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渡人”的启发

　　佛家“渡人”的启发

　　□ 吴平祥

　　一提起佛家,许多人自然会联想到“烧香拜菩萨”。其实,烧香拜菩萨活动只是佛教最低层次的、最普及的活动,佛家称为“方便法门”。

　　佛祖释迦牟尼真正的理想不是让人顶礼膜拜的。他如果喜欢人家顶礼膜拜,他就不会出家。释迦牟尼俗名悉达多?乔答摩,出生于公元前565年,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据说净饭王年过半百才得到这么一位宝贝王子。一旦老国王归天后,王子不就成了国王？还怕没人顶礼膜拜？但这位王子从小对王位权柄不感兴趣,一心向往宗教。他走出王宫,看到下层人民苦难深重,看到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非常震惊,发誓要出家修行,以求得大法。当时在古印度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原始宗教,他用六年时间都研习过,包括躺在雪山上、牛粪上苦修,但都没能修成“正果”,却变得身影消瘦,形如枯木。后来,他喝了一位牧羊女送来的羊奶,恢复了体力。在尼连禅河旁的菩提树下盘腿静坐七天七夜,终于大彻大悟。接着,他弘法七七四十九年,于公元前486年涅槃。

　　释迦牟尼真正的理想是普渡众生。佛家拿什么来普渡众生？他们能拿出大量钱财扶贫济困吗？当然不可能。自己还要靠施主施舍过日子呢！他们通过宣传自己的教义,让人们接受佛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用佛家的教义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叫做“渡人”。

　　佛教徒必须遵守“五戒”。哪“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

　　生物学家曾说过:由素食到肉食,随着营养的改良,人类的智力得到提高。所以有人问：如果大家都“戒杀生”、回到吃素去了,不会导致人种蜕化？此话不无科学道理。但是,人类如果什么动物都敢吃,滥杀生灵,那绝对不是科学的进步。相反,一些物种被人类灭绝,生物链遭破坏,人类自己也不得安宁。“非典”的流行就给爱吃野生动物的人敲响了警钟。至于“杀生”发展到滥杀人的同类,那就更是非戒不可了。所以,佛家的“戒杀生”对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看您怎么理解了！

　　“戒偷盗”和“戒邪淫”,不用多说,对社会安定只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戒妄语”就是说真话,不说谎,不虚伪。这跟我们今天说的建立诚信社会是一致的。

　　“戒饮酒”这一条笔者有不同看法。饮少量的酒,对身体可能起保健作用。但酗酒对社会肯定是有危害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搞了“反酗酒运动”,目的也是维护社会的安定。

　　仅仅遵守“五戒”还是很不够的,佛教徒必须接受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算真正得渡。

　　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讲“四大皆空”,哪“四大”？地、水、火、风。佛家认为,一切世界都是由这“四大”组成的,人的身体也不例外。因此,人的身体是“浊物”,是“臭皮囊”。人来到这个世上注定是苦的,叫做“苦谛”,这是人们前世的“业”所决定的,也是“六道轮回”规则所决定的。有因必有果,如果这辈子干了坏事,根据“六道轮回”的规则,下辈子就要轮到“三恶道”（畜生、鬼、地狱）去。如果这辈子干了好事,下辈子就轮到“三善道”（天、人、阿修罗）。如果这辈子虔诚修持,修得“正果”,就可以跳出“六道轮回”,修成罗汉、菩萨或佛,佛是大彻大悟的觉者。《红楼梦》的“好了歌”,就是佛教人生观的生动描写。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这在阶级社会中是千真万确的。在阶级社会里,穷人之所以穷,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决不是前世的“业力”所致。穷人如果相信了“六道轮回”,还会起来闹革命么？但从我国历史看,佛教自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原后,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形成了律宗、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八大宗派。这些宗派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跟儒、道相互影响,相互溶化,相互渗透,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旧中国出家的僧尼人数比例并不像东南亚某些国家那么大,但在家修行的“居士”不算少,尤其在农村,烧香拜菩萨的人绝对不在少数。许多村庄,至今还保留着佛教的庙宇。在旧中国,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调整人与人关系、平衡人们的心态、维系社会的和谐等方面,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如今读武侠小说长大的年轻一代并不了解佛教,真正的佛教徒是不会打打杀杀惹事生非的。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赞同佛家的人生观。但是,佛家“普渡众生”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心理失衡是常有的事。佛家的心理治疗,不是“对症疗法”,而是“直指人心”,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上下功夫。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和谐稳定,这跟那时重视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是分不开的。那时,人们刚从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心情舒畅。同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与人比较平等,社会比较公平。即使后来的政治运动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全社会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是认同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是,人们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社会不公的现象加剧了。富人灯红酒绿,一掷千金,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者却还有人温饱得不到解决。加上腐败现象滋生,市侩哲学流行,人们心理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马加爵杀人案其实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折射。我们试想一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让马加爵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他会杀人吗？即使他没能接受共产主义人生观,如果接受了儒、佛、道的任何一家人生观,他也不会杀人的！青年人既不接受共产主义人生观,也不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那么邪教的人生观、极端主义的人生观就会乘虚而入。这是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现阶段,应当让人们接受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呢？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问题。把现阶段的理想分为两个层次：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必须树立“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而其他社会成员只要求他们具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就行了。由此我想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世界观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人生观必须是共产主义人生观。而其他社会成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应当允许他们多样化,只要有利于社会和谐,只要符合“共同理想”。如信仰宗教的人士,他们可能不接受唯物主义,但他们恪守自己的教义教规,对社会稳定也会起积极作用的。整个社会以共产主义人生观为主体,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为配角,邪教的人生观和极端主义的人生观也就没有市场了,人们失衡的心理就可能得到更好的调整,社会也就更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