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

　　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

　　张德华

　　[摘要]

　　佛教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唐代鄮县（今鄞州）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海上门户的历史背景及明州港成为日僧出入中国的海路主要门户的情况，对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与日本佛教的殊胜因缘等作了探讨。

　　关键词：鄞州 佛教文化 对外交往

　　鄞州佛教与国外的交往源远流长，始于唐，盛于宋。特别与日本国佛教关系甚密，日本的临济宗、曹洞宗与鄞州的天童禅寺、阿育王寺有殊胜因缘，在中日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也是对外大开放的时代，而且是对外交往由西陲陆路为主转向东陲海路为主的时代。

　　唐代对于古鄮、鄞、句章（今鄞县，现改为宁波市鄞州区，下同。）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唐初（621）把隋代的句章县改升为鄞州。武德八年（625）改称鄮县。开元二十六年（738），于鄮县县治置明州，州治设在今鄞州鄞江镇。长庆元年（821），州治移到甬江的三江口，也就是港城所在中心。后梁开平三年（909），鄮县改称鄞县，从此鄞县名称沿袭至今。明州从唐开元时起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主要海上门户。

　　一千多年来，鄞州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唐宋时期，通过大海彼岸的大阪港与当时日本国的佛教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对日本佛教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鄞州历史上的骄傲。

　　一 唐代 县成为中日两国 海上交往门户的背景

　　1．港口自身条件优越

　　在唐代开元时成为正式对日交往门户之前，鄮县自身具备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一条东流入海的天然河流——甬江。在古代来说，这是条相当深阔而又距海短捷的河流。而且还有一条溯甬江而上到钱塘江的古运河——杭甬运河，唐代已初步形成鄮县即明州港至杭州的水路（1）。今天我们沿着这条杭甬运河古水道还能看到用长条石铺成的纤道,它就是唐元和十年（815）建造的（2）。这条水路到杭州可与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相衔接。隋、唐时，南北大运河北端以洛阳为终点 （3）。洛阳是隋的首都，也是唐的陪都。唐代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今西安市）。明州与唐长安之间，可经上述水路到洛阳，然后弃舟登陆，西去长安。这是一条东南沿海联系中原和秦川的重要水路通道。明州港突出在中国东部，外环舟山群岛，为国际船舶易找易靠的目标。甬江不大不小，在帆船时代是适于帆船寄泊、避风的较好水域。有史书可查的汉、三国、隋时多次大规模航海北举都从此港出发。到唐代已发展为国际瞩目的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它就是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木·郭大贝写于公元844－864年间的《省道志》（又译作《道程和郡国志》）一书中所指认的“越府”（4），也是日本史著中所称的明州港 （5）。

　　2．海流和季风

　　在中国台湾与日本列岛之间的东海海域，存在一股海流，叫黑潮，即台湾暖流。从中国杭州湾一带去日本，若不计风向近似顺流而下。在西南季风时，鼓帆赴日就更容易，如1944年就曾有中国帆船以一个昼夜时间自宁波即唐鄮县到达日本佐贺县唐津。反之，从日本到中国东南方来也有类似的潮流可利用（6）。

　　中国东南部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季风规律性很强，称为“信风”。每年阴历四月到八月（夏季），长江口、杭州湾一带都吹西南风，帆船由中国向日本航行是顺风相送。入秋后，日本九州海面一带虽吹西北风，但越过这一带进入东海后，吹的则是东北风，帆船由日本驶向杭州湾一带也可顺风相送，直抵甬江口（7）。所以明州港得天独厚，成为中日之间海上航路合适的港口。

　　3．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在隋代和唐代早期，日本官方使团船队到中国来，除偶然者外，都走北路，即循朝鲜半岛到达山东半岛的登州港（今蓬莱县）或莱州港（今掖县）。史称此一航路为“新罗道”。但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时，日本派大军干涉，双方发生战争。新罗对日战争后，又把中国唐朝势力赶回到大同江以北。此时，新罗对于中日之间的海船往来，当然不会提供方便。正如《新唐书·东夷传》说到日本天平胜宝年间（相当于中国唐开元天宝年间）遣唐使改道原因：“新罗更海道，更繇（由）越州朝贡”。自从改走南路后，明州港成为中日间海路主要门户的地位就确立了，历千年而未动摇。

　　4．航海探险成功

　　在日本船队由北方航路改为南方航路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航路，史称“南岛路”。它是从本州的港口出发，沿日本南方各岛逐岛航行，然后再渡黄海到长江口、甬江口。这一航路开拓的先声，有历史记载可查的是齐明天皇五年（659）第四次遣唐副使津守吉祥所乘的船，从朝鲜半岛南端斜穿黄海和东海而到达会稽。会稽是越州的州治所在地。这里是越州的代称，当时，鄮县尚未设立明州，还是越州境内，因此这时的会稽港口可认为就是明州港。这一航路的成功尽管具有偶然性，却也是一种经验积累。文武天皇二年（698），日本朝廷派出文忌博士等人有意识勘踏南岛航路，大宝二年（702），第七次遣唐使的船走南岛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然而它的好处并不大，有停泊岛屿多，航行路线曲折，运距长，费时间，而且风浪之险也不见得少，因此，日本航海家努力寻求南航路捷径。

　　南航路是当时航海和造船技术处于领先的中国赴日商船所掌握的航路。对于当时尚处于落后的日本航海家来说，还需要一个学习和摸索的时间。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的第二船终于成功地走了这一南航路，并在明州港登陆（8）。

　　二 明州港与难波港：中日海上航路的主要门户

　　唐朝是鄞州佛教与日本佛教广泛接触的肇始时代。其时，处于水陆交通要道的鄮县是对外往来的一个重要港口。邻国日本为吸收优秀的中国文化，不断派遣唐使入唐。遣唐使走南北二路，南路的到达点为苏州、扬州、明州、楚州（今淮安）等接近长江口的地区。日本仁明天皇于承和五年（838）停止了遣唐使节的派遣，而唐舶却频繁地往返于唐日之间。自唐开成四年（839）至唐末（907）的近70年内，“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李达、詹景全、钦良晖等唐船来往不绝。他们都从唐朝的明州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肥前国松浦郡值嘉岛入博多津，在那里经营贸易”，仅在史籍上载明的就达30多次（9）。日僧搭乘遣唐使船舶和唐商船从明州入唐，入唐日僧的最大目的在于求法，他们一到唐土，历访高僧，学习新教，力求带回新的法门回日本传播。唐代的佛教中心在长安，日本使团往来长安的交通航路，在明州港上下岸要比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港或莱州港进出距离为近，又可利用大运河水运。这使明州成了日僧入唐和返日的落脚点，并使唐鄮县的佛教与日僧有了接触交流的机会。

　　古代日本，作为对朝、中等国往来的第一道门户是筑紫（筑志，在今北九洲），而作为三朝都城（飞鸟、奈良、京都）出入海门户则是难波港，也就是今天大阪港的前身。它是中日长期友好交往史中的要津，史称“难波津”。“津”在古汉语中就是渡口，即今天港口的意思。据记载，“难波”一名起源是：神武天皇由九州航海至该港湾，见波流甚急，乃名，又称“浪速”（10）。它的起名，与明代“宁波”起名相似，也是与航海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在遣唐使改行南航路以后，有史书可查在明州港上下岸的入唐日僧，有如下几次：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日本兴福寺荣睿、大安寺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从明州入唐求学戒律，奉敕到东都大福先寺依定宾律师受学，时唐地诸寺的三藏大德持重戒律，荣睿等以日本传戒无人，欲寻求律匠，闻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为当代律学名僧，弘导甚盛，即于天宝元年（742）到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弘化（11）。

　　日本孝谦朝胜宝四年（752，唐天宝十一年）以藤原清河为大使、吉备真备为副使的第十次遣唐使团220多人，从难波港分乘4艘船出发，穿过下关海峡，经筑紫大津浦（今北九州博多所在），沿值嘉岛，横渡东海，到明州港靠岸去长安。日本朝廷为其隆重饯行，还送御歌祝旅途平安：“大舶押满橹，送汝赴唐土。且祝神和祇，海上多庇护”。在当时日本很低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到明州港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惟有祈求神明保佑。他们在唐朝的鸿胪寺见到了入唐求法的日僧荣睿、普照（12）。

　　桓武朝廷历二十年（804，唐贞元二十年）日本派出第十二次遣唐使团船两艘，目的港都是明州，第二号船到达鄮县，但一号船因在海上飘泊一个多月，未能到鄮县却到了福州长溪县，返日时才到明州集中同行（13）。日僧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乘二号船到达鄮县。次年五月五日在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受“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象等，又从鄮县檀那行者江秘受“普集会坛”并“如意轮坛”等法（14）。灵光和江秘属阿地瞿多法系，这一法系以后即在日本台密一派中代代传习。最澄和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惠珍、宗睿是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

　　承和五年（836）以大使藤原常嗣为首的遣唐使第一、四号船也是到明州港的。按朝廷规定，日本遣唐使到明州后，先要在明州办入京（长安）手续，接到朝廷通知后，明州州一级地方政府还派人一直护送到长安。入京路线是沿大运河经扬州、楚州（今淮安）、汴州（开封），再到洛阳、长安。据日本和尚圆仁记述，这次使团北上是分乘5艘中国官船溯运河北上的（15）。

　　会昌二年（842）、会昌四年（844）、咸通三年（862）惠萼3次入唐，后又分别从明州港上船返日。同行的还有惠运、仁好（16）。

　　大中十二年（858）圆珍（智证禅师）于六月八日搭乘李延孝商船从明州出发，同月十九日到达肥前国值嘉岛，同船回日的有从僧闲静、未智等（17）。

　　咸通四年（863），贤真忠全（真如法亲王从僧）乘张支信船从明州返日（18）。

　　咸通六年（865），宗睿（真如法亲王从僧）乘李延孝商船从明州返日（19）。

　　日本使团到明州港的成员由于要在明州等赴长安批准手续，当时明州到长安之间一个来回需时长，往往要等几个月，而且使团工作人员也不能都进京，连同船员等都滞留在明州。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滞港的日本人员和僧人必然会与当地人员结交友谊，互通有无，交流文化。据记载，日人也常把出国带来的物品在鄮县交易，并从鄮县采购物品带回本国。

　　三 鉴真东渡弘法与 县

　　鉴真东渡日本共6次，其中与鄮县有关的3次，即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

　　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到中国唐代，由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倡导、支持，有的朝代的天皇本人对佛教信到入迷的程度，助长了佛教风靡日本。因而深入了解佛学教义，正确传戒，成了朝野的需要。向中国派遣留学僧、请益僧犹嫌不足，还需要聘请中国高僧赴日讲学、传戒、主持佛寺。在唐代，有多名高僧东渡，如奈良时代初期的道明（在日本开创大和长谷寺）、道荣（天皇定为诵经的标准语者），又如天平时赴日的原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等人（20），但业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的要算鉴真了。鉴真是当时中国南方的高僧，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竭诚邀请而决心东渡弘法。

　　鉴真东渡遭到航海技术条件和国家政策两方面的困难。日本来人是向他个人私聘，当时海防严，唐朝不允许他渡海出国，他并未向扬州地方官或朝廷申请，因此具有私自出国性质。有时不但得不到官方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和方便，相反是极力监视和阻止的。所以除自然风险外，人为挫折也多。

　　鉴真第三次东渡是从明州海域的下屿山（舟山群岛中的五屿，或谓指下川岛）起航的，在往桑右山（今宁波港的大谢山，或认为大衢山北的一个岛）（21）途中，按日人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述：“舟破，人并上岸…….海官来问消息,申谍明州；明州太守处分，安置鄮县阿育王寺。”（22）鉴真一行要到日本去，从明州港出发是最合适不过的，他们当然想从此放洋偷渡，但却被越州的和尚向州官告发，把聘请鉴真的日本僧荣睿逮捕起来，因此要从明州港出发是不可能的。于是，鉴真作第四次东渡准备时，把鄮县阿育王寺作为一个决策指挥所，而出航港计划放到福州去。先派出法进等人去福州买船，正如日人所记：“天宝三载（744）……大和尚（指鉴真）依次巡游、开讲、授戒，还至鄮山阿育王寺……乃遣僧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23）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鉴真便以到天台山国清寺礼佛为名，告别鄮县率众南下。但正当他们从黄岩县禅林寺出发向温州继续旅行时，被官方追到，把鉴真等人押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就此失败。鉴真第五次东渡因风浪把船飘到海南岛失败后，他让普照从广东重返鄮县，住进阿育王寺等待时机，等到鉴真第六次东渡从扬州出发时，普照才又从鄮县赶去。这就是日人记载的：“普照师从此辞和上向岭北去，至明州阿育王寺。是岁，天宝九载也。”（24）

　　以上可见，尽管鉴真一行因官方限制，或因弟子出于好心借故阻止他们的冒险之行，没有能够从明州港发航东渡，但三次四番都与鄮县发生关系，先是成为他们救生栖身之地，继而成为策划再次东渡的基地，最后成为派出所，可以想见，派驻普照在阿育王寺，便于了解鄮县港中日船舶的航行日本航线动态。

　　鄮县在鉴真东渡中除起了以上作用外，还为其提供了一批带往日本奈良的佛学用品和珍贵的文化用品。鉴真带去王右军（王羲之）真迹行书贴、小王（王献子）真迹字贴，还有鄮县阿育王寺塔样金铜塔（25）。

　　天平胜宝五年（752）十月，鉴真一行悄悄地从扬州出发。次年二月一日到达难波港，终于到达当时日本首都平京城——今天的奈良（26）。

　　鉴真和弟子们东渡，虽然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带去一批当时日本渴望得到的文化艺术品，而且带去一批有学问的弟子和有先进技术的能工巧匠。这些人是文化、科技的载体，到了奈良和日本其他地方，客观上必然对日本文化、科技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四 两宋时期鄞县佛教与日本佛教的殊胜因缘

　　宋代，鄞县佛教与日本佛教的交往到达了鼎盛时期。首先是由于明州（鄞县县治所在地）是中日交通的门户。宋高宗时，为了管辖海外贸易在秀州华亭县（今松江）设市舶司，统辖临安（杭州）、庆元（明州）、温州、秀州和江阴军五个市舶司。到乾道二年（1166）市舶司撤销，绍熙元年（1190）杭州市舶务撤销，庆元元年（1195）又撤销了温州、秀州和江阴军的市舶务，只保留了明州市舶务，明州成为中日往来的惟一港口。同时还由于中国的禅宗到宋代日趋昌盛，至南宋已达到成熟时期。入宋日僧大多为参禅、求法而来，而禅宗名刹几乎全集中在江南地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中的鄞县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便成为入宋日僧最先熟悉和最早住过的禅院。据《天童寺志》、《育王山志》、《鄞县宗教志》记载，两宋期间，来鄞参禅求法的日僧共计22批次，鄞县僧人应邀赴日弘法8批次，现择其精要，按年代顺序分别介绍如下：

　　1．来鄞参禅求法的日僧

　　北宋咸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源信以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27条，遣弟子寂照及元灯、念救等于八月二十五日从日本出发，九月十二日到达明州，投问于时在鄞县保恩院的知礼处，知礼就所问一一答释，并著《问目二十七条答释》。景祐元年（1034）寂照在杭州圆寂，宋仁宗赐号“圆通大师”。

　　天圣六年（1028），日本沙门绍良奉师命以有关天台宗旨的疑问10条，到明州致问于知礼的嗣席广智，并赍金字《法华经》为贽见之礼，蒙广智详为解答，并留受学3年，学成后归国，弘演台教。

　　南宋乾道四年（1168），日僧重源为学习中国唐式建筑入宋抵明州，入天童山、阿育王山，次年返日。后从日本运来木材，帮助营造阿育王寺舍利殿。

　　南宋乾道四年（1168），日僧荣西首次到中国求法，于四月十八日出发，二十五日到达明州，访广慧寺、阿育王山、继往天台山巡礼圣迹，得天台章疏等30余部于九月四日返回日本。

　　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再次从明州入宋，计划入宋后赴印度巡礼佛迹，因未获当地知府许可不能成行，便上天台山谒万年寺虚庵怀敞。淳熙十六年（1189），虚庵怀敞移住天童禅寺，荣西也随侍左右，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宋孝宗赐荣西“千光法师”封号。绍熙二年（1191）搭乘杨三纲船返回日本，在博多建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学徒云集，朝野尊尚，为提倡禅学，著《兴禅护国论》3卷。后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佛教临济宗的开山祖。荣西为报“摄受之恩”，回日本后精选“百围巨木”，“越二载，挟大舶，泛鲸波”运至明州，助虚庵怀敞扩建天童寺的千佛阁。楼钥的《千佛阁记》中记述了这段友好交往的历史。

　　淳熙十六年（1189），练中以他师父即摄津三宝的大日能恶的使者身份入宋，以书币赠给阿育王寺的拙庵德光，并呈上所悟，德光为他作证，授给法衣、赞达摩像。

　　庆元五年（1199），日本沙门不可弃俊芿（1166一1227年），“以大小律范，未尽其要，须入中华抉择所疑”，偕弟子安秀、长贺二人乘舶入宋，历访两浙名蓝，咨询禅教。翌年（1200）到四明景福寺，从如庵了宏律师学习毗尼3年（一说6年）。随后又四出遍参宋地教、禅、律学名僧，交接公卿大夫。嘉定四年（1211）携带经律章疏二千卷和佛舍利等，从明州乘舶回日，重兴律学，在京都的东山开创泉涌寺，并接受高仓、后鸟羽毛、顺德竺天皇的皈依，得“大兴正法国师”号。

　　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道元偕同法兄明全抵明州参学，首登天童参见无际禅师，后历游阿育王等著名寺院。宝庆元年（1225），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如静禅师住持天童禅寺，道元闻讯再入天童山师事如静，受曹洞宗禅法、法衣以及《宝镜三昧》、《五位显法》，于宝庆三年返回日本，在越前创大佛寺（即现永平寺），弘扬曹洞宗风，其禅林轨则皆取法于天童禅寺。后道元的法裔又在横滨市鹤见创建总持寺，和永平寺同称为日本曹洞宗两大本山。道元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开山祖，天童禅寺被尊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

　　嘉熙元年（1237），闻阳湛海入宋，在白莲教寺寄居数年。淳祐七年（1247），仰慕白莲教的佛舍利再次入宋,因有营造该寺门廊殿阁的功劳，遂得佛舍利，回日后将佛舍利供奉在泉涌寺，每年九月八日开舍利会，永以为例。

　　宝祐元年（1253），道元弟子寒岩义尹携带师父语录到明州瑞岩石寺，请无外义远作序，因爱鄞县大慈山风景，回日后在肥后建寺名为大慈山。

　　开庆元年（1259），道元弟子彻通义介入宋登天童山，礼拜祖塔，回日后成为永平寺第三世祖。

　　同年，寂岩禅了入宋，参谒四明大慈山教忠报国禅寺的大川普济。景定元年（1260）回日。

　　景定（1260一1264）间，樵谷惟仙入宋参拜天童山，继承该山别山祖知的法统，回日后开创崇福山安乐寺。

　　咸淳中（约1270前后），兰溪道隆弟子约翁德俭，入宋后参谒育王山的寂窗照，天童山的石帆衍等，游历8年。

　　祥兴二年（1279），宗英、德铨携执政北条时宗请帖入宋，到天童山请无学祖元首座去日弘法。

　　同年，兰溪道隆弟子桃溪德悟（宏觉禅师）入宋，参谒育王山的顽极行满后，历游名山，后随从无学祖元回日。

　　2．鄞县赴日弘法的僧人

　　绍定元年（1228），天童禅寺僧人寂圆智深应日僧道元之邀请，赴日弘曹洞宗风。首住兴圣寺，继居永平寺，后在大野郡（今大野市）银杏峰麓坐禅修持，得当地一豪族资助，历3年时间建成一寺。寂圆以宋朝宝庆年号名寺，定名“宝庆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第二道场”。

　　淳祐六年（1246），天童禅寺僧人兰溪道隆应入宋日僧明观智镜的劝请，偕弟子义翁绍仁、龙江等赴日游化，依宋地清规宣扬禅风。淳祐九年（1249），在常乐寺修建禅堂，这是日本镰仓第一个禅宗道场。宝祐元年（1253），又在巨福山创建长寺，宝祐三年二月，募铸大铜钟一口，自作铭文，置“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从此日本才有禅寺的名称。祥兴元年（1278）在日圆寂，龟山天皇赐道隆“大觉禅师”谥号，此为日本最早的禅师赐号。

　　景定元年（1260），天童禅寺首座兀庵普宁，受道隆劝请赴日弘化5年，曾住建长寺、圣福寺、东福寺等。

　　咸淳七年（1271），天童寺僧人西涧士昙得日本执政北条时宗之请，离天童渡海赴日，住建长寺、东福寺，惟以年齿不高，故未予主席。师历游京都、镰仓，与东福寺圆尔辨圆、建长寺兰溪道隆交游甚密。在日7年，于景炎三年（1278）回国。

　　祥兴二年（1279）五月，天童禅寺第一座无学祖元偕法侄镜堂觉圆、弟子梵元一镜东渡赴日，先住建长寺，宣扬禅宗。当时的执政北条时宗、武藏守宗政暨众多镰仓武士相率前来参禅问法。1282年11月时宗建成圆觉寺，延师为开山第一祖，赠号“佛光国师”。

　　“鄞”是一个古老的地名，起源于夏朝。“勾践之地，东至于鄞”，春秋时属越国，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建置设县。佛教传入鄞州始于西晋太康三年（282），时距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仅200余年时间。西晋时代的鄞县，僻居海滨，文化尚处草昧，而佛教先鞭传入，这是鄞州佛教史上又一个特点。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曹洞宗风一脉相承。鄞州与日本源远流长的法缘关系，在中日两国佛教交往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有大批日本佛教徒前来鄞州各地寺院参拜、访问。在1980年竟有30余批参拜团到鄞州。特别是当今拥有800万信徒、15000座寺院的日本曹洞宗，追怀源流，尊天童禅寺为祖庭，不断远涉登山，专诚礼祖，以示报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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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施存龙：《中国东方深水大港——宁波港》，海洋出版社，1987年8月， 第52页。

　　（2）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0月， 第29页。

　　（3）绍华：《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7月，第5、8、9页。

　　（4）《论唐代中国四大贸易港》，《海交史研究》1986年2期，第28－32页。

　　（5）（9）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93页。

　　（6）（7）（8）（13）（15）（20）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47页、第17、54、68、89、89、180、185页。

　　（10）《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6页。

　　（11）（14）（16）（17）（18）（19） 陈定萼：《鄞县宗教志》， 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58 、58、 72页。

　　（12）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21）（22）（23）（24）（25）（26）[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译本），中华书局， 1979年，第91－92页、 第52、58、74、88、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