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书》看佛教与道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从《化书》看佛教与道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文：刘洪英

　　《化书》曾被列为杂家著作，而且对其思想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见其思想并不属于纯而又纯的道教，至少是有争议的。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并非完全客观。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寻一下《化书》中佛教与道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一、相同的宇宙伦理观

　　这里所说的宇宙伦理观是指世界上的所有动物都具有与人类相等的生存权利，即人类不应该任意滥杀无辜。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自梁武帝开始就有了“不食肉”、“不杀生”的思想，之后便进一步形成了“草木无情有性”的理论：即非但动物，连植物也都有佛性。所以人们不应当任意地去杀戮和破坏，而是应当去珍惜和爱护。而在《化书》中也具有明显相同的思想：

　　如：卷四《畋渔》：

　　“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鸟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万物之中，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而教之为网罟，使之为畋渔。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夫膻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已。羽毛虽无言，必状我为贪狼之于封豕；鳞介虽无知，必名我为长鲸之于巨虺也。胡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无君子。”

　　紧接着在《牺牲》篇中也讲道：

　　“牺牲之享，羊雁之属，古之礼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忧喜、声之哀乐能动天地，能感鬼神。刀杌前列，则忧喜之情可知矣；鹰犬齐至，则哀乐之声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祷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龙见，丧风云之象也；凤凰来，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国之象也。观我之义，禽必不义也，以彼为祥，禽必不祥也。”

　　在这两篇中作者认为，世间的飞禽走兽也都有人类所有的仁义礼智信，而人类的杀戮与祭祀都是以牺牲禽兽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人们的这种做法是“非仁”、“非义”、“非礼”、“非智”、“非信”的，而且人们用“牺牲”来祭天地，“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而古代的君子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作者“直疑自古无君子”，怀疑自古至今根本就没有君子。很明显作者的这种观点与佛教的“不杀生”是相同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随着人类进入崭新的21世纪，如何处理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的问题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的构想显示了人类已经改变了过去只向大自然索取的态度，开始考虑如何去保护我们所共同生存的家园。在这一问题上，无疑这种相同的宇宙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当然，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们是不可能不去杀害任何一种小生灵的，但是就像我们不能把某一哲学观点直接当作人们的行动指令一样，这种观点的提出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与重要性。它提供了一种信念，对于引导人们达到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动物保护组织，这也是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总之，这种宇宙伦理观对于人类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无欲无求之“坦然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注重“修”：儒家讲“修身”，“修身”达到“内圣”，之后才能“外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教讲“修炼”，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从而达到“长生不老”；佛教则讲“修行”，通过“修行”可以“成圣成佛”，从而“了生脱死”、解除烦恼。其实三家都是在讲“修心”：儒家的“修心”主要是指修掉人的自私自利之心，直到心中永远装着黎民百姓，天下苍生，这样才能成为圣人；而道教和佛教则主要讲修掉人们追逐功名利禄之心。一般的人为了追逐功名利禄，出奇智，设机巧，勇于涉险，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佛教和道教都看到了人们的这一缺点，而且认为这是人生痛苦和不能获得永生的根本原因。为了能够长生不老和解脱烦恼，道教和佛教就提出了相似的解决办法：第一步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追逐的坏处，从而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转向追求“成仙成佛”；第二步就是忘掉自己“修心”的目的，即修掉追求“成仙成佛”之心，与自然合为一体，达到真正的“超凡脱俗”。

　　在第一步的“修炼”和“修行”过程中，仍然利用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通过讲述追逐的不好，让人们认识到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其实是一种大害；另一方面则讲述不追逐的好处，从而让人们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大利。佛教的“八苦”、“三毒”(贪、嗔、痴)、“无我”、“四大皆空”等，都是侧重于讲述人们的追逐之心所带来的坏处。《化书》对此也有论述，如卷三《异心》篇中讲道：

　　“是故膦有利角，众兽不伏；凤有弄利嘴，众鸟不宾；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驰者终于蹶，善斗者终于败。有数则终，有智则穷。巧者为不巧者所使，诈者为不诈者所理。”

　　《刻画》篇：

　　“是故张机者用于机，设险者死于险，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

　　另外，在卷二《胡夫》，卷三《神弓》、《思赏》、《踯躅》、《象符》，卷四《善恶》、《墨鱼》等多处论述了不争、不抢、不追逐的好处，以便让人们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逐。

　　如果人们“修心”修到能放弃对功名的追逐，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这种人在道教就是“道士”，在佛教就是“僧人”(此处只指真正修炼修行的人)。但是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这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境界，因为这种境界的修得仍然借助于人们趋利避害之心。也就是说，修成这一层次的过程中内心仍然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作为动力，即希望自己能够“成仙成佛”，获得比功名利禄更大的利益，永远地远离痛苦和烦恼。但是正如佛教所说，“有求皆苦”，因此“道士”和“僧人”所修得的这一境界并不是最高境界，还需要继续“修心”，将心中这一“追求成仙成佛”之心也彻底修掉，即第二步中的忘掉不追逐的目的，达到“无欲无求”之“坦然境界”，这才是道教和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禅宗被认为是印度佛教彻底中国化的产物，到晚唐时期已经相当兴盛。当时大禅师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可以说是佛教对这一“坦然境界”的描述。佛教的“修行”是由“取善舍恶”、“取是舍非”、“追求成佛”开始的，但修到最后这种做法却成了“造作之心”，“皆是污染”。也就是说第一步中正确的“修心”方法，在第二步中却得到了否定，目的就是让人们达到彻底的解脱。只有忘掉了是非善恶之分、凡夫圣人之别，才能做到无取无舍，心无所求，寂然平寂，进入最高的“坦然境界”。

　　进入“坦然境界”之后，就脱离了善恶是非的二元对立世界，连修道之修也彻底忘掉，也就是说去掉了人们“所求之心”。在这一境界里“取善舍恶，观空入定”都属于“造作之心”。彻底修掉为“追求成仙成佛”所具有的“所求之心”和“修道之心”，就算是进人了最高的“无欲无求”之“坦然境界”。《化书》也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一境界，卷四《太和》篇：

　　“是以大人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

　　《知人》篇：

　　“小人由是知唐尧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荡荡然，殷汤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谔谔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则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与贤。”

　　这一篇是说如果觉得有圣人，那么也就是说心中还有凡人和圣人的区别，自身修养还不够，还是“小人”，即没有达到“坦然境界”。《救物》篇：

　　“救物而称义者，人不义之；行惠而求报者，人不报之。……是故大义无状，大恩无象。大义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识者报之。”

　　也就是说做善事是为了求得好的回报，那么做善事的动机仍然是有所求，所以说也是不符合道的。只有做到了“无善无恶”，才能成就无状之大义，无象之大恩。《化书》中所崇尚的“太和”、“无心”、“虚无”的状态就是指的这种最高的“坦然境界”。卷二《虚无》、《狐狸》两篇主要从功用的角度谈了进入这一“坦然境界”之后的状态：可以“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能师于无者，无所不之”，说明这一“坦然境界”具有“无用之大用”的功效。另外，作者还在卷三《感喜》、《飞蛾》、《弓矢》、《聪明》篇，卷四《书道》、《凤鸱》、《善恶》等篇对这一境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描述。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道教的“虚无”与佛教的“平常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最高之“坦然境界”达到了彻底的融合。“平常心是道”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坦然境界”进行了描述，而道教则主要从功用的角度肯定了这一“无欲无求”的最高境界。

　　《化书》虽然历来被认为是一部道教经典，但客观地讲，其思想还是很驳杂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书大约成书于南唐时代，而当时作为印度文化的代表——佛教已经基本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化书》作为反映当时时代背景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也融有佛教思想。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其中不仅含有儒家的思想，也与佛教思想确实有着很深的关系。

　　来源：《华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