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苏山的道岸门徒

　　大苏者，河南光山县城西南四十里处之一高山也。慧思开山，事著僧传；道岸者，我国唐中宗暨武周间佛教律宗之大师也。道法高深，名载史籍。

　　据载，道岸在唐神龙年（705）前就曾把大苏山作为律宗道场，在江淮一带传布南山律宗，并长期住守大苏山，广授门徒，遍纳擅越，正律学，行律义，播律规，其弟子之众，信徒之广，近乎遍迹整个江淮。神龙二年（706），道岸又受旨中宗，在大苏山之阳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净居寺院，以净居寺院为依托，更加广泛深入地弘扬律法，使大苏山净居寺成为继终南山之后我国佛教律宗正统的传宗门庭。道岸又是唐中宗的受戒之师，被视为“大德”、“人宝”。由此，许多结坛受戒仪式都非他莫属，被誉为天下400余州的受戒之主。数以万计的比丘、沙弥都得到他的真传，其中有不少门徒学成后，走出大苏山，经过发展，成长为中国乃至外域历史上的名僧大士。这是道岸禅师的荣耀，也是大苏山的荣耀。

　　越州玄俨

　　玄俨是二十岁时到大苏山拜道岸为师受具足戒的。所谓具足戒，即是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的戒律。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年满20岁才可受此戒，故此戒又称“大戒”，受得此戒才能取得正式僧尼资格。可见玄俨的僧人资格是在光山大苏山由道岸一手玉成。

　　据《宋高僧传》卷十四载：玄俨（674-742），俗姓徐，越州（今浙江绍兴）人，自幼敏达伶俐，12岁出家，长成后“韵令美容仪，风度庄重严正，仪表凛然”。是一个十二分的美男。玄俨在道岸精心教授下，刻苦钻研佛学。开始，道岸只教他小乘佛教，一日，道岸和衣打盹，梦见一神僧，神僧对道岸说：“玄俨是具有传承佛法才能的人，为什么只教他小乘佛教？”此后，道岸就让玄俨学习《般若经》。玄俨精研深思，日有精进，先辈僧人不能讲明的问题，他竟都能解释得一清二楚，常常使道岸为之称奇。

　　为不断丰富自己，经老师同意，玄俨离开大苏山去京城深造，不久就以学识、人品名动整个长安。

　　后来，玄俨回到江左，于越州法华山寺建置戒坛，招集戒律之行，志穷诸佛学，整整30年不出山门，其佛心之诚，求知欲之强实非常人所能为。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亲释《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广泛宣讲。都督元颜冲专程请出玄俨宣讲。其时玄俨已年愈花甲，登坛宣讲，滔滔不绝，遣词造句，珠联璧合，阐经扬义，全与玄宗意同，轰动一时。后来的《宋高僧传》记录说：玄俨讲经“能使瞎子看到日月之光，能使聋子听到雷霆之声。”玄俨还不顾年老体弱，发动和亲率施主为失修的石城山大佛身涂金黄，面镶白银，把大佛装扮得庄严辉煌，“就象明亮的太阳从高山后升起”。为此，洛州（治今河北）刺史徐峤、工部尚书徐安贞都在宗室设道友之礼；国子司业康希铣、太子宾贺之章等也在乡曲具法朋之契。越明年，玄宗恩制度人，润州刺史齐瀚、越州都督景诚、泗州（治今安徽）刺史王弼等都恭敬地向玄俨禀承法训。齐刺史还特别安排车船把玄俨接到丹阳（治今江苏）、余杭、吴兴等郡为新度僧人受戒。一时从扬州到江西上饶方圆千里，由玄俨受戒者愈万。玄俨还先后为法华山寺、龙兴寺、开元寺、称心寺、香严寺、宝林寺的僧人觉引灌顶，其威望之高不让老师道岸当年。

　　天宝元年十一月七日，玄俨逝于戒坛院，终年68岁，他一生有门人3000，弟子500.著作主要有《金刚经义疏》七卷，《辅篇记》10卷，《羯磨述章》3篇，堪为走出大苏山道岸门徒中的皎皎者。

　　婺州玄朗

　　后来被推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第八祖的玄朗，是走出光山县大苏山道岸门下的又一弟子。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六、《佛祖统纪》卷七载：玄朗（672-754），婺州乌伤（治今浙江义乌）人，俗姓傅，字慧明，自号左溪，世称“左溪尊者”。玄朗9岁出家，天授三年（692）19岁时，受诏命离俗修行，分往义乌清泰寺。其时，河南光山的道岸律师正以光城西南四十里的大苏山为道场，在江淮一带弘传《四分律》，由于《四分律》系道岸所奏、由皇帝“墨敕”推行，在僧俗中传播很快，一时“归从如市”，“填聚山林”，道岸声名倍重，威望更高，使远在义乌的玄朗早已心驰神往，恨不一见。长寿三年（694），21岁的玄朗终于下定决心，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大苏山拜求道岸为师，并由道岸受以具足戒。从此，玄朗在道岸的教授下，潜心禅法，勤修律范，同时博览群科，尤其对《涅经》探研更精。日积月累，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之后，玄朗返回江左（江浙一带），与会稽（治今绍兴）妙喜寺的印宗商榷秘要，到湖北荆州向玉泉寺的恭禅师面求当年走出大苏山的智顗知遗的止观学说，再返浙向东阳天宫寺的慧威（后为天台七祖）学习《法华》、《净名》、《大论》、《摩诃》、《止观》、《禅门》等天台经典。他遍访名僧，广结道友，博采众长，“得最上乘，证第一义”，直到年且半百才结束云游，于浦阳（治今浙江浦江）一处面翠峰傍碧溪的岩洞前置招提，设法坛，传经普法。

　　玄朗虽学富五车，经论满腹，却始终不忘大苏授戒得法之初，在其后近60年的生涯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做到身（行动）、口（言论）、意（思想）“皆循律法之制”。他30年如一日，栖身深山，“心不离定”、“定慧双修，空有皆舍”，以至讲学可“因字以诠意，因义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如江河流水，碧空行云，无拘无束，自然天成；他坚持“行头陀行”、“食不重味，居必偏厦。非因讨寻经论，不虚然一灯，非因瞻礼圣容，不虚行一步”；他洁身自好，“未尝因利说一句法，未尝因法受一毫财”。信徒们无不崇仰其美德，以至常常“填门拥室，若冬阳夏阴，弗召而自至”。

　　玄朗生活的中唐时代，正是我国佛学宗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那种严竣的形势下，他不仅能承前启后，巩固了天台宗地位，还为重振天台，慧识“道器”湛然，“诲以所传天台要旨”，培养了一位被后来历史证明的杰出的天台宗接班人。

　　杨州鉴真

　　鉴真（688-763），杨州江阳人，俗姓淳于。14岁出家故乡大云寺。唐中宗元年（705）17岁时，不远千里，只身来到光山县大苏山拜道岸为师，并由道岸受以大乘菩萨僧戒，开始大苏山时期的律法学习。

　　据《中华高僧》载：鉴真“幼年时器度宏伟博大”，职明绝伦，在道岸谆谆不倦地教诲下，先后于大苏山三年，就精通了经、律、论三藏。

　　景龙元年（707），鉴真在大苏山完成学业，出游洛阳，继入长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受具足戒。此次出游，又使鉴真增加不少知识。后回到杨州，30年如一日，讲经说法，宣传教义，教授戒律，成为一位誉满江淮、道德高尚的大和尚。

　　这个时期，正是大唐继隋之后，与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日本刚脱离奴隶，始建封建，大化革新初成，对唐朝的昌盛极为慕赏，为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不断向唐朝派出留学生和学问僧，同时也不断邀请中国僧人去日本。他们久闻鉴真名气，于是，日本佛教界和政府便委托在唐的日本僧人荣叡和普照上谒鉴真，请求鉴真去日本。他们对鉴真说：“日本是一个岛国，不知距中国有几千万里。日本虽有佛法而无传承佛法的人，这就如同一间黑屋没有灯光，怎么能看到东西呢？恳请大师您能舍弃在中国的利乐，到日本去当导师。”鉴真为日本人民的诚意所感动，就爽快地答应去日的请求。

　　天宝二年，即公元743年（亦说742年），鉴真带着13名弟子，满载经律，从杨州登船赴日，船至越州，鉴真作了个梦，看到大苏山的开山始祖慧思，又仿佛回到38年前在大苏山从道岸就学的场景，醒来感慨不已，更坚定了急于去日弘扬所学，传佛异邦的信念。然而，在那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年代，要东渡日本，谈何容易！从天宝二年到天宝十一年，历时十年，鉴真先后五次东渡都失败了。由于“濒经炎热”，每受海风，鉴真双眼失明，但并未因此改变决心，天宝12年（753），他第六次渡海赴日。据《宋高僧传》描述：船入大海中，遇到恶风大浪，情况万分危急，正在此时，天降神将，身穿介甲，手执兵器，保护着他们的船只。随及风浪就停了。之后，鉴真又穿蛇海，过鱼海，越鸟海，无不险象环生，最后终于停靠在一个岛屿边，“岛上有一水池，深且澄清，水味甘甜”，这就是今日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

　　鉴真到达日本，圣武天皇亲率文武百官隆重欢迎。鉴真先在其庐遮那殿设坛，依次为天皇、王后、王子和10名有德行的僧人受戒，接着度40人为沙弥。王子随及舍出房子修建寺院，施出百顷水田作僧田。从此，这位浑身沐浴着大苏山泥土芳香、饱学于大苏山道岸的中国僧人便安居日本，布教诸岛，成为日本传布律宗的始祖。

　　鉴真同时还把中国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到日本，日本现存的唐代招提寺就是千余年前鉴真建造的，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日本建筑，鉴真坐像现依然收藏在由他建造的招提之中。

　　鉴真是一位走出大苏山、走出国门，为密切中日友谊作出最大奉献的中国唐代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