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从佛教的破除迷信说起

　　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从佛教的破除迷信说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注一）他的“道统”，从此再传即绝。原因：据说是：中国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称薄弱；孔子的确也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条。但是自从“梦见金人”，“白马驮经”以来，到现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六八──一九四０）佛教非但控制着中国大部分民间思想（注二），柳翼谋先生还说：“佛学发天人之秘，拯盗杀之迷，吾国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学以为范”。（注三）为什么？约翰根室（John Gunther）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神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种行为的模范，一种合理主义的体验，……所以极迎合中国人的嗜好”。（注四）此外还有人说：“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观，非宇宙论，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统，为各宗各教最高峰；其在哲学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国共同承认为现代最精密的理论派。释迦牟尼的地位，实超越于达尔文，利特雷诸人之上”。（注五）那末佛教决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产物，佛教徒当然更不是传习巫术（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师。

　　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整个印度，笼罩在婆罗门神话的氛圈之下，社会上严格地分成四个贵贱贫富悬殊的阶级，奉行着繁文缛节的祀神仪式，口里还喃喃地背诵收集在阿闼婆吠陀（Athgrvaveda）里的各种咒语，祈求平安，长生，和赌博时的幸运，或希图藉以驱除野兽，疾病，仇敌与魔鬼。佛则大声疾呼，一扫而空，非但不准来自各个阶级，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门徒祀神，并且连占卜星相运气炼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澈底破除述信的，革命的。景德传灯录上告说我们，唐代的禅宗寺院里，有许多简直没有大殿，不塑佛像。而当时那些继往开来的“祖师”，如马祖，百丈，黄蘖，灵祐，则大都采取生活自给的办法，参禅不忘种田。这和一二三九年佛罗伦斯的San Donato Frale Torri寺院，从事机织以自给的办法有点仿佛。（注六）就社会经济条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场上研究起来，当然是值得称誉为“合理”的，虽然锡兰缅甸的僧徒，至今还固执　地以实行沿门托钵的原始佛教制度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韩愈以后，像欧阳修，王船山之流，时刻诋毁着和尚们的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寺庙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违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构成现在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所谓最精密的理论，自宋以来，就逐渐被那些多闲的长老们菲薄着，目为义学空谈。大部分和尚，本来是为着生活出家，更用不着佛理。整个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痴海的无知浊浪之中，跟着来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发他所毁弃过的祀神仪式和咒语，同时还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论取中道而代之，也还可以勉强名之曰清谈或空谈，纵然并不是学理；定数论，定命论则暗地里戕害着广大群众奋发有为的心灵，敌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沦陷区内的同胞。此岂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会人士，对于佛教与佛教徒的讥诮攻难？这之间，便有新佛教运动发生。

　　以前种种

　　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应该推溯到同治五年杨仁山先生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了他，我们才能看见号称基本佛学，而“道丧千载”的相宗典籍，元明以来非科学的佛学研究方法，为之一变。其后仁老就刻经处设立祗桓精舍，想藉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够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历来翻译的同异，以资雕印方册全藏。曼殊大师也是教师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顿。金陵同人，一方面还是募款刻经，一方面则另办佛学研究会，从事于法相唯识的钻研，主其事者为宜黄欧阳竟无先生。据欧阳先生的口述，那时他们生活环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动手烧饭，参考书籍的供应又不够；“字不明，穷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维新志士，没有文法，字典作参考，埋头学习荷兰文，英文的坚苦作风。”

　　又据传说：端午桥于两江总督任内，因祗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谛闲月霞两法师相继主持其事。革命军兴，午桥被害川中，僧立师范学堂校舍全毁，当时的一切组织教育情形，也因之泯灭无存，可以说是新佛教运动的第一场损失。和僧立师范学堂同时，湖南新学之风正盛，庙产兴学的风潮，逼得长沙的和尚也办了一个僧学校。那完全出于临时抵制的心理，事过境迁，自然偃旗息鼓，经过情形，也很难考索。据说为长沙和尚献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晓，民国以来颇有师其成法，与社会周旋者，这是新佛教运动当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经处，祗桓精舍，佛学研究会的开发，民国元年才有佛教会的组织，发起人蒯若木，孙少候，李证刚，欧阳竟无等，都是杨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们想使政教分立，澈底改组佛教的阵容，所以对国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时　国父是临时大总统，对此很为赞成，有函复佛教会云：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　，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于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及，宗教之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律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

　　这新教佛运动史料中的坏宝，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内学院。当时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复不能协调，蒯若木等遂宗全退出，交诗僧寄禅接办。寄禅受和尚们包围，佛教会宗旨，由政教分立澈底改组佛教阵容，而变为乞求政府通融，保护庙产。新佛教运动的一片慈云，又被“业风”吹散。

　　太虚法师是祗桓精舍的学生，天然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励他和仁山法师等对准旧僧的堡垒投了一颗炸弹，──闹金山。可是佛教会早就“变相”，并且交结权贵，根深蒂固。他们失败，太虚则消声匿迹，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三年。印光法师对我说：他在关房里写了许多改革僧制的计划，整理僧伽制度论也是那时写的。他的天分本来很高，文字也相当动人，出了关，时事又许可他“继续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学杂志出世，开展新僧运动的广大宣传。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以及汉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这种宣传下面建立起来的，而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黄埔。

　　比武昌佛学院的建立稍前，欧阳竟无先生扩充佛学研究会而成支那内学院。沉子培，章太炎，陈三立，叶恭绰，梁启超等皆是热心赞助之人。登高一呼，众山应，接着就有法相大学出现。蒋维乔，梁启超都去听讲，其盛可知。至于开办法相大学的目的，一般人总以为不过整理教理而已，其实小看了他们。他们想把法想大学逐年毕业的学生，调和在整个教育界中，佛化全国。民十六年，国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学校址以地当冲要被收买，一切计划，就此停顿。而内学院的同门如汤用彤，景昌极，熊十力，缪凤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学教授，对于佛化的推进，当然还是很有关系。

　　太虚法师的计划也很伟大，他自己说：“统率无方，实行不足”，所以有许多事业，没有经过必要的阶段而躐等以进；和文化界也失去学术上的连系，影响到干部的健全，阻滞了发展的进程。从前新旧僧之争，曾经闹得烈烈轰轰，像煞有介事，结果逐渐消沉，以至于新旧僧同流合污，民国二十年左右，已经不大听到新的谕调，抗战以后，似乎又有点起色。不过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顺诸师，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是很有办法的。新僧运动终于要在他们手里成功。

　　推波助澜

　　“抗战烽火”烧著「拖地的眉毛”，东战场上僧侣救护队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新僧所为也，谁也不能否认是新僧的一大进步。停顿，解散，不是他们的过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替他补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华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我们以为佛不许可侵略，所以声励抗战；佛教徒是应该参加阻灭侵略的抗战阵线的；同时对于民众的动员，佛教徒也可以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所以XX干部训练班的政治部主任陈石经军长帮助我们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并且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 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

　　第二， 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第三， 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

　　第四， 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

　　第五， 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拖到抗战的阵线里去。

　　第六， 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

　　佛教青年服务团，就在这几个工作目标之下，取得第X战区政治部的补助而成立。我们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尘，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洁矩，遍济，焕文，法奘，……──都认为参加抗战，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宣传佛教的绝好时机，所以大家很兴奋，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们策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集中南岳全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训练一月，结业后，他们组织流动工作团，由暮茄法师率领，出发衡阳，湘潭一带工作，很得到各界的好评。至今衡阳湘潭的墙壁上，还可以看见“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等一类佛化巨型标评，严肃地教训着来往的人们。

　　七七二周年纪念，我们奉令到长沙工作，在省动员委员会，国民日报招待席上，三民主义青团书记刘业昭先生希望我们用佛教的旧仪式，宣传三民主义，任启珊先生则希望我们领长沙僧尼精神动，举行国民公约宣誓。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国父哲学思想，有人以为倾向于唯心论，而佛学也以唯心论为出发点，所以佛法可以补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作更深一层的解释。同时希望省运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是。后来我和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张以藩、李振声商量，也很赞成，九政主任胡越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纷碎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各界青年献心会，也是我们和长沙青年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等十几个青年团体配合著举行的。此外如劳军，出壁报，假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参加各种纪，讨汪大会，征募寒衣运动等，都是关于大影响一方面的工作。

　　本位工作则除帮助长沙市县佛教会，调查长沙市县最近僧尼人数及庙产外，还和他们联合组织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筹办僧伽训练班，训练计划如次：

　　甲、目标：

　　子、精神方面── 增加其三民主义及佛学的认识，提高其国家观念，坚定其对党国总裁的信仰，并强化其抗战情绪及牺牲奋斗的决心。

　　丑、行动方面── 1. 培养其活动能力，使能确守迅速、静肃、联络、秘密等动作，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2. 锻炼其服务精神，使能为地方及军队服务。如运输救护等。

　　3. 训练其领导能力，使成为健全的干部负担组训佛教徒及动员民众的重任。

　　乙、原则： 实施“管教养卫合一”与“教学做合一”的集中训练，以适合实际环境的需要。

　　丙、方式： 以集体训为主，以个别训练为辅，俾适应特殊情形，以达到训练的目标。

　　丁、方法： 适应客观的环境，把握对象的特性，采用现实的材料，活用训练的方式。

　　戊、课程：

　　子、精神训练── 总理遗教，总裁言行，佛学概论，倭寇侵华简史及暴行录，精神总动员纲领，抗战必胜论，精神讲话。

　　丑、知识训练── 组训常识，国内外现势，佛教史，救护常识，防空防毒常识等。

　　寅、技能训练── 宣传技术，抗战歌曲，防空防毒演习，操典纲领，健身运动等。

　　己、经费： 由长沙八大丛林公摊。

　　庚、学额： 招生四十名，以曾毕业于佛学院之出家比丘为合格。

　　辛、训练时间：三月。

　　长沙各界对于我们这个计划极表同情，都答应帮忙。长老们，也感于切身的需要，愿意拿出钱来。报名投考者五十余人，定于九月三十号开学。湘北紧张，不得已而解散，损失一两千元，佛青团也随之幻灭。

　　和僧伽训练班的筹备同时，胡越介绍我和赵恒惕议长见面，商量筹组全省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赵议长很热心，答应署名发起，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乃能在湖南佛教中心的南岳筹备告成。但是老和尚们如空也、悟真之流，对于“抗敌”二字表示异议，又恐怕多用他们的钱，始终不愿合作。赵议长无可尽力，我也只好暂告休息。今年四月他们想着开成立大会，宝生和尚是比较热心的一个，要我回去主持，我又从长沙赶到南岳，谁知又是一场笑话。新佛教运动的急浪高潮，还需要九万里长风的振荡哩！

　　检讨到马丁路德

　　一提起新佛教运动，常常会想到马丁路德。他窥见贵族之私，发表告日曼贵族辞，（An Address to German nohility）力斥宗教捐税之苛，又谓废弃朝拜圣地的习惯并诸节期之后，可使实业繁盛，而贵族得坐收其利。贵族如Ulrich Von Hutten之流，才帮助他摆脱旧教的谋害而为所欲为，这样才有新教出现。引起农民革命，出于他意料之外，贵族又岂能放过他，他的造成严重的错误（注七）；真可以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桑戴克（Lynn Thorndike）说：“基督改革，非通俗运动，且未容成通俗运动。……基督教改革中，民力、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所得极微，而废除瞻仰圣地习惯，取消各种基督教团体，及减少节期等事，反使民众失旧日及时行乐之美俗。……基督教改革后，文化益与宗教分离，而教会不复为文化领柚”。（注八）这是很可以做新佛教运动之借镜与警惕的。

　　现在，是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时候，新佛教运动的同志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吮吸人类血液的日本恶魔。后面，是敌忾同仇的广大民众。除掉联合广大民众，一致降魔克敌之外，不用发表什么“辞”，自然不会引起什么意外而助纣为虐。这才是我佛慈悲平等的宗旨。对于民众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的所得如何，现在还不敢说，通俗两个字是可以做到的。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就不会与文化分离，纵不为文化领袖，亦不失为策动社会进化有力的一员。

　　杨仁山先生的苦心孤诣，不用我们有所置喙。时代没有要他做别的工作，刻经，讲学，著书，奠定了新佛教运动的基业，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难以估价的。何况欧阳竟无先生能够继续他的理想，不断奋斗渐抵于成功，──精刻全藏。太虚法师也还能不背师说，另辟门庭。

　　欧阳先生说：主持佛教，全靠出家比丘，居士们只能从旁辅助。法相大学停办之后，他想买西方寺给内学院的僧众同学组织模范丛林，从来又想向陈铭枢要南京麒麟门外的空地，建设一个小规模的僧园。“因缘不顺”，都没有成功。我们则由此窥见欧阳先生护法的愿望，并不止于一般人所知道的考订章疏而已。七七前他编印过词品甲，四书读，翻刻过心史，都是激扬民气，鼓励抗战的作品。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日本和尚，几次要求见面，参观，都被严词拒绝，这在佛教界可以说是空前盛事，值得钦佩的。但是宏传的方法，不甚通俗，有时且失之呆板，所以影响不很大。

　　太虚法师此次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出国工作，这是他的一大进步，对于他计划中的事业，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他是比较偏于文艺性的人，又天生是宣传家的性格，当真要他做事，非有热心护法，头脑清晰的中坚人物帮他不可。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先把他的部下调整一下，同时更能解除居士们的包围，新僧运动才有办法。否则需要兑现的现实终归会使他苦闷的。我祝福他康健！期待他成功！

　　前几年，上海出现了菩提学会的组织，是汤芗铭之辈发起的，班禅大师坐第一把交椅。听说计划很大，也想从而改革全国佛教。我不大清楚其中内容，姑引逸士先生请益菩提学会一文（注九）以作参考：

　　“菩提学会，比来曾陆续以缘起简章征求发起人，暨一次二次之筹备会议录，播扬报章。吾人考阅之下，不能无疑于斯会。考斯会以翻译，传授，受学，讲辩，修持，编辑，流通藏文经法为筹备事业。然此诸事，南京支那内学院首曾翻译流通藏文之唯识三十论，及在翻译中之现观庄严论等；次之则有康藏学法团大勇，法尊，超一等所译之菩提道次第，及菩萨戒摄颂等多种。而专从事西藏经法之学者，先有大勇等在北京之佛教藏文学院，次有赴康入藏之学法团三四十人。近年又有太虚等办于四川之汉藏教理院。皆为举办此等事业已着成绩之先进。而斯会对之毫无表述，并闻所将从事翻译者，亦仅为菩提道等。乃张提其事，既分途四出，召集人财，并呈请设立译场，拨助经费。掩人之美，掠人之功，上欺政府，下罔人民。此于斯会之事业不能无疑者一。按斯会征求发起人启，首云屡承禅大师提倡，同人莫不欣从。尝质班禅左右，则班禅实出于应酬，故不无假借招摇之嫌。进察之，所谓筹备委员之主席主任等名单，于西藏学者之法尊，超一，大刚等，南北素著之欧阳渐，吕澄，王弘愿，韩德清，胡子笏，范古农等，及僧中负时望之印光，太虚，兴慈，仁山，常惺，持松等均不邀与，而以声名甚劣，俗染颇深之圆瑛为副主席。其不重人才，不求实际，惟以声气号召，别有企图，此于斯会人选不能无疑者二。……”

　　应该提到七七以前的中国佛教会，主持多年者即“声名甚劣，俗染颇深”之圆瑛。他的学识，行为，差太虚远甚，但是很能仰承所谓上海闻人的鼻息，故太虚不能取而代之。爰有中国佛教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中国佛教会以脑满肠肥的方丈大腹便便的善士为群众，中国佛学会以小官僚政客为群众而已，皆上天梯也。抗战以后，圆瑛仍留上海，太虚和章嘉则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目的想藉以改组中国佛教会，这是很应该的。但是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

　　至于许多寺庙里面私立的佛学院，如：天宁寺学戒堂，超岸寺佛学院，竹林佛学院之类，都是临时抵制外界压迫的护身符，既没有别的目标，也不愿意想办法。招几个失学的小和尚教教如是我闻，诗云，子曰，对于佛教有什么好处。必然的，他们将与菩提学会，圆瑛的中国佛教会一样，在时代高潮的冲激之下，没落，沦亡，而存下的只有朝气蓬勃，活泼泼地的新佛教运动。马丁路得还不够做我们的模范，我们要在三民主义旗旗之下，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前进的佛教同人，团结起来！

　　前路

　　现在要讨论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了。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著，普通发动佛教同人参加实际工作，这对于国家，民族贡献之大，上面已经说过不必再提。同时由于工作的陶铸，经验的鞭策，可以将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概念纠正过来，改少新佛教运动前途的纠纷；从而能够训练出一批新的干部，渗入佛教团体的各个部门，为新佛教运动工作，也不是做不到。

　　办法：根据去年在湖南工作的经验，需要组织一个像中国回教徒救团后援会，中国基督教徒抗战后援会之类的，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有了这，各地工作的步伐，才能一致，才能密切连系，就是向国内外呼吁募款也容易有办法；而热心奔走的志士仁人，才不会引起顽固派的惊惧，歧视，以至于被攻击毁谤。不过佛教界内死气沉沉已久，各自为政则自古已然，单靠几个大德的提倡，宣传，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譬如：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假定没有胡越策动，赵恒惕发起，单靠我奔走呼号，恐怕连筹备会的影子也看不见。所以我诚挚地，热切地期望着党政当局，注意佛教问题，注意新佛教运动在抗战，建国乃至学术文化上所可以发挥的力量。

　　有了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各省各县，都可以依法组织起来。据统计，全国出家僧尼约百余万，各大小庙的财力，也并不能算贫乏。就单办救护一顶吧，至少可以供给一两个战区的需要，何况精神动员的意义，比这还大得多呢？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违反唐代的办法，亦且非佛所许可。其招致全社会的非难，真是理所当然。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前二十几年的东西，有许多议论失了时代价值，须要修改。我以为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1.生产化；2.学术化。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 le Torri寺院的从事手工业，是最妥当的办法。这样，做和尚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犹其余事。写到此地，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懒则由于身体之不健康，吃现成饭有以致之。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则一切才有办法。

　　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那烂陀寺，六朝慧远法师所组织的东林寺，都是这种办法。所以当时的佛教，能够领袖文擅，而慧远法师的师傅，被崇拜着，有“学不师安，义不经难”之语。（注十）

　　跟着第一个目标来的工作是全国庙产的统制，跟着第二个目标来的工作全国僧尼的沙汰。这与抗战建国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新佛教运动要在这里替佛教，替国家民族打开一条路出来。详细办法，非此所能尽。

　　第三：整理教理。关于教理的整理，有许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证方面的。我觉得至目前为止，佛教界内各种著作，都还没有和当前的问题衔接。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新佛教运动者，在“体验佛理”，服务人群之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我在湖南工作停顿之后，筹备出国研究者在此。可是事情太大问题太多，决不是一个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目前最紧要的，是找一个新佛教运动的据点。有了据点，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

　　至于全部藏经的整理，内学院现正筹雕精刻全藏，其成就当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上，希望各界帮助他。此外如西藏，锡兰，暹罗，缅甸等学处佛教的研究与翻译，印度佛教史迹的调查，也有人在孜孜从事。而佛教内各个问题的穷源竟流，如：戒律的系统研究，小乘各部本末义的研究，大乘各宗义理与史实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都还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成绩。贫乏的中国佛教界，有待于新佛教运动来开垦的肥硕的田园呀！

　　话又要讲到广西省佛教会。他，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历史，三百多会员，似乎够不上做新佛教运动的根据地。可是由于他本身的没有阻力，党政界的开明，加上文化界的热烈同情，我们想在这里建立新佛教运动的基址。目前，假定能够找到会扯的话，马上可以集合一部分去年在湖南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来完成佛青，佛救，佛　未完成的工作。同时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全国为佛教界之倡。其余的工作，就可藉逐渐推进。但愿各界人士以指导帮助我们！

　　《狮子吼》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