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高僧会泉法师与台湾佛教

　　闽南高僧会泉法师与台湾佛教

　　一、 会泉法师生平

　　会泉法师俗姓张，名侃，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小西门人。会泉法师出生于1874年8月15日，年幼时曾入私塾读书，因贫辍学，喜读武侠小说，《精忠岳传》对其影响甚大，以为忠孝乃立身之本。7岁父丧，14岁母丧，既痛寸草难报春晖，又感人生如梦，颇萌出家之意。

　　会泉法师于1893年赴虎溪岩出家，从善温法师披剃，法名明性，字会泉，别号印月，又署华藏。次年到漳州南山崇福寺，在佛学法师座下受具足戒，依止于堂头佛乘法师。1895年开始云游于浙江宁波鄞县太白山天童寺，之后游南海普陀山、镇江焦山定慧寺、大通和悦州、九华山、南安雪峰寺等处，礼佛学法，先后听讲佛经有《妙法莲华经》、《法华经》、《楞严经》、《楞严宗通》以及《易经》等。以听《楞严经》为多（4次）。其间在天童寺与圆瑛法师等为同参，在金山寺入禅堂修定，与禅宗泰斗虚云法师为同参，并在天童寺打禅七。1904年在厦门半山堂(寿山岩)开讲《楞严经》，听讲僧侣百余人。次年再到天童寺听道阶老法师讲《唯识论》、《圆明论》等。是年复于杭州西湖灵隐寺听慧明老法师讲《金刚经》，越一年仍至天童寺听道阶老法师讲《法华经》，与当代佛学泰斗太虚法师为忘年交，并与圆瑛法师同立因明三支比量及相宗八要。1907年在南安雪峰寺开讲《楞严经》，听众百余人，多为闽南僧界之翘楚，又谦辞雪峰寺住持之职。1909年在泉州承天寺宣讲《般若心经》，并注《心经集讲》1卷。次年仍在虎溪清修，开设讲座，逐日开讲，参加听讲者有数十人。是年冬在宁波接待寺，与圆瑛、太虚大师共商中国佛教大计。1914年主持承天寺，修整大雄宝殿，次年兼任安海龙山寺住持。1917年创办“优昙初级学林”，收学僧及学员40余人。1921年，担任住持之外，讲授日课，提倡禅净并修，解行并重，奉行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风，高山庆莲寺、五塔岩、观音阁、朵莲寺等皆闻风跟从。1924年调解厦门南普陀寺纠纷，建议该寺改作十方道场，被选为南普陀寺十方丛林首届主席。同时创办闽南佛学院，自任院长。1927年南普陀寺任满，推荐太虚法师为住持，兼任佛学院院长。次年助常煜法师于漳州南山寺创办南山佛化学校，兼收僧俗学生。1929年，在石井慧月精舍讲《大乘起信论》，并著《大乘起信论科注》1卷。1931年应泉州承天寺住持转尘法师之邀，至该寺讲《楞严经》，听众百余人。次年于虎溪创设楞严学会，从学者40余人，并著《金刚经讲要》1册。太虚大师在南普陀寺任满后，由常煜法师继任，会泉法师与常煜法师合讲《金刚经》。1933年，于万石莲寺开办佛学研究社，从学者有台湾及潮汕等僧尼60余人。是年著《阿弥陀经集讲》，并应岭东佛教会主席根宽和尚之邀，至汕头讲《金刚经》。时《佛教公论》月刊出版，会泉法师任社长，该刊刊出六十道影及其传略。1934年，在万石佛学社讲《楞严经》、《金刚经》、《普门品》、《弥陀经》、《起信论》、《唯识论》等，而以《楞严经》为主。是年《佛学常识易解》出版，次年所著《金刚经集解》出版，并应当时的厦门高等法院院长李襄宇之请，赴监狱向罪犯800余人说法，其后泉州监狱亦请法师前往说法。1937年“8·13”战起，厦门受之影响，虎溪印月楼被日机炸毁一角，会泉法师与弘一法师题“殉教”室于万石莲寺，立誓以身殉教殉国。次年农历五月初五厦门沦陷，日酋派人请其出任伪职，遂避居鼓浪屿，趁夜登上丰平轮船赴香港，转赴新加坡。1939年，在新加坡龙山寺开讲《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后移居光明山普觉寺，4个月后往缅甸仰光朝礼佛迹，下榻观音亭，并于观音山说法。次年应邀至苏门答腊佛学社讲经3个月，感化者甚众。返槟城后住于升旗山林麓天分坛静养。1941年应信徒李素娇之请，于广福宫讲经。并应该宫住持慧宗法师之请，住大山脚观音亭讲《地藏经》。次年移住双庆寺，讲《楞严经》。是年底病重迁居。1943年农历正月十六，疾笃。说偈示别，偈云：“真性露堂堂，偏界没隐藏，娑婆非久住，极乐是家乡，吾今赋归去，汝等勿忧愁，不久乘愿至，度尽心方休。”享年70岁，荼毘时环观者约1000余人，捡五色舍利子80余颗，晶莹璀璨。

　　二、会泉法师的四次入台

　　台湾佛教在日据时期，备受皇民化政策的摧残，亟需高僧大德来台宣经弘法，而会泉法师亦对台湾佛教十分关注，先后四度入台。

　　第一次入台是在1912年。时会泉法师39岁，(开会法师在《会泉法师与本山的法缘》中称会泉法师第一次来台时间在1920年3月，似为1912年之误。)[1]应台湾佛教界人士之请，与其师弟会机法师到台湾，先后在基隆市月眉山灵泉寺讲学。第一次讲课时间是9月1日至9月25日，会泉法师与其他几位当地法师轮流上课，当时上课时间为每日午前七时至午后四时，夜间七时起开始轮讲，星期日有四小时，会泉法师主讲《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及《金刚经》，这两种经都是佛教空观系统的经典，听众有不少是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物，甚至有前清举人、秀才等。所以会泉法师在讲解时，常参引儒家的理论来诠释佛理，所用的课本是无垢子注，注中博引中国古代学术之说，因而极受欢迎。当时亲自聆听讲座的心源法师等，“常追述法会之盛况，扩闻法之心德，覃覃然，犹有余味焉。”[2]会泉法师在讲解之外，还要求学员轮流演习，用抽签方法让被抽到签的学员复讲，并以考试形式让学员做偈颂，以偈颂的优劣定甲乙，开台湾佛教法运的风气。当时学生“来自台北、台中、台南、新竹、北港、中坜三十多名，大都是僧侣，其中也有少数在家人。”[3]会泉法师后来又到龙湖庵传法，当时龙湖庵的老住众心和法师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老法师来台，一直是住在龙湖庵，与老法师同来的，有一位侍者名宏亮法师，老法师先在龙湖庵讲《金刚经》，后在超峰寺讲儒书《大学》，听众都有一百几十人。”[4]开会法师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大师来台，就在本山的超峰寺及龙湖庵，开讲经法，使一向欠缺佛法的本山得到甘露法雨，使住山大众，对于佛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各立坚固信心，认真修行，誓求解脱！本山到现在，还维持着这种良好道风，都是大师薰陶的力量所赐！”[5]曾服侍会泉法师六个月时间的李添春，后来成为台湾大学教授，他回忆当时情况，深感受益不少。当会泉法师要离台返闽时，十四岁的李添春曾问法师：“万法归于一心，而一心要归何处呢？”会泉法师用手指着天空示意，李添春虽未解其意，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泉法师临走前赠送一本《梵纲经》给李添春，以为永久纪念。[6]

　　第二次入台是在1928年。这次是应台湾超峰寺永定法师之请，前来为龙湖庵及超峰寺的住众讲经并开示丛林规则，据《大岗山龙湖庵沿革》载：“然永定上人感尚有美中不足之事，即在台之名山大寺，因受日本统治之余毒，而无丛林规矩。故特于民国十八年，恭请福建高僧会泉老和尚莅山教导丛林规矩。并于同年启建水陆道场及在家菩萨戒会，高树法幢。”会泉法师入台后，先在台南关仔岭大仙寺讲经，后住于台湾大岗山龙湖庵，讲《唯识论》、《心经》、《金刚经》，以及《地藏经》。龙湖庵老住众心和法师回忆说，会泉法师“第二次再来台湾，仍住龙湖庵讲《唯识论》、《心经》，以及《地藏经》等，听众比前次更多。”[7]当时龙湖庵有八十位女众，但大多为带发修行者。南普陀寺僧人慧云法师于1929年游台湾时对龙湖庵女众道场作了高度评价，称：“迨入龙湖庵，见庄严之气象，知为女众清修道场，禅诵殷勤，器钵无声，恍然如入江南名寺。”[8]当时龙湖庵是台湾最大的女众道场，她们的修行作息很有规律，一天五堂功课，除了早、晚、午供三堂外，还有念佛、坐禅二堂。“而此念佛坐禅，应是指宋朝以来的禅净双修。又如此的修行生活，是受到来自闽南的会泉、会机二师的指导”[9]会泉法师这一次留台讲经时间较长，听众比前次多，除大岗山住众外，四方闻名前来听讲者甚众。并在大岗山建水陆法会，不少信众皈依。

　　第三次入台是在1933年2月，与会泉法师同时应邀入台的同行者有宏船法师等人。到台后即展开弘法，先在台南大仙寺兴办佛学院，招收出家二众，教授佛法。一年后转往高雄大岗山，先后讲《大乘起信论》、《金刚经》、《地藏经》等。当时的现场聆听者圆融法师回忆会泉法师讲经的情景时说：“由于大师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法喻并用，吐气生花，讲解时又全部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谆谆善诱，使听众耳闻心悟，再加上他那魁梧健壮的法体，庄严慈祥的仪容，和霭可亲的风度，以及为法为人的热忱，的确令人翘瞻禅风，五体投地。因此，在他老人家来台弘法期间，凡行脚所到之处，五蕴真空，一音说法，每每座无虚席，动辄千人。受他感化而起信心的，更是数不胜数，其法筵之盛，虽非绝后，但称得上是空前。”[10]同时为寺众教授水陆道场、念佛仪规等，不久又在龙湖庵建水陆道场，传授在家二众的戒法，提倡礼拜万佛宝忏，前往求戒的在家居士，不下百人。龙湖庵老住众心和法师回忆说：“老法师民国二十二年二三月间，第三次来台时，讲《起信论》、《金刚经》，并教本省僧尼各种唱念，以信拜万佛、做水陆法事，都是老法师所教授的。所以本省各寺庙的唱念，乃至每年正月都要拜万佛，而且大家一律如此，就是这个缘故，此次随侍老法师来的是宏船法师。”[11]

　　第四次入台是在1933年10月，会泉法师入台后，仍住龙湖庵，讲《地藏经》，并于龙湖庵举行水陆法会，传授在家二众戒。此次法会更为盛大，轰动台湾全省。之后，又在学甲法源寺教授水陆仪规等。

　　会泉法师从1912年至1933年，21年间四度不惧海峡风浪之险入台讲经弘法，传授佛教仪礼仪规，表现了他对台湾佛教事业的关注，也表现了他弘法利生义无返顾的精神。圆融法师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台湾在日据时代，佛教并不怎么兴隆，要想请一位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简直如觅兔角。严重一点地说，那时的佛教，像笼罩着一层阴霾似的，显得暗淡无光，许多出家人都隐居在深山中过着清苦的生活，老老实实的修行，虽然如此，但他们却怀抱着面壁的精神，渴望着法雨的滋润。在这当儿，会泉大师应聘来台弘法了，那时，我刚踏入佛门不久，就巧遇此殊胜因缘，而得庆闻佛法，内心不免沾沾自喜。因为，会公的驾临，使台湾的佛教，仿佛在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一轮红日一般，逐渐的有了生气。”[12]会泉法师的四次赴台，或开课讲经，或弘法传戒，或教授行仪，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给台湾僧侣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当时受过会泉法师法乳的台湾开会法师所言：“(会泉)大师是一位能讲、能写、能唱念，又是戒得庄严的尊宿，真可算得‘一位完人’。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生活淡泊，弘法心切，爱护后学，对于培植青年的心更为殷切。大师四次飞锡本山，在敷座讲经之余，又不惜辛劳，谆谆向本寺大众教授出家人应有行仪，及念佛、经忏道场的仪规等，恨不得将他所学的，统统传流给台湾孤岛的后学者，使台湾孤岛的经法仪规，代代流传下去，这种培植后学，以绍隆佛法的精神，真使我们钦佩不已！”[13]

　　三、对台湾佛教的影响

　　会泉法师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简要归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讲经弘法传播正统佛教。会泉法师四度入台讲解《金刚经》、《心经》、《唯识论》、《地藏经》等，把中国佛教的真经正法传到台湾，既缓解了台湾佛教缺乏高僧大德讲解诸经典的问题，也纠正了长期对佛经佛法的一些不正确解释，并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佛教修持的混乱状况，为台湾佛教吹入了新鲜的空气。所以台湾佛教界把会泉法师入台讲经弘法当作如饮甘霖，听众由数十人增加到千人，其中不乏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者，后来成为名学者的台大李增添教授，就曾经受过他的影响。会泉法师在台讲经弘法，不只是讲解经义，还把自己创造的独特传授方法运用于实际，让学僧在听讲之后，进行复演复讲，使自己所讲的经义佛法，实实在在地传承到台湾，落实到听众的身上，从而为台湾佛教讲经弘法的方法开创了务实的先例，对台湾佛教的传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会泉法师在讲经弘法之时，能够针对听众的实际情况而采用相应的方法。如第一次入台讲经时，因听众多是前清举人、秀才，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学程度较高，故他常参引儒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来诠释佛经佛法，因而使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这些举人、秀才在当地颇有人望，由他们传播开去，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二）培养僧才不遗余力。会泉法师在台传经讲课，实际上也是培养僧伽后起之秀，其学术卓见和个人德行都对后学产生不少的影响。他在厦门创办闽南佛学院并任院长，对台湾僧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台湾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都曾受过他的教育和影响。例如曾任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在台湾读到会泉法师所著的《心经集讲》和《金刚经集讲》时，对其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独到的解释，不禁拍案叫绝：“妙哉！妙哉！会老可谓先得我心矣！”[14]曾任中国佛教会台湾分会理事长的贤顿法师青年时曾从台湾到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参学，得到会泉法师的关怀。会泉法师到泉州承天寺、漳州南山寺、厦门虎溪岩等处讲经或开示时，常命贤顿法师随侍座下，时予训导，使贤顿法师获益非浅。贤顿法师将返台湾时，会泉法师亲自训勉贤顿法师，并亲切允诺：“我与你有缘，将来要传一支法脉给你，可以在台湾继续我的宗风，因我与台湾有深厚因缘之故。”[15]这件传续慧命的大事，一直到1963年贤顿法师访问新加坡时再被提起，贤顿法师与会泉法师的剃度弟子、曾于1933年随侍会泉法师到过台湾的宏船法师会面，贤顿法师适时提出会泉法师当年允诺预为授记的事，宏船法师喜不自胜，认为必得促使这段法缘圆成，遂定由宏船法师赴台代会泉法师举行传法仪式。后宏船法师因法务繁忙，改请会泉法师另一高足广义法师于1964年3月，奉会泉法师的法卷、衣钵等来台湾，于4月5日在临济寺大雄宝殿代表会泉法师将“正法眼藏”传给贤顿法师，使会泉法师的慧命法脉永留宝岛台湾。此外，在会泉法师维护下的闽南佛学院，先后为台湾造就了不少僧才，有印顺、贤顿、东初、默如、戒德、演培、仁俊等法师，印顺法师更是台湾佛教界的翘楚，在台湾及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由此可见，会泉法师的法泽已广被台湾，最重要的是为台湾培养了诸多的佛教人才，从而把中国佛教的法脉延续到台湾去，而台湾的佛教也由于延续了中国佛教的法脉，重新振兴而焕发光彩。

　　（三）传授戒法和水陆仪规身体力行。台湾佛教在日据时期遭到严重的摧残，不仅许多寺院破陋不堪，而且难觅素质高的僧伽，不仅传戒困难，水陆仪规也大多失传。会泉法师四度入台，对这种情况极为关切。在龙湖庵弘法之时，会泉法师传授在家二众的戒法，前往求戒的在家居士有一百多人。会泉法师还亲自传戒和教授水陆仪规，他先后在龙湖庵、超峰寺等处建水陆道场，为寺众教授水陆道场仪规，提倡礼拜万佛宝忏，台湾南北各地信徒，仰其德学来者甚众。之后，又在法源寺教授水陆仪规。今日台湾各寺院一律每年农历正月的拜万佛，实为会泉法师的首倡和传授。值得一提的是，会泉法师的高徒贤顿法师将所学的会泉法师的燄口演法科仪带回台湾，广教台湾弟子闽南派的燄口礼仪，如台北东和寺现任住持源灵法师、台北龙山寺前任住持慧印法师、台北天竺寺住持修丰法师的燄口演法，都是贤顿法师传授的。贤顿法师习得的闽南派燄口演法以繁复及细致而闻名于教界，特别注意燄口演法的小动作及手印的变化，如唱《佛面偈》时打手印，他要求前来学习燄口演法的法师一定要帮他的燄口法会敲满三台燄口法会的木鱼，过程中不能出差错；他还要求金刚上师在演法前，一定要斋戒沐浴才能登台演法，并且要礼请他放燄口的斋主先拿钱去做社会公益事业并出示收据，才答应帮对方放燄口。[16]

　　（四）在法德方面，会泉法师有诸多的法德甚为台湾佛教界人士所称赞，主要是：

　　1.敬贤让贤。会泉法师对于贤德之人十分尊敬和敬佩，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太虚大师的尊崇与礼让。当他在南普陀寺当住持任满时，就派遣转逢法师、常惺法师等前往上海迎请太虚大师到厦门，接任南普陀寺住持，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次年又以钵资乐助太虚大师环游欧洲弘法。他自己是德高望重之人，在佛教界负有盛誉，竟能如此敬贤让贤，实为难得。弘一法师也是个著名的大德大贤，会泉法师对其也是倾慕尊敬，1933年正月，弘一法师在妙释寺讲《四分律会注》，会泉法师每日参加听讲，对其十分心仪。安海养正佛学院成立时，他与常惺法师等礼请弘一法师主持。弘一法师在厦门中岩精研律法时，其住屋的修葺都由会泉法师一手经办。他这种敬贤让贤的精神，对于台湾佛教界影响甚大，台湾著名的圣严法师、贤顿法师等都在其所撰的纪念文章中，称扬这种精神，如今台湾寺院盛行让贤制以传衣钵，多少也受到会泉法师在南普陀寺实行的推举传贤制的影响。

　　2.诲人不倦。会泉法师青年之时即有志弘法利生，他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弘扬佛理佛法，在闽南佛学院、南山佛学校以至到台湾，都不吝自己所学所解，向学僧和听众弘法。由于他佛学根底深厚，口才便捷，讲时又能引经据典，联系实事，往往在讲到某一个细节时，舌灿莲花，妙趣横生，让人叫绝。台湾默如法师形容会泉法师“每作一次演说，都是滔滔不绝的像长江大河的水流向下急湍直驶般地痛快无阻，既锋利，又敏锐，令听者神为之注。讲到某一个峰回路转的局面，决不会停顿而冷却下来，上一段一句将了的话还未了，脑筋中下一句劈头开口的别开生面的行情马上冲涌出来，听者听了随时感觉到好像银幕上忽然调换的一个新布景，非常稀奇而中听。”[17]从中可以看出会泉法师宣讲时的意态和风采。深厚的佛学根底，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天才的口辩结合，自然能如此令人神往而深受欢迎。会泉法师对许多僧青年不仅循循善诱，对于刻苦学习的僧青年更是关怀备至，时有不理解之处，总是不惜再三再四为之讲解，直到完全理解才罢，其菩萨心肠，感动了许多僧青年。所以台湾许多受到其亲自教诲的法师，如广馀法师、白鹤法师等在撰文纪念时，都十分仰佩会泉法师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足见他们受到会泉师这种精神的影响之深。

　　3.克己利生。会泉法师幼年家贫，早年即以普济众生为志，故弘一法师赠其一联云：“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乃清。”栖莲法师撰其行述，末赞为：“皓月当空，普印百川。”皆合会泉法师法名明性、字印月，实际亦赞赏其个性和为人，如山泉之清，如皓月之照印百川。由于本性和素养使然，故其一生律己以严，自奉甚薄，而慷慨利生。凡有助于佛教事业者更倾囊尽出。而其平居生活只是淡粥粗蔬，室无一物，独与经典相对。当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时，对学僧关怀备至，嘘寒问暖，有病者则送药，对台湾来的学僧尤其关怀和爱护。对于护法者供养之物，会泉法师都分给大众同餐，他在南普陀寺任住持3年收入银圆16万元，全用于修缮寺院、置寺产及办佛学院等，自己则分文未取，一钱不留。厦门南普陀寺之闻名遐迩，闽南佛学院之办得有声有色，学员几遍天下，莫不与会泉法师的克己利生精神分不开。至于以资金帮助创建南山学校、优云学林、僧学林、虎溪、万石、慧月佛学研究社等，都是慷慨利生之举。因而他的克己利生之德广为传颂，也远播台湾，为台湾佛教界赞扬不休。

　　4.忠佛法而重气节。忠佛法重气节，二者并行而不悖。忠佛法者具有殉教的精神，重气节者则有殉节精神，无殉教与殉节精神者焉得称为高僧？会泉法师讲经弘法、办佛学院培育僧伽、资建寺院、四度入台弘法等，都见其终身的唯一事业在佛法，忠而不二。当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之时，弘一法师高呼信佛教必须救国，会泉法师与之心灵相印。1937年“8·13”淞沪战起，不久厦门亦处混乱状态。会泉法师与弘一法师在万石莲寺，均誓以殉教殉国之精神，题“殉教”室，表现出凛凛浩然正气。1938年3月底，会泉法师与转逢和尚在厦门主持护国息灾法会，表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是年端午节厦门沦陷于敌，日酋派人胁邀会泉法师出任伪职，会泉法师爱国情殷，不愿与敌共戴天，避往海外，表示了他对侵略者的决绝，也表明了他的民族气节。到新加坡之后，他仍然到各地讲经弘法，终其一生无不忠于佛法。他的不少弟子在台湾沿续着他的事业、他的精神，开启台湾佛教的新局面，使台湾佛教延续着中国佛教的法脉，使中国佛教的精华发扬光大。正如台湾的印光法师所云：“我们应当循着会泉大师的路向，作一场培植现生善因的接力赛，接过大师手执的真理的火炬高高擎起，去照彻那大地众生迷茫的寒夜。”

　　上述会泉法师对台湾佛教的主要影响使受到日寇摧残的台湾佛教如得甘霖，传承了中国佛教的正法，为台湾光复之后的佛教得以恢复中国佛教的传统，并创新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南洋佛教书局出版的《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中，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是当今台湾佛教界的著名人士，或受其关怀培育，或亲聆其教，或承沐其法泽，或闻其事绩于先辈，都对其赞扬有加，于此可见会泉法师对台湾佛教的发展，对海峡两岸佛教传承的贡献之巨。无论学识，无论卓见，无论事业，无论法德，他被尊为高僧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何绵山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

　　注释：

　　[1][5][13]开会：《会泉法师与本山的法缘》，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

　　[2]广义：《会泉大师简谱》，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

　　[3]释慧严：《回顾日治时代台湾的佛教教育》，中华佛学研究所主编：《台湾佛学院所教育年鉴》，中华佛学研究所2002年12月印制，第15页。

　　[4][7][14]白圣：《我衷心响往的会泉老人》，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

　　[6]李添春：《我与会泉大师的一段因缘》，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

　　[8][9]释慧岩：《从台闽日佛教的互动看尼僧在台湾的发展》，《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1999年7月）。

　　[10][11][12]圆融：《会泉大师弘法台湾忆往》，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出版1966年6月版。

　　[15]贤顿：《回忆心影》，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

　　[16]陈省身：《台湾燄口施食演法变化与战后中佛会迁台的关系》，“中国佛教会复会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17]默如：《会泉上人印象记》，会泉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会泉大师二十周年纪念刊》，南洋佛学书局196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