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专业委员会张忠义主任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因明专业委员会张忠义主任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高僧：

　　大家好！

　　去年，我们在美丽的金城兰州成功召开了中国第四届因明学术研讨会。今天，我们又相聚在这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市，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抢救因明这门绝学，为祖国的学术事业，尤其是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工作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对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杭州佛学院等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在蒙古因明方面的研究我们有目共睹，为发展因明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图·乌力吉教授的《蒙古因明概论》作为第一本蒙文因明教材，更是为因明的传播与教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我们还要对光泉法师、郑堆先生、王生杰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最近几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与三位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凡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总会经历悲欢离合、先行者的离去与后来者的加入。18天前，我们痛失两位曾经对我们因明专业委员会给予过很大帮助的先生，他们就是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两位老先生与我国的因明事业颇有渊源亦贡献良多，如两位老先生都曾以自己广博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我们专业委员会提出过种种建议与忠告，从会议的日程安排，到某个学者参会与否并勉励其继续做因明，再到专门写贺信给大会，并请专人全权代表发言，直至专业的远景规划。两位先生对因明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关爱至今仍然让我们倍受鼓舞。

　　对于两位学术泰斗的仙逝，我们在悲恸之余，更应以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作为自己工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使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清晰。而且我倍加希望我们能把各自的一盏盏明灯汇集到一处，形成一处光明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因明事业，这样我们才能不负两位先生所托。

　　我们这次因明学术研讨会的一项重要安排便是纪念虞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下面请允许我对先生关于因明的一生作如下介绍：

　　虞愚先生（1909—1989）原名德元，字竹园，号北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因明学家、佛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虞愚先生19岁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研习因明唯识学，并从吕澂先生读有关瑜伽和因明的书籍。后来，先生到厦门大学读书，期间得到太虚法师多次提携。1936年，《因明学》作为大学教科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虞愚先生也因此留校（厦门大学）讲授理则学（逻辑学），因明即在其中。1941年春，先生到国立贵州大学任逻辑学副教授，后回到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曾两赴台湾讲授《因明学》和《中国名学》。1956年，国务院通过教育部调先生进京，撰写《佛教百科全书》中“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等条目，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讲授“因明学”课程。与此同时，先生还撰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哲学卷一些条目，其中有很多因明条目。从1982年底至1983年夏，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办的因明佛学培训班讲授因明发展和《正理门论》等几门课程。自1983年始，虞愚先生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全国逻辑助教进修班作专题讲座。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了“因明、中国逻辑史和西方逻辑史培训班”，虞愚先生讲授因明学。在讲习班上，我曾作《妙辩于余（虞愚）处》一文。1985年虞愚先生在日本大阪的高野山大学讲《因明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讲玄奘精神东传，并与日本学术界相析疑义、共同邃密。1985年底先生回到了厦门大学作因明学术报告。1986年至1987年，虞愚先生协助沈有鼎先生指导了巫寿康的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研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因明博士论文。先生访问日本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曾笑着说到：“今年（1985年）是牛年，我也活的有精神。”先生在这一年，为因明事业不辞劳苦，走访各地讲学，这正体现了先生为因明事业“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二十四年过去了，又是一个牛年，恰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们要继续发扬先生对因明事业的这种孺子牛精神，并把因明发扬光大。

　　先生的学问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因明的研究更是倾其一生心血。先生在厦门大学上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撰写的《因明学发凡》一文，由厦门大学钟鲁斋教授推荐发表在《民族》杂志二卷1934年11期，这是先生第一篇因明文章。虽是第一篇，但对因明理论的理解是颇为深刻的，尤其是关于第一相的解释“第一遍是宗法性者，为因应于宗之有法遍满性质之意味。这里把“宗法”理解为“宗之有法”或“宗之前陈”，是非常准确的。

　　先生最后一篇文章是在重病期间撰写的《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该文章在1989年第二期《哲学研究》上刊登。先生当时癌症已扩散、转移，并开始咳血，护士要隔几个小时就从他背上抽出一大瓶的血水，先生支撑着病体，忍受着疼痛在病床上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先生对法称是非常崇拜的，在文章中写到：“陈那逻辑学说在印度逻辑史上是一座高峰，法称又是一座高峰，这两座高峰闪耀着光辉。”但先生还是对法称否认“矛盾并非错误”的谬误，提出了异议并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认为“对于事物的价值欲作公正的衡量，应当善于运用两无谬误的矛盾论题。”而“两无谬误的矛盾论题的效用，”略当“兼权”和“熟计”。先生是从辨证的角度来看待“两无谬误的矛盾论题”的。

　　追忆虞愚先生诞辰百年时光，我们不难发现，因明这门曾经一度无人问津的冷学科越来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如2006年胡锦涛主席曾做出“合作开展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工作”的批示。在西藏现有梵文贝叶经写本中，保存有大量因明方面的珍贵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既有早期因明的经典原著，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后期重要著述，内容涵盖了因明的各个领域，为印度、尼泊尔等主要的梵文经典流传地区所不及。基于贝叶经与因明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更是把因明列为了绝学，由此传达给我们各位因明学者的信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凡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除了自身的刻苦努力外，同事间的精诚团结与互相扶持我们更是不能忽视，更何况因明这么一门小学科、冷学科。

　　逝者已矣，今之学者当互勉互励，而非互相贬损。申报课题如是，文章评议如是，日常交往更应如是。

　　在来时的火车上，透过车窗我们看见蒙古草原广袤无垠，一片生机盎然，策马奔腾其中着实令人神往。我想此情此景，就像多年以来经过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与多位已经辞世的前辈们的共同努力，才有的今日这番因明事业。当年的昭君出塞虽然已随大漠风沙尘封千年，但是由此开启的民族文化交流之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因明事业除了藏区与汉地所传因明外，蒙古地区的因明传承与研习几百年来生生不息并且独具特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他的那个年代所呈现给世人的开创进取的精神，“寂静”的因明事业当可借鉴。总之我深信，在蒙古这片神奇而充满魅力的土地上，我们的这次大会必定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