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佛教概述
凉州佛教概述
西周之前,中国处于自然宗教阶段;殷、周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变革;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百家争鸣”。从告别自然宗教一直到汉代,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信仰缺失的状况中。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佛教传到了中国。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悠久的历史,大约于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时期由西域经河西走廊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早在秦汉之际,佛教已通过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向西域各国传播,而当时凉州及整个河西是大月氏统治之地,一般来说佛教在凉州早于中原而得到传播。佛教早期的传教者当为西域胡僧。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而凉州及河西在这次交流与融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凉州建立的四凉政权,出于维护国家统治和个人信仰的需要,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由官方和中外高僧参与并主持译经活动,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佛教在凉州的传播非常普遍,并影响到中原。在此期间,凉州还出现了一件盛事,即西域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来到凉州,一住十七八年,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讲授佛经,并培养了许多弟子。鸠摩罗什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数文化的交流,而且使佛教译经正式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这时的凉州,是北中国真正的佛教中心。隋唐时期,对佛教更为崇信,隋炀帝西巡河西,曾在凉州拜谒高僧,布施建造感通寺。唐代,玄奘矢志赴西天取经,往返途经凉州,滞留数月,谒寺拜佛,设场说法,盛况空前。五代、西夏时,凉州佛教继续保持着兴盛局面。佛教作为西夏国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凉州境内重建或新修了许多寺院,其中护国寺名震河西。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极盛一时,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不仅与蒙古西凉王阔端在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蒙元版图,而且和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其妹索巴让摩在凉州传授佛教。萨班按佛教天地生成理论创建凉州四寺,以凉州城为中心,象征须弥山,东建白塔寺,南建金塔寺,西建莲花寺,北建海藏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萨班在白塔寺居住数年,圆寂后信徒为他修建了灵骨大塔,并扩建寺院,使白塔寺成为汉族和藏蒙地区著名的大寺院,朝拜信众络绎不绝。明清时期,尊崇佛教风气不减,成化年间,重修海藏寺。清朝末年,凉州比较有名气的寺院就有四十多座。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灾祸连绵,凉州佛教日渐衰颓。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寺院重新得到了修复,佛门香火旺盛,佛教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凉州佛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主要流传有净土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临济宗、密宗诸派。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凉州是西域佛教中国化的中继站,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文化,涌现出了一大批通晓佛理的高僧,他们或为凉州人,或长期居住在凉州,为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名刹遍布城乡
凉州是佛教东渐的重要地区,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几千年中,曾经修建了众多的寺院。有些寺院在凉州乃至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且影响深远。
清应寺位于城东北隅,始建年代不详,明代重修,敕为清应禅寺。建筑宏伟,雕塑精美,有大雄宝殿、千佛殿等。寺后有清应寺塔,也称姑洗塔,葬有佛祖舍利。据说周敬王时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座,其中在中国造十六座,此塔即其一。塔高十三层,六棱六角形,角系风铃,层层有门,从塔门入内,可上至塔顶,以观四城景色,毁于1927年大地震。清应寺旁有藏经阁,系前后藏喇嘛所修,藏有很多西藏经卷,以十二个大经柜盛之。
大云寺位于钟鼓楼巷东首清应寺附近。始创于前凉王张天锡升平年间,初名宏藏寺,唐武则天时改为大云寺,西夏时为护国寺。明洪武十六年,日本高僧志满募化修缮。毁于1927年大地震,独存古钟楼台及大钟至今。钟楼位于大云寺东南角,坐落在九米高的四方台上,距今约有一千六百余年。
罗什寺位于城内北大街西侧,始建于东晋,唐初香火尚盛,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驻跸凉州时,曾到罗什寺礼佛讲经。后毁于兵火。明永乐年间重修,为陕西凉州大寺院,规模宏伟壮丽。毁于1927年大地震。罗什塔位于寺中,为鸠摩罗什葬舌之处。
元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凉州四部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它们是:白塔寺,俗称百塔寺,位于城东南20公里处的武南镇百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代,因萨班与阔端在此举行凉州会盟而彪炳史册,成为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的见证。该寺规模宏大,塔林耸立,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已得到国家立项支持,正在修复当中。金塔寺位于城西南金塔乡金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朝,后毁于地震。于2000年8月修复了大雄宝殿等建筑。莲花寺又名善应寺,位于城西南15公里处的莲花山上,始建于唐,元时为正光寺,清代新增扩建。萨班曾到此诵经礼佛,萨班之妹索巴让摩以苦行僧身份在此修行,圆寂于此。海藏寺又名清化禅寺,位于城西北约二公里处,始建于南宋末年,明代重建,敕赐“清化禅林”。寺院四周林泉茂盛,环境优美,“海藏烟柳”、“日出寒烟”誉称凉州八景之一。
其他著名寺院有:大佛寺即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城东南约50公里处的山崖绝壁间,始建于北凉时期,寺殿宏伟,佛像众多。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已修复大佛及部分建筑。延寿寺位于清源镇曾家堡村,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规模恢宏,气势壮观,现存部分建筑物及塑像。东竺寺位于城东南六坝乡十三里堡村,始建于西晋,唐玄奘西天取经途中,曾在此寺留宿,民国初年班禅活佛上京受封,途经凉州时亦曾在寺内留宿用斋。此寺坐南向北,与天下寺庙方位殊异。松涛寺位于城北5公里处的金羊镇松涛村,始建于元朝,兴盛于明清,寺内树木成荫,古柏参天,现存大殿一座。另有白马寺、安国寺、地藏寺、海潮寺、尹台寺、百云寺(福寿寺)、铜佛寺等,大都毁损。
这些寺庙是凉州众多寺观中仅存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凉州佛教文化繁荣发达的缩影和象征。
凉州第一大卧佛位于城南15公里处的新华乡与古城乡交界处的磨嘴子土山上,亥母寺北面。其上有一尊天然形成的巨形卧佛,头朝西面朝东,眉目清晰,天下罕见。据说从头至脚的距离,需步行半天。
高僧法师辈出 译经成就显著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唐三藏、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或通过宗教活动实现政治目的,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在凉州这片土地上成就了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和元朝帝师八思巴的佛学大师地位,完成了“凉州会盟”这一使西藏归顺元朝中央政府进而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举。凉州佛教阵容强大,一批凉州高僧崛起,他们或西行西域、印度学经求法,或东下长安、洛阳,南下建康(南京)、广州讲经译经,传播佛法,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孜孜以求。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岗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创立了世界石窟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为中国美术史、佛教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此可见,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兹录历代凉州或寓籍凉州的高僧数人及其译经成就,以彰其功德。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今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罗什少年聪慧,7岁与母出家,从师学经,过目即诵,深谙佛理,20岁时已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他在龟兹讲经弘佛,遍习佛教经典,成为中观大师,在西域诸国声名大震。东晋太元七年(382),前秦大将吕光率兵数万征伐西域获胜返回时,带罗什到凉州。不久,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定都姑臧,尊罗什为军政顾问。罗什在凉州滞留约18年。期间,他学习汉语,开坛说法,收徒讲授佛经。401年,后凉将灭,罗什被前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一直到413年去世。罗什在凉州、长安生活30年,期间,他“手执梵本,口宣汉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他先后共译经35部294卷,授徒数千人,为传播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僧徒中僧肇、道生等称什门四圣,另有八俊十哲之称,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僧肇曾不远千里前来凉州拜罗什为师,追随罗什学经弘法一生。罗什在临终时,还在审定《长阿含经》。罗什所译经卷,语言畅达,内容信实,符合中国信众习惯,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临终发誓:“如果译文不失原意,死后焚身,薪灭形碎,惟舌不灭。”罗什圆寂于长安草堂寺,凉州人怀念其功绩,建寺纪念,并将其舌葬于塔中。罗什的译经工作,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宏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他培养的众多佛学大师为中国佛学的后继有人、开山立派打下了基础。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对鸠摩罗什来华传教的意义概括为四个结论:即重兵劫持(吕光用数万大兵讨伐西域而得)、政府支持(译经事业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势成鼎足(使佛教自成一家,同儒、道并立)、设官管理(国家开始设立管理宗教的机构)。这是非常精当的。
浮陀跋摩 西域人,自幼酷爱佛经,尤其对《大毗婆沙论》熟读成诵。他约在公元433~437年间在北凉首都姑臧传播佛教,偶遇凉州沙门道泰,二人十分投缘,结为莫逆之交。在姑臧城内闲豫宫中,共同研修翻译《大毗婆沙论》,道泰笔授,跋摩口译,慧嵩等300余人考正文义。这部经典共100卷,后经战乱损失40卷,只有60卷传世。
道泰北凉僧人,生于姑臧。少年时云游葱右诸国,寻得佛学宝典《大毗婆沙论》。东归家乡后遇浮陀跋摩,二人合力译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不遗余力。
昙无谶(385~433)天竺(今印度)人。幼年出家,遍诵佛学经典,20岁时佛学造诣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西域称为大咒师。他云游求法,东至龟兹,又到姑臧,受到北凉王沮蒙逊礼遇,卓锡凉州,学习汉语,潜心译经,以凉州沙门慧嵩、道朗为助手,先后译出《涅经》、《大集经》等24部150多卷。魏太武帝欲迎之,沮渠蒙逊不悦,派人杀害。这是鸠摩罗什之后,对凉州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位高僧。
道朗凉州人,北凉名僧。师承昙无谶,参与佛典翻译。《涅经》译出后,他对该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除撰写《涅经序》,阐发《涅经序》玄奥道理外,又作《义疏》等,阐述佛理,成为中国北方最初的涅大师。
慧嵩又名智嵩,凉州人,北凉名僧。天性聪颖,悟性极高,立志于钻研各类佛学经典,曾参加昙无谶译场,参与翻译《涅经》,后在凉州讲授涅之学,著《涅义记》。他还曾参与浮陀跋摩《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后遭兵乱,死于酒泉。
昙曜凉州人,北凉、北魏名僧。曾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又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主持开凿云岗石窟。由于他的功绩,后世将云岗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五个洞窟称为“昙曜五窟”。他是中国石窟史上“凉州模式”的鼻祖。
宝云晋宋之际僧人,家居凉州,少年出家,精勤于学。东晋隆安初年(397),远游西域诸国,遇名僧刘萨诃,瞻礼佛迹,遍学梵书,精通西域各国文字。回到长安后,师从佛陀跋陀罗学禅,后至建康住道场寺,晚年住六合寺,译有《新无量寿经》、《佛所行赞经》等。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幼年受父兄影响,接受严格的佛学教育,遍览佛教经典,后又从师深研佛教义理,学识渊博,佛学造诣深厚,被称为班智达(大学者)。公元1244年,蒙古皇子西凉王阔端(成吉思汗之孙)用金字诏书派遣使者相邀,他不顾年事已高,率领两个侄儿千里跋涉,于1246年到达凉州,广设演场,开坛说法。1247年与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归顺元朝政府,纳入中国版图。萨班在凉州居住5年多,于1251年11月在幻化寺(白塔寺)圆寂。为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宗教首领,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仪式,并在白塔寺建灵骨大塔。著有《三律仪论》等,在藏族佛教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藏宗教史上,第一个精通佛教学说中“五明”、第一个到内地传法、第一个获得国王封授“班智达”称号的就是萨迦教派的萨班。
八思巴(1235~1280)又译为法思巴,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1247年随伯父萨班至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并在凉州传播佛教多年。1260年被忽必烈召至大都尊为国师,奉命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他在任职期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称“八思巴文”,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1276年返藏,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八思巴一生著述30余种,有《萨迦五祖集》传世。他将内地印刷术、戏剧艺术传至西藏,将藏族建筑、雕塑艺术引至内地,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章嘉·若必多 吉章嘉呼图克图(蒙语为“圣者”)第二世活佛。第一世出身于张姓之家,故名。祖籍青海,出生于凉州。8岁奉诏驻北京旃檀寺,又移驻嵩祝寺。雍正十二年(1734)受封大国师,同年入藏从第七世达赖习梵典,从第五世班禅受大戒,次年回京。乾隆元年(1736)受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印。他总管蒙古佛教事务,充当清政府使者,往来于甘、青、藏、蒙等地。章嘉博览群书,精通藏、汉、蒙古三种语言文字,在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奉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并刻印,同时,还著有蒙古、藏、汉三种文字对照的字典《贤者之源》,成为翻译佛经的重要工具书。章嘉一生著作颇丰,对研究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哲学、逻辑学、宗教学等价值很高。章嘉呼图克图至清末共传六世。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寺院、僧侣的出现,改变着固有的社会结构,冲击着固有的伦理观念,促发着新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而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佛典经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存在梵文汉译的过程,于是译经事业在佛教从天竺、西域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兴盛不衰。许多高僧法师,为弘扬佛法,倾注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全身心投入到译经事业当中。凉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许多印度、西域高僧曾长期驻锡此地学习汉文化,译经弘法。尤其在四凉时期,有许多佛学大师云集凉州,参与了译经活动。除以上著名僧人外,晋武帝时,祖籍大月氏的敦煌僧人竺法护,客居凉州,译经100余部。前秦时,凉州沙门竺佛念,译经20余卷。沮渠蒙逊统一河西走廊后,北凉时期的佛经翻译走向极盛,凉州成为翻译传播佛经的中心,有一大批僧人,聚集在天竺沙门昙无谶身边,参与翻译经卷11部140卷,其中以大乘经典《涅经》最为有名。这是中国涅经的根本经典,不仅对东晋佛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河西文化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凉州和寓籍凉州的僧人及其译经活动,不仅对河西,对北中国,而且对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只要是介绍佛教的经典著作,凉州佛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唐朝提倡三教并立,佛教得到一定的发展。西夏、元朝时期,是凉州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兴建了不少寺院,开凿了石窟,翻印了大量佛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声调的认识;佛经的流传,刺激着印刷业的发展,迄今发现的世界第一件泥活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就产生于西夏。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流行,为佛教注入了活力。
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条件。正是佛教,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
1987年9月,武威市佛教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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