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姚白塔初探

　　大姚白塔初探

　　作者：释印严

　　大姚白塔，又名磬锤塔，是一座名享国内的古佛塔。最近又将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而更加为世人所越来越关注。它位于大姚县城西宝筏山顶上，原有寺，后遭战火焚毁，至今尚未恢复，唯空留此塔高耸而立。塔基座是八角型须弥座，其上是八角形柱体。柱上砌12级密檐，上托起塔的主体——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塔身。表面用石灰涂抹，浑体皆白，故名白塔。塔形的构造特殊，与密教有内在的同构关系。高是18.4米，基座八角的每个边均为3.12米的长度，白塔又为砖塔，用印模青砖构筑。塔身部分的青砖长39厘米，宽21厘米，厚5.6厘米。质地细腻坚硬，砖正面或印有梵文或印有汉文砖铭，现已不常见，多被乡人取回家中供奉，或有时也为文物收藏者所收藏了。由于受姚州文风的影响，多有者取砖制成砚，用于翰墨。

　　我于2002年因书画之缘分，得到一块白塔古砖制成的砚台。正面为梵文，后面为砚，可惜，当时我没有跋下来，就送予一位修为甚好的僧人了。当现在来主持妙峰山后，多次想考证一下白塔的历史，从地方史上查寻，竟无证可考，多有放弃之念。白塔在学术界上，文字考证说法不一，有专家论为藏密佛塔，亦有专家论为东密佛教。在此恐有误导之引，而心尚有余虑，故在考虑一、二，亦也提出个人的一些论点与看法。

　　我曾向省社科院著名学者侯冲教授请教过有关白塔之论点，侯教授认为是吐蕃藏传佛塔。最近又见楚雄州佛教专家张方玉的文章《大姚白塔之迷》一文后复与张老论谈，知张老考证为东密佛塔。从此来看，文史材料记载为密宗佛塔，而专家也认可，这一点不会错了。但大姚白塔是藏密佛塔还是东密佛塔呢？此论各有所持，很多专家也不敢作定论，那么从历史上又没有文字论定，而遗迹也由于被毁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这样，我们不能在佛教史论上考证，只能从学术上的文论上去推定了。

　　从学术上来考证，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上去论证，那就是史论建造时间，监造人物，包括白塔的造型，和古砖上的文字等方面去论证了。

　　一、从时间和人物上考证

　　关于白塔的建造时间，较早的文献中未有记载。清代道光《云南通志》说“建于唐时，西域番僧所造，尉迟即梵僧名。”道光《大姚县志》记载“白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又说“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故此塔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所建的证据是此塔的砖文与大理弘圣寺塔、昆明东寺塔、西寺塔砖上的文字同出一辙。

　　从文献史上可以找到一些有关滇中一带文史资料。在7世纪中期，唐仪凤二年（公元667年）吐蕃军队挥师南下，攻占洱海西北，北部地区。当时姚州也归附于吐蕃，一直到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7年）姚州部落与吐蕃军队一道进犯蜀地，唐王朝下诏灵武监军右台御使唐九征为姚隽道讨击使，率军征讨吐蕃。唐九征在姚州大破吐蕃，连战连捷，在洱海地区彻底击溃吐蕃军队，使吐蕃军队沿南方丝绸之路败去，一直打到永昌（今保山）一带。故在这段时期对考证白塔是吐蕃藏传佛塔有两点分论证。

　　1、塔如在公元667年至707年所建，那么它为吐蕃藏传佛塔，在此期间，姚州为吐蕃军队所控制，并且姚州部落归附于吐蕃。而此时密教于大兴于吐蕃，并且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而附传于滇中一带。但没法考证它是否在这一期间所建，唯一能考证的依据只能是通过考证尉迟敬德这位人物。尉迟敬德，何许人也？有道光《云南通志》曰“西域蕃僧所造，尉迟既梵僧名。”西域蕃僧应为吐蕃僧人也，汉代，吐蕃一带包括今甘肃，新疆等地区均为西域之称，故有张骞出使西域之说。尉迟即姓，在唐前，有僧人多以俗姓为姓，法名为名，随姓后。梵僧名即出家修行的僧人的名字。在此也可以证实白塔为吐蕃僧人所建。但尉迟这位僧人的生卒时间及为僧活动时间无从可考，故不能断他为此时期活动之人，也就不能论证白塔是否为这段时期所造的了，因此尉迟敬德是论证白塔为吐蕃佛佛塔的重要依据，这有待专家去挖掘进一步通过尉迟敬德来考据白塔。

　　2、公元707年唐军大败吐蕃军队，使其败出滇中一带。公元737年南诏在唐王朝封皮罗阁云南王，但南诏国兴起后并与唐王朝决裂，反而与吐蕃修好。由于三次天宝战争，使唐王朝国库空虚，人民罹难，没法用军力摄震南诏。故在这段时期，吐蕃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仍然影响着南诏国，即使南诏国影响的对比下，白塔是吐蕃密宗佛塔的可能性更大，何况吐蕃在这之前对云南的影响达近百年，它对地方性的信仰也不可能因唐朝短期的修好而改变的，再加上，唐王朝对姚州府的控制一直不能如意的情况，东密不可能在滇中得以发展。由此可论证白塔为吐蕃藏传佛塔。

　　二、从塔身造型上论证

　　原省博物馆馆长、著名学者李昆声教授在《云南艺术史》上有一段白塔的论证。他在白塔一文中说白塔是受印度“堵婆”造型的影响下产生的。“堵婆”的特点是方形台基圆形塔身。但大姚白塔是经过改造后的塔，即非“堵婆”又非“喇嘛塔”，这一改造塔形的主导思想，可能与婆罗门教崇拜的塄伽有关。

　　密宗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按《中国密教史》一书上的土著说，认为密教起源于印度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的文化中。吠陀说认为源于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多说法。密教深受婆罗门教、印度教和其他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宗教特点的民间信仰的影响，它植根于印度文化的土壤的基础上，与其他同类的教派和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李教授在论证中方有与婆罗门教崇拜的塄伽有关。藏传佛教中亦有对男女性的崇拜，金刚杵即代表男子阳刚之男性生殖器。因此从白塔的造型上亦有如一位男子朝上之阳性生殖器。在南诏时期，建造的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第八窟亦刻有“阿秧白”即女性生殖器之意，亦说明当时人们对男女生殖器的一种崇拜观念。同样的，白塔的造型像男子的生殖器也不足为怪，只是一种宗教信仰。此信仰也更多与藏传佛教有关，而东密的修持重于“种子字”及莲花的观想，当时的藏传佛教与吐蕃有密切的关系，由此证明白塔与吐蕃密教有密切关系。

　　三、从塔砖的文字上论证

　　从近年收集到的塔砖上考证，砖上均有用印模印出的汉文和梵文，印字“大佛顶”、“八大灵塔咒”，“十方诸佛镇塔咒”，“资益谷塔咒”，“阿佛灭报咒”，“尉迟监造”等字样。梵文的意思，也与此大体相同，是咒文本身用梵文的印模，不懂梵文的人没法识别咒文的意思。

　　根据藏文文献中将藏传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史料认为，前弘期是指吐蕃第28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开始至赞普朗达玛灭法以后佛教再度发展的时期，大约在公元978年开始。

　　“前弘期”与“后弘期”的密宗又各分为旧密与新密。旧密最鼎盛时期从松赞干布执政开始。密教被奉为国教而得于发展和传播。他派大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声名学等，回来根据文字创造了藏文，并带回了一些经咒。并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还带回了尼泊尔的能工巧匠，兴盛建造寺院。在执政期间，13年中在吐蕃和五台山修建了105座庙。由此可见在松赞干布时期，已经把吐蕃庙修到了远离吐蕃的五台山，何况云南与吐蕃相邻。据说，当时松赞干布为了纪念与文成公主成婚，还在宾川鸡足山建了一个象征型的佛塔，即今塔院寺遗址。到了赤德祖赞时期，更是信仰密教，派人去尼泊尔迎请了莲花生大师入藏以后，足迹遍布藏地各区，连丽江玉龙雪山等地均可觅迹。可见当时吐蕃对密教的传播非常大。何况滇中在白塔建造时期一直均受吐蕃文化影响。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称为旧密，它们在尼泊尔，印度这一带传入时，在传播的翻译过程中，主要翻译的是密教的各种仪轨、行法等，但咒文本意并不翻译，包括现代汉传佛教中的“大悲咒”等均念其梵文，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持念才翻译音为藏文或汉文而已，因此在吐蕃时的密教的咒文亦为梵文，随着传入滇中，出现在塔砖上不足奇。作者在鸡足山放光寺住时，亦发现一些古砖上均刻了梵文并非一定为东密之梵文，实乃藏密之梵文。

　　根据以上各论点，大姚白塔的历史，曾经经历了无数的地震和战火的摧残，仍安然屹立，可谓一大奇迹也。在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和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大姚境内两次地震，使塔顶略受影响，被震开3尺有余。滇中人均信仰佛教，多修庙修塔。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大姚知县曾对白塔进行较大修葺。并在基部加了外表新砖并印模“同治壬申年大姚县康尊新修”的字样。1961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4年又再次经历了大地震后完整无损的白塔再次重振佛辉，将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开启新的一页。

　　此文录自2006年大姚县政协主编《政协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