘之戒规范生活，因此于819年上表奏请在比睿山设立大乘圆顿戒坛，遭到僧纲与南都诸大德反对，致使奏表未获批准。随即最澄撰《显戒论》三卷、《显戒论缘起》二卷驳之，然而直到822年6月4日最澄圆寂于比睿山中道院后第七天，嵯峨天皇才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大乘戒坛，改比睿山寺为延历寺。866年，清和天皇追赐最澄谥号“传教大师”。最澄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法华秀句》三卷、《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卷、《唐决集》、《守护国界章》一卷等。

　　最澄至天台访师问道、求法学教，功成后归国创立天台宗，倡导圆、密、禅、戒四宗合一的宗风，日本天台宗将台州龙兴寺称为祖庭，受到历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和信徒所崇敬朝拜。最澄这位日本天台始祖对日本与江南佛教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圆仁(794—864)，日本比睿山延历寺第三代座主，日本天台宗著名高僧，下野国(今枥木县)都贺郡人。15岁入比睿山投最澄门下，研习华严教观，由于他苦学精进， 19岁即以遮那业得度，也就是通过了天台宗高级学位的考核。28岁就开始讲经传法担任了教授师。圆仁秉承其师最澄之遗愿，想去天台山礼拜祖庭，学习天台要旨，并带着五十条有关天台义理的疑难问题去请教，于日本承和五年(838)以请益僧的名义随日本最后一次遣唐使船入唐，抵达扬州后，申请去天台山国清寺未获批准。随后住于扬州江阳开元寺，等候准许到天台山学习的批文。圆仁在扬州开元寺停留了7个月，在那里先从沙门宗睿学习梵文，又从全雅受密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等，同时也设斋供养寺里的僧人。期间有天台山禅林寺主敬文(行满的弟子)尝于扬州与圆仁相见，讲述了最澄参学天台时的情形，介绍了天台山弘传智者之教的盛况，并希望他能早日参拜天台山。圆仁怀着极切向往的心情，数次请求前往参学，但均因其为请益僧的身份遭到当局拒绝，而与其同时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则被准许入天台山。圆仁在扬州的7个月期间，考察了扬州的佛教寺庙、广泛接触了中国僧侣、官吏、百姓，了解了当地的的交通、城池规模以及风土民情，把这些亲历一一记载下来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研究唐代扬州的历史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圆仁虽未能实现赴天台山求法的宿愿，但前往五台山大华严寺，礼拜天台座主志远，跟随志远、玄亮、文鉴等天台宗高僧学习天台教义，抄写天台文书，亦算实现其学习天台宗的夙愿。后又往京师长安，住资圣寺，拜访名僧知玄，又从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法全、义真等受密法，从宗颖习天台止观。于大中元年(847)携带天台宗等佛教经疏八百余卷以及法器等从越州(绍兴)出发归国。回国后，深得天皇信任。于比睿山设灌顶台，建立总寺院，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60岁时担任比睿山延历寺第三代座主，继承最澄法统，广弘天台之教，使日本的天台宗得到迅速发展。贞观六年(864)，71岁的圆仁圆寂于比睿山。日本贞观十年(868)，清和天皇追赐“慈觉大师”谥号。

　　圆仁入唐9年，足迹遍布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七个省，并把亲历和耳闻之事用日记体裁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记载了唐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情况，还涉及了晚唐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研究唐代佛教、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所以它与我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意大利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同称为“世界三大游记”。因此说，圆仁对日本天台宗的发展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圆珍(814—891)也是日本比睿山天台宗僧人，为日本真言宗开山之祖空海的外甥，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15岁入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学习天台教义。20岁得道受戒，28岁从最澄门徒德圆受传三部三摩耶(据《大日经》卷二、《大日经疏》卷九所载，修胎藏界曼茶罗诸尊之三昧契合于本誓，与诸尊成为一体之修法，因胎藏界之诸尊分为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等三部，其观想亦有三种，即：诸佛之本体，谓法界，此法界在胎内之位为入佛三昧耶，出胎为法界生，完成白利利他之作用为转法轮：依序而为法身、报身、应身之功德。此称为三部三摩耶)。32岁时因其才德超伦拔萃，智略高深。博览众经，精通显密二教，被全山僧众推举为比睿山真言宗的学头。

　　唐大中七年(853)圆珍入唐求法，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废止遣唐使，他是搭乘中国的商船于福州登陆，首先来到福州开元寺从印度僧般怛罗学习梵语。随后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听物外和尚讲《』上观》，同时还抄写了天台宗教法三百余卷，又拜访禅林寺，参拜智者大师的遗迹。后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开元寺，从良谓和尚学习天台教义。唐大中九年(855)，圆珍来到长安(今西安)，拜谒青龙寺法全学习密教，并与日本僧人圆载一道接受金刚界、胎藏界的灌顶。

　　大中十年(856)五月，圆珍又返回越州开元寺，再次谒见良谓和尚，后重登天台山，在国清寺的止观院里建造上止观堂，并修建一所房子，以供学法僧侣居住，请清观为其住持，并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大中十二年(858)六月圆珍从台州启程，带着四百余部一千余卷经疏乘中国商船回国，住于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传法。后移住比睿山下三井圆城寺，奏请为天台的别院：又创立唐坊，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868年敕许以圆城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担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卒后追赐“智证大师”谥号。主要著作有《法华论记》、《法华玄义略要》、《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授决集》等。所著《授决集》，后成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教学的根本圣典。

　　圆珍入唐六年余，参谒了诸多宗师，但大多时间是在天台、越州学习天台宗旨教义，回国后，还将他带回的经疏编了5种目录：《开元寺求得经疏证目录》、《青龙寺求法目录》、《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证外书等目录》、《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智征大师请来目录》，还撰写了入唐日记《行历抄》，对研究台州佛教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日本遣唐使虽然于838年就己停止，但并未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日本僧人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还在浙江普陀山开创了观音道场，成为普陀山的开山之祖。9世纪时，中国禅宗极盛，但尚未传入日本。日本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马祖道一法嗣齐安的禅风，特派慧萼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834-847)初年，赍币入唐延请齐安。慧萼来到中国后，“自雁门上五台，经过略遍”，巡礼了五台山的灵迹，朝拜了文殊菩萨，将桔太后亲手制作的绣文袈裟、宝幡、镜奁等布施给了五台山各寺僧众。然后来到杭州灵池寺，拜谒了齐安国师，通告了桔太后之旨，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于承和十四年(841)请上了齐安国师的上首弟子义空回国。义空禅师来到日本后，敕住于京都东寺西院，并诏入宫与桔太后阐释禅要，后创建檀林寺，弘法布道，开创了日本临济禅法，成为开山之祖。日本文德天皇齐衡元年(854)，即唐宣宗大中八年，惠萼又乘唐人张支信的船入唐，再次至五台山巡礼求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即日本文德天皇天安二年，他带着从五台山法华寺请的观音雕像，取道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准备回国。当他到达普陀山时，因船被风浪所阻，附着石上，不能前进．船主以为负载过重，遂卸下货物，但船仍然不动。惠萼心想，这恐怕是观音圣像“与海东机缘未熟”，便将观音像安奉于潮音洞侧的张氏家中，这时，船即能继续行进。义因张氏“屡见圣像之神异”，遂舍宅为寺。后来，人们又将圣像请置于开元寺，时人称其为“不肯去观音院”，或“五台寺”。到宋代时，人们就根据《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的说法和五台山观音圣像于日本机缘未熟而留于普陀山的瑞示现象，以及普陀山漫山遍野小白华的特征，便把《华严经》中说的补怛洛迦山确定成了普陀山。此后普陀山就成了观音菩萨示现的道场。因此说，惠萼就成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祖师，为浙江佛教乃至中国佛教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唐代不仅有许多日本僧人至江南巡礼求法，而且也有众多中国高僧东渡日本弘法传道，扬州的鉴真就是其中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大的为中日佛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高僧。鉴真(688—763)，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14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从智满学习天台教义。17岁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学习戒律。19岁到洛阳、长安两京四处巡游，遍访名师，精进求学。20岁于长安实际寺从荆州玉泉寺弘景受具足戒，同时还遍览三藏，熟知五明，尤精天台与律宗教义。25岁时回到扬州大明寺传法授戒，弟子多达4万余人，被誉为江南一带的授戒大师。

　　大宝兀年(742)十月，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天皇之命，专程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恭迎鉴真前去日本弘传戒律。鉴真带着弟子思托、法进、法载、如宝与工匠等20余人以及经卷、佛像、法器、药材等物品，从当年年底开始东渡，历时12年，先后经过六次艰险苦难的东渡历程，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底到达日本九州，当时鉴真已年届65。次年二月至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的盛大欢迎。随后于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还有80位高僧舍旧戒重授新戒。从而规范了日本僧侣以往戒律不严的问题，开创了日本正规授戒的先河。756年，日本天皇任命鉴真为人僧都，统理日本佛教事务。758年卸任，尊称为大和上。759年，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鉴真在此授戒讲经，并培训日本僧人学习戒律，建立了严格的戒律制度，轨范了日本佛教戒律，并创立了日本佛教律宗，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招提寺也成为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佛教圣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佛教各宗的创立与发展。

　　鉴真在日本10年，虽已双目失明，但他怀着弘扬佛法的坚定意志与坚忍不拔的精神，不仅规范了日本僧人的戒律，创立了律宗，同时还兼弘天台教义，为日本天台宗的创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还把中国唐代的营造、塑像、壁画等先进艺术传到日本，鉴真率弟子们建造的招提寺，充分体现了唐代高超建筑艺术特色。这一著名寺院一直保存至今，成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杰出的建筑，对日本建筑艺术有着重要影响。鉴真还精通医方明，凭嗅觉辨草药，为人治病，并治愈光明皇太后及圣武天皇之病，留下一卷《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早期医药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被日本人民尊称为医药鼻祖。

　　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圆寂，其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纻法为他塑造了一尊写真坐像，一直保存至今，也被日本奉为国宝。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也就是说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鉴真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可知，唐代时江南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南北交通、东西贸易的中心，江南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富裕的物质条件、便利的交通运输，底蕴深厚的佛教文化，吸引了中日僧侣纷纷前来学法传教，中日高僧的频繁往来，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佛教的发展，同时又把中国佛教、建筑与雕塑艺术、中医药等优秀文化传入日本，从而揭开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对中日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