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

　　活佛转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始于12世纪末叶。其实质是承认“活佛”在人世间的真实存在。后来，这一制度在数百年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宗教仪轨，但同时也滋生了许多弊端。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则在继承其精华部分的同时，摒弃了原来在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流弊。设置金瓶，通过掣签确认转世灵童，从而从法律的角度规范了转世灵童的认定办法，不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使广大信教群众心悦诚服。然而，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却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转变契机始于18世纪末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二十二日，廓尔喀人突然袭击西藏后藏地区，班禅驻地扎什伦布寺被洗劫一空。

　　乾隆五十六年冬，乾隆派福康安率领从全国调发的近二万精兵奔赴西藏。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清军直指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八月二十八日，福康安接受了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的投降书。这场为时一年多的残酷战争宣告停止。此战，“共由国库支付军费1052万两”。之后，乾隆皇帝谕旨福康安“将来撤兵后，必得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此章即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章程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制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并将这一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即所谓‘‘金瓶掣签”制度。

　　关于为何将活佛转世以“金瓶掣签”形式确定下来，乾隆皇帝在其御制碑文《喇嘛说》中有精到阐述：‘‘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以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还提到：“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扎勒拉里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即如……达克巴呼土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尹绰尔济呼土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诺们汗扎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竞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匍匐请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

　　乾隆皇帝文中所指，是指西藏自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活佛转世中出现的种种弊端。

　　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由第六世班禅大师主持认定了其转世即第八世达赖喇嘛，而八世达赖喇嘛之家族与六世班禅大师之间有亲戚关系。同时，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又出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班禅大师之弟弟戛玛巴是噶举派第十世红帽活佛。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廓尔喀大举侵略西藏并洗劫扎什伦布寺。

　　直接原因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禅大师在北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岁寿辰时，曾受到乾隆皇帝隆重接待。朝廷及在京王公大臣都向他赠以厚礼，这些财产总计不下数十万金，但班禅大师未能亲自处理这些财产就圆寂北京，留下了无穷后患。大师圆寂后，由其兄(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代为处理这些财产。由于遗产分配不均，其弟戛玛巴心有不服，随借到尼泊尔朝圣之机，唆使廓尔喀王入侵西藏。廓尔喀事件后，清廷开始审慎考虑西藏事务，但是，对纯属宗教内部的事务，中央政府又不能过多干涉。如何既不改其转世制度而又能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增加其公平度，“金瓶掣签”“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以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这正是“金瓶掣签”制度得以建立的历史契机。

　　清政府一改元朝以来对黄教“曲庇谄敬”，一味迁就的立场，凡藏传佛教与巩固多民族中央王朝相适应的部分，则予以倡导振兴，不适应的部分则予以废除、改革、禁止，甚至兴师讨伐，刀兵相加，使宗教上层人士畏威怀德，纳入治下。雍正皇帝对待喇嘛教的头脑非常清楚：一方面对持枪作乱的喇嘛毫无慈悲之心可言；另一方面在治乱的同时不忘藏传佛教对蒙古的影响，他说：“黄教之无可畏不堪之处，一言难尽，到处皆然。而蒙古乐谈……提一教字，拼命舍生相为。此种迷惑，实令人难解……即内地这些不堪的贼喇嘛趁此机会，当除即除好。所以朕前日保嘉尔之得法，但必须有辞，千万不可担涂毒喇嘛之名，以寒众蒙古之心，而须权巧不露，作没奈何之景以示众，方万妥。”雍正这份朱批充分暴露了他对待喇嘛教的矛盾心情。乾隆时期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达到了对喇嘛教整顿的目的，把确定活佛转世系统的权利，从蒙藏地方宗教上层手中纳入清中央政府手中，化解了宗教上层之间因政治经济利益不均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从而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蒙藏政教权力中枢的控制。

　　条文即出，乾隆皇帝便让皇宫着手制作金奔巴瓶(奔巴：藏语即“瓶”)。清宫《活计档》有关于制作“金奔巴瓶”全过程的详细记载。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一：

　　太监厄鲁里交铜胎基镀金莲瓣花纹烧古奔巴壶一件。传旨：照奔巴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巴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莲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呈览，钦此。

　　随照铜烧古奔巴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得奔巴瓶纸样一张，瓶口并腰围、底足上另画得着黄色如意云花纹样呈览。奉旨：着照纸样镟木样一件，口上并腰围底足俱用全牌刻如意云祥粘贴瓶肚上，四围刻喇嘛佛字四个。粘贴添配瓶盖木样一件，将瓶口并瓶盖上俱画镶嵌珠子宝石样。配做五色片金瓶衣纸样。瓶内配象牙牌子五枝俱先做样呈览，钦此。

　　于本月初二日照纸样镟得奔巴瓶木样一件，瓶盖木样一件，俱粘得如意云花纹样，瓶口瓶盖上各画得红蓝黄绿宝石镶嵌，珠子顶样一颗，并配得五色片金有褶瓶衣纸样一件，无褶瓶衣纸样一件，瓶内配得楠木牌子样五枝，瓶肚四周贴佛字样四个。呈览，奉旨：着发京内照样成做有盖金胎基奔巴瓶一件，将如意云花纹要胎基拱起做，佛字要阳纹做，瓶衣准照有褶瓶衣样成做，应用五色片金向内库领用。瓶内照样成做象牙牌子五枝。所用珠子宝石俟朕回京再行挑用呈览，钦此。

　　于……七月十八日……传旨：将上次未准无褶瓶衣样送进呈览，钦此。随将无褶瓶衣样送进呈览，钦此。随将无褶瓶衣样持进……呈览，随交出五色片金五块。奉旨：照样准用青黄红绿四色，束腰仍用白色，成做整瓶衣一件，不要开口。先做样呈览，其奔巴瓶束腰要活，安做阴阳螺丝。钦此。随照无褶瓶衣样做得青黄红绿四色，束腰系白色，整瓶衣样一件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不可错了颜色、次序。其瓶衣做得穿安瓶上。再将上戴束腰瓶口用阴阳螺丝拧住，不显两截做法，亦不可错了上下如意云分位，钦此。

　　八月初九日将铜奔巴瓶口束腰样一件系将束腰焊住瓶口上，安管钉二个，随做得接长铜胆样一件，布瓶衣样一件，纸瓶衣样一件，木束腰瓶口样一件，楠木牌子样五枝，……呈览，奉旨：瓶口准照安管钉样成做，布瓶衣样亦准做。其木瓶墙子上如意云中间卧蚕改画三宝珠。如意云加当赶珠圈，不用另将如意云画扁形式，上下留边线，另画样呈览，再楠木牌子窄了，又薄，亦另做厚二分宽六分楠木牌子样呈览，钦此。

　　于初十日将奔巴瓶木样口上另画得扁形式如意云样，如意云中间改画得三宝珠，上下留得边线样，并另做得厚二分，宽六分楠木牌子样五枝……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钦此。

　　于九月初二日，将做得金奔巴瓶一件，内盛象牙牌子五枝，外配得五色片金瓶衣，并瓶上盖应安红黄绿蓝宝石大小八块珠子顶一颗，俱拨得蜡样，……呈览，奉旨：瓶盖上宝石珠子不必嵌安，做松石、密蜡、珊瑚、青金镶安。珠子分位做白玉顶……于九月十一日将金奔巴瓶一件嵌安得松石等，镶嵌白玉顶，呈览，奉旨：着交侍卫惠伦送往藏里，钦此。本日将金奔巴瓶一件配匣塞垫包裹妥协交侍卫惠伦送往藏里讫。九成金奔巴瓶一件重七十八两五钱。

　　九月金玉作初二日，……传旨：照新造金奔巴瓶一样再造一件，亦配瓶衣、象牙牌子，钦此。于初三日，为成造金奔巴瓶一件请领内库六成金八十两。……于十月廿五日将造得金奔巴瓶一件配得五色片金瓶衣，象牙牌子五枝，呈进，奉旨：交雍和宫供佛殿内安供。……于十月廿六日将金奔巴瓶一件随瓶主、象牙牌子交雍和宫郎中德龄在法轮殿供讫。

　　以上档案详尽记录了两只金奔巴瓶的制作过程。从中可知金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初一日，由清官造办处制作，九月初二完成一只送往西藏。接着又照原样制做一个于十月廿六日供于雍和宫。金奔巴瓶是乾隆亲自设计，亲自监督工匠制做的，从样式、花纹、装饰、选材，项项详细指示。清官造办处集中了众多能工巧匠，金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本可照纸样直接完成，但乾隆仍要求工匠先照纸样镟木样，呈览满意后才动手做。甚至瓶衣的颜色，缝制形式也一一指示。直至最后又将原定镶嵌红黄蓝宝石改为藏族喜爱的松石、密蜡、珊瑚、青金石。足见乾隆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考虑得缜密周详。从乾隆的详细指示，可以看出他对金奔巴瓶制做工艺及过程极为熟悉。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当时清宫制有二个金瓶，一个送往拉萨，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转世活佛；另一个供于雍和宫，用以掣定内地藏区即蒙古、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

　　“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之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第九、第十一世班禅大师都是由“金瓶掣签”制度选定的。活佛转世制度中再也没有出现“率出一族”的现象，西藏内部再也没有因此出现过教内因“分润不均，唆使外族抢掠”的事情。这一制度的订立，不仅纯洁了宗教内部因在活佛转世中出现的“流弊”，而且维护了西藏地方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来源: 雍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