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普遍意义与公民国家信仰

　　信仰的普遍意义与公民国家信仰

　　作者：刘浩锋

　　信仰（Belief）的普遍释义是指对某种学说、宗教或某个人的极端相信或敬仰，自觉地以之为自己行为的指南或榜样。它有时含有非理性成份，即理智对某个命题尚未理解，就无条件地予以接受或同意。信仰做为人的最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们对它的理解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描述上。就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及其弟子弗罗姆(Fromm)这些大师对信仰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他们过多的是停留在信念问题上。还有现代新兴的一门分析科学，微精神分析学，试图通过现代学术理性的光芒来照彻它，可是也只能有限地摆弄几个专业术语，无从满意地结出答案。

　　信仰，是人的精神活动。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科学、个人、制度等，纵观西方思想界，我们发现，信仰内容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规律性。至今，信仰科学的人们，宣称科学可以实现真理，但将智慧的理性来企图解析宗教信仰时，却突然间江郎才尽，而无能为力，也没有令人振奋的结果。

　　人类的文明至今，我们都与信仰息息相关。它渗透到了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哲学、日常生活等等之中。然而，它又是我们知之甚少的东西。既然科学对宗教的企图显现了难见的尴尬，那么，我想只能以哲学的高度来设定它的普遍意义。当然，这必须付出巨大的勇气，因为，它的普遍意义与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人性”有着亲密的关系，并且，哲学就意味着用最一般的规律来设定信仰的普遍意义。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的交锋，曾经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科学的发展与对基督教的挑战而激烈的存在。如果还要将历史的眼光往前挪动，那么就会发现，基督教的兴起，是体现了宗教信仰挑战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胜利。毕达哥拉斯的“数”，及其弟子信奉的“以水为物源之说”；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流转着的火”为万物始基；阿那克西米尼与第欧根尼认为气是先于水而存在的，是原始基体的观点；恩培多克勒主张的四元素并都是物源之说；柏拉图之“未定之两”的主张，即“本因”与“物因”，“通式”与“元一”；亚里士多德的可笑的“落体”定律等。由于这些先哲们并不能对事物与现象进行准确让人们信服的解答，而大都停留在猜测与有限的论证上，人们自然对未知的世界的探索与自身向往幸福、安祥生活的追求，就生出了对宣扬神秘力量、上帝、天堂事物的基督教，产生了仅有的由于取得了人们的信任而认同的精神寄托。让柏拉图的“神就是永恒的人”见鬼去吧。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评价这次思想脉络的发展，是宗教信仰战胜了伪理性，也战胜了存在着的对自然神的信仰。

　　可是，科学理性战胜宗教的岁月，并不是那么永恒的平坦的流逝，19世纪后叶，德国尼采观察到，当理性战胜了宗教后，虽然传统信仰消退了，但人却依然存在着对信仰的迷醉。这种迷醉，即是当启蒙理性对传统宗教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性解构之后，人们却在理性追寻的尽头发现了人自身——人的对善恶评判的无从让理性所支配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思想正是文化得以承前继后发展的根基。“为了维系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人必定更为关注原有文化而不是普遍适用的理性真理”。这也正是为什么人类在杀死了上帝、发现了理性的缺陷之后，又在积极塑造新的上帝——自我的原因。形成这种转变的现实原因是，人们在一个理性主宰一切的社会，科学技术远为发展的时代里，战争、压迫、贫困等并未消除。两次世界大战的白骨再一次让人们内心产生对理性的疑虑。科学使人的权力增加了，德性却未增加，增强了人的行善能力，也增大了作恶的能力。

　　价值观念的多元，被主张存在就是合理的，研究人的忧虑，悲伤、绝望等人生情态的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z-phlosoplie）者海德格尔等认为是合理的，体现了真理的相对性。这种观点解脱了以往人们去判别人类自身行为所使用统一的善恶标准的桎梏。

　　持有这种类似观点先于海德格尔的有尼采的悲观哲学。它与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他们共同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流行的“相对主义价值论”思潮（——后结构主义哲学）用一个非常帖切的名词来形容与体现是“开放”。“开放是相对使它成为面对多种真理、多种生活方式和多种人物所表现出的唯一合理态度”。（布鲁姆语）既然每个人与每种文化存在都是合理的，那么推而极之，启蒙理性所建立的基本原则，共有的目标，公认的美德就瓦解了，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就很难判定。这样也就导致这样的看法：每个人只要有所信奉，有自我的价值择定，不管信奉的价值内容怎样，就是好人。这样的看法形成了滑向虚无的极端倾向。既然一切都是合理的，也就意味着所有都不合理。“自我”成了纯粹地虚无。人类进步至今，竟然到了承认人的生活价值毫无意义的地步。于是乎，道德“真空”现象导致犯罪的事情层出不穷了，创造精神颓废了，制度规范也一定程度的失效了，整个人类进步与合理目标都置于虚幻境地。这样“信仰自我”在挑战了理性之余，却滑向了虚无主义，由“开放”状态，走入了“虚无”状态。尼采曾指出：“我们愈是深入地观察，便愈会发现我们的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晚年的尼采疯了，这位璀璨时代的“太阳”确实虚无了。海德格尔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时间是人的直观形式，是主体反复体验连续起来的必然形式。自然界只是单纯的空间形式，当成‘工具’加以利用，这样，人变成孤独无依，没有援助，没有躲避的存在者，人的将来也只好是虚无”。这种自我慰藉姑且不论，但其在晚年的思想状况就可以窥出一斑。他自称是一个“等待上帝的人”，他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这样，他彻底的打倒了自己，抛弃了毕生构建的“存在”根基，而相信万能的上帝了。

　　从西方思想文化的这种脉络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信仰宗教与科学的较量。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基督教中古时代所取代，中古时代又被近代自然科学先驱者发起的启蒙理性时代所取代。基督宗教的死亡，不仅仅在其自身的厄运，而是整个“形而上学”领域及其存在的平衡状态的解体。随着对这种超感觉超物质的信仰的破灭，以及已被合法化的最高的价值的丧失，一种被称为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即后结构主义（又称新结构主义）出现了。伴随着以新结构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艺也在6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兴起。新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郎索瓦·利奥塔把“后现代”理解为“形而上学死亡后的状况”，这种状况导致了欧洲现存的一切，包括宗教信仰，理性，哲学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化基础的动摇。哲学进入了这种悲惨的境地，逻辑学也背判了它，语音分析学也开始沾沾自喜：“我们知道整个传统的错误之所在，我们不再需要传统的理论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一种评价：它留下了集政治信仰与理性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理论思想，这是西方哲学走入衰亡时代的遗腹子。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受西方科学理性的影响，也出现类似的对传统儒家文化信仰的崩溃。作者旨在探录不同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变迁，并不详细讨论中国的这种关系。那么，信仰的普遍意义是什么呢？人类需不需要信仰？什么样的信仰才是有利的？

　　我们知道信仰是道德意志的一种原动力。比如宗教，它是靠宗教信仰来维持的，体现在现实中，即是宗教道德实践与道德意志，宗教道德又促进了信仰的作用。道德意志首先体现的是道德评判，即是道德的取舍标准。这就涉及到了人性的善与恶，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更是人道主义者们所倡导研究的领域。第一次被贯以人道主义者称号的，似乎是15世纪意大利古典文学的创造者们，如彼特拉克、瓦拉，但是从人们对人性的定义来看——人性即是指古希腊和罗马人所说的人类美德以及理想——还有亚里士多德说的，有道德的生活，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幸福，因此是人最好的生活——如果就关心人类充满美德的美好生活而言，不论是伦理学，尔或政治学，任何哲学家都能被称之为人道主义者，就连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哲学，也可被贯以人道主义名称，因为，他们憧憬人类正直的生活。这样讨论问题就虚了。一个根本的焦点是，何为美德？美德又是否体现了人性的全部呢？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讲的有道德的善，人们也相信并追求过，但是却遭到尼采的强烈抨击。尼采心中的美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来自权力意志的需要，而给予你的一种精神桎梏与教条。做为与尼采哲学有密切渊源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对美国的理解是——开放。

　　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宗教信仰的现代民主思想者们，美德是善，它包括平等、自由、和平、世界主义。对美德的理解，出现了一种内容上相抗的局面，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最本质的动机，不是造成人类的共同毁灭，而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崇高行为。这一点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人性的全部如果按传统善恶概念来定义的话，即是“人性是非善，也是非恶”的，善恶之分是后天人为造成的，来自于生活发展的需要，而去指导人们的生活，因而人性有时显现善，有时显现恶。善恶之分不能来形容人性的本质。在传统的价值思维习惯中，恶成了贬意。真正体现人性原来本貌的，勉强形容即是：“有利于别人、社会，也有利于自己的”。如果还要更准确形容，那么给予最模糊的定义也是最准确的形容——人性是如球状的，浑圆的。

　　由此，我们知道从宗教美德来看，宗教倡导的是非排他性的博爱（詹姆士），“尊重他人，不顾个人得失而为他人谋福利”（梅伊语）。如基督教的圣爱，佛教的“普渡众生”，印度教瑜伽派的“不伤生”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给他们的好处是，带来一种现实社会无法实现的永恒的幸福、快乐的理想精神生活。能满足人们消除缓解对生命终极状况的恐怖，担忧心理。所以，他们要去博爱，奉献，这正是信仰的普遍意义。宗教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索取，而宗教道德对于人们来说则是一种付出，这构成了一个圆状，是完美的体现。

　　我们还应该知道，宗教信仰的建立是首先凭借自己做为万能者的位置，对万事万物有个系统的解释而取信于人们基础上的，不然的话，人们与信仰古希腊罗马的“神”与“伪理性”有什么区别呢。当启蒙理性，自然科学的发展，论证了一部分宗教的已取信于人们认同的解释是谬误时，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便开始动摇，崩溃了。因为人们一直以追求和平、和睦、繁荣、发展、进步、幸福生活做为人类的存在准则，人们便开始崇尚自称可以找到真理，救渡人类困窘的科学理性了。而科学理性凭着一股胜利余劲，发出了雷鸣般的呐喊：“科学就是真理，它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结果，当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科学能增加人们行善的能力，也能增加人的作恶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增加人们的德行，摆在了理性思考的人们面前。于是，对科学理性的尊崇就此迅速的溃败了。人们开始尊重对于德行，价值设计与肯定的自己，也开始尊重多元相对的文化、价值，变成了信仰自我的人。

　　信仰自我，是因为人们不仅没有了可以信赖的事物，也是自己对思维主体的认同，希望以此来达到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目的，这是一种索取。人们因此也非常尊重别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一种美德，学会付出、理解、宽容而形成了平等、合谐的状态，这是一种付出。于是，人们自我信仰与开放的美德成了一个圆状，是完美的体现。

　　国际著名华人哲学家马建勋先生说：“世界上的事物尽管纷繁万象，但循环往复，总要回归到原来，形成一个圆。一切事物现象都有其周期性并无限地运动着、反复着、向更深层次螺旋发展”。“点圆运动变化是自然万物发展的总规律，又是万物之理的总依据。万事万物都是沿着点的起始和圆的轨迹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由落后到先进不断流变发展着的。”“圆就是点，点就是圆，圆是放大了的点，点是缩小了的圆”。先于圆点哲学，从另一角度阐释同一种内质规律的《联合论》哲学，其创始人国际著名华人哲学家张贵林先生说，万事万物都是按分工化与完整化方向发展，不断达到新的联合状态。“联合论”发展了自然辩证法则学说。分工化完整化方向发展，即是“圆”的轨迹；点内有点，圆外有圆，呈螺旋型状态，即是不断达到新的联合状态。这两种哲学，都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主，结合西方人的分析精神而产生的。国人思维的圆融直观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在新世纪谋求人类政治经济一体化中的文化显学价值。圆点哲学的特点是：不偏重于推衍的过程，不拘于抽象的文字概念而注重思想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开拓性、思辨性、灵活性。这正是一惯偏执于概念思维，从抽象的具体性着手，以形式逻辑和推理、归纳为思维基本方式的西方人所稀缺的。后者，正是当今中国在借鉴西方文明时，所极力推崇的，并以此做为判取其它学术论文的范式标准。这点，国人必须有所醒悟并纠正。在这种普遍规律的洞照下，曾经引为对立、矛盾关系的宗教与科学理性，也存在着整合，至完美、圆状的道路。

　　由以上可知，人类需要信仰。它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向往太阳光明的伴生物（普遍意义）。信仰内容可以变迁，而终极目的是永恒的鲜亮的。信仰内容的变迁体现的是信仰的“数”——生命周期。那么什么样的信仰才是有利的？我们知道，这是有时段性的。那么，我们再重新对科学战胜宗教，直至又失败的原因来进行分析。

　　科学战胜宗教的原因，是一定程度用事实体证了宗教内容谬误的一面。但是，科学的发展除了不带来人的德行外，而确实存在着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人的超经验超感觉的存在，这即是尼采等认识到了的科学的缺陷。可见，科学战胜宗教，都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把它绝对化，而将宗教与科学理性拥有的一定合理存在的内涵共同构筑成一个浑圆的整体，又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思潮形成的早期，霍布斯（Hobbes）与洛克（Locke）以及追随他们的美国的创造者们，试图削弱极端的信仰，特别是那些引起内乱的宗教信仰。而要求他们具有服从法律，忠于宪法等国家政治制度，尊重科学等理性行为。“如果你想皈依宗教，就必须有意识尽力减弱自己的宗教信仰，部分地把信仰转向与知识相关的观念领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构筑个例。

　　我们必须清楚，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体现的是用理性来构筑了一个既保护自己的合理利益，如公正，自由，平等等，又不防碍别人的利益的管理体制。它体现的是理性的力量。在西方哲学信仰普遍虚无的今天，虽然，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样式，也不再是一种主宰一切的科学，但是，人们逐渐信仰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最大限度，在人类迄今为止，也最为合理，值得信赖的，使人们充分又良性地发挥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创造了公正、平等、自由、效益、繁荣、和平、充满希望的代表自由民主思想的国家制度与国度。这正是有利的信仰——公民国家信仰。

　　国家保护来自于人们的利益需求（索取），如防止政府无限期专权造成对人们权益的侵害。人们又去遵循国家颁布的政治制度、法规、道德（由于政府与国家是一种互动关系，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可统称为是对国家的道德予以执行），即是遵循社会契约，而对自我的一定克制，这是付出。由此，它构成了一个体现了人性本质的完整的圆状。

　　中国自新中国建立后，全民都被领导在高扬着的共产主义信仰旗帜下，这种发源于德国人成功在苏联人身上的理论文化，也在古老的中国土壤上绽开了鲜花，建国后至1957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道德风范社会。从这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到“文革”结束，中国由一小步的阶级斗争，迈向了疯狂的兼容了党内斗争、阶级报复、公私恩怨、意识文化冲突的全民大骚动，某个人的信仰已经与共产主义信仰等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实践是那群毛头们走到哪里吃饭，住宿，车旅不掏钱，一方戴孝似袖章引以为荣的显耀在挥舞着的胳膊上，代表着信任与荣耀，这是同志的象征。道德不应该说谎话，伟大的共产主义道德更不应该有人说谎话，但是伟大的谎话也许就是真话了。

　　梁晓声在一本书里描写“文革”时代一个革命小将的光辉行为，他要他父亲跪下，然后高声骂他父亲是“狗”，接着在群情鼎沸中，他义无反顾的将他父亲踢翻在地，最后还踩上一脚，然后以此为理由，要求申请加入伟大的红卫兵组织，遂使心愿完成，爹也自杀了。“狗”，是不是真话？道德需要，自己良知可以泯灭，革命需要父亲是狗，群众也异口同声了。这就是中国人60、70年代对道德领悟的水准。打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幌子，遵循着对某个人的道德——保护红太阳。

　　这种在文革年代败露无疑了的追求卓越的探寻，人们不能公开去表白这一切虚伪，为了从政与自保，而无视了人们应该知道的事物与风险，暴虐的冲动常常掩护在民主式的怜悯面具之后，并且以热爱人民，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名义追求显赫。不是说“当家作主”了么？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了解什么是主人，如果这就是主人，似乎太容易征服传统了。

　　民众长期以来接受这么一种宣传——在我们社会中，依法治国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正义、进步——而无视一群对他们持有一种肯定的优越感的人。当他们实质面对着一群潜在的统治者时，合理有利于社会、国家、民族的行为，也往往被贯以犯有统治别人的反革命罪而加以起诉投狱……当人与人之间在隔膜了之后，人权理论的研究，也无人热衷相信了，其实践必遭到可怕的厄运。这种疯狂的夹带着清扫政治障碍的群众运动，在苏联也曾上演过。

　　用马克思生前有灵的话来形容是：“历史总是重复它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事实上在中国却是两者之和。因为，故去的人们躺下的肉体，也倒下了那曾引为圣洁的精神。就像新左派在德国美国对“资产阶级社会”盲目仇恨一样，我们的人们普遍认为忠诚比理性更为可靠，历史比自然进步趋势，更为深刻。

　　当动荡拨正后，我们的人们却再也提不起对美好道德的信任，一种全民性的价值信仰危机已经在国民精神上造就。直到今天，公众对道德又有了新的需求，这时，才明白自己拿不出什么。可笑的是，一些人并没有为它与世俗之间的距离而感到罪过。政治成了什么玩意。

　　在我们这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我们的所有尖端都是外来的接种。技术科学、分析科学等，连人文科学，也是以欧洲人的遗弃品来充分斥最高指导，就像一个乞丐，在中国受到了礼遇。

　　可是，欧洲本身也历经了一个同类似的可怕过程，那种曾经架构全球两大政治集团冷战时代的精神信仰，在现实世界，再也找不到可以与西方相抵抗的力量了。过去，它们是中国的依靠，现在它已不再给我们提供从前的那种教育和训练了。在中国这块沧桑的土地上，自立更生式的口号，却没有诞生新的伟大理论和艺术冲动来取代欧洲的遗产。对于中国现存的人文摊子，有如古代大巴黎的跳蚤市场，纷然杂陈；传统虽然与人们保持接触，但在两次焚书坑儒后的中国，不仅弹指间烟飞书灭，人文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也尺寸可量。要从故纸堆中，运用苏式理论方式去旧瓶装新酒，我们只能对学者头脑中的真实学问及其意义，放弃直觉与感知的兴趣。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政治原则中依然可见到那些所谓最伟大最可靠的指导思想，虽然，它们从未体现，也从未活在哪怕是一群人的心里，可曾已发生的恐怖却早已根植在国人的内心深处，对国人那神圣的精神家园构成了严重之极的侵犯。历史也会再现并延续着“掩耳盗铃”般的荒唐。

　　所以，那集中了主义信仰，政治信仰，政府信仰与国家信仰于一体的国家主义，那倡导一切为国家利益的制度原则，道德设置，也就在无情的运动中被吞噬掉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的崩溃，就像西方形而上学死亡后的状况，导致了欧洲现存的一切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化基础的动摇一样，也导致了民众对这个社会的一切，包括道德、政治、信仰、哲学、思想教育等，即合法化基础的质疑。

　　对于西方社会的精神困窘，作者其实在这里的探讨中，已经指出了一条生路。那么，在中国也有着惊人的相类似。

　　改革后的中国学术界，面对着传统的国家主义是常常有着摔坏了笔尖的抨击。因为，不少学者先生们对这种偏离了人性基础的理想主义谴责它贻害了国家与民族的进程，扪心自问这是值得理解与尊重的。倡导公民国家信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包括在国家主义概念里面，只是它与传统的国家主义已经是有着严格的差别，所以，在这里不惜笔墨对传统历史的叙述评论，即是让读者能有所明白区别。另外，中国民族在追求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诸多怪圈陷阱的历史与文化原因，也与文革有着绞割不开的牵连，这就可谓一意两用了。

　　那么根据信仰的普遍意义，处于欧洲式危机中的中国，它的生路呢？

　　那场可怕的疯狂行动的收场，使中国人明白了，理想的道德国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那种失去制约的极权统治，凭人们单相思的信任崇拜，并不能与自我权利沾上边。有人作评，建立在道德理想基础上的政治，是宗教政治。姑且不去讨论，但是，传统信仰确实从人们的内心普遍失缺了。无庸讳言，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便是实证。中国搞“大跃进”生产运动时的闹剧，“浮夸风”的是非真假颠倒，是有其哲学原因的。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苏式翻版理论，由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画蛇添足，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的辩证观，他在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四个本质特征中第3点上，这样说：“发展过程不是简单增长的过程，而是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实现的前进运动，并且新东西的产生是通过飞跃来实现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本书在“精神的双面泥沼”一章中已具体论述）我们翻一翻原版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的述说，就知道根本没有“通过飞跃来实现”的词句。我有时一想，对于那些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弱智民族，当发生龌龊不快时，这种文化上的加害方法倒是力小效大的。斯大林同志的几个字，就让艾思奇先生的学生当做颠扑不破的真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笑）。哲学的误导，几亿农民的空耗甚至整片村庄的饥馑与尸骨，焉能使人们去维持那崇高的对其哲学的信仰呢。……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还有一些更为残酷荒诞的事情。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即使人文知识分子有心突破理论的真空，为国人办点实事，找个方向，也是常常因手长衣袖短，困难重重。铁罐子的文化生活，从来就是悲剧。那些讲话装模作样，藏头露尾的理论，仍然只是鲁迅笔下的酱缸文化罢了。如果制度稍宽点，就会奔出一个让国人疯狂一阵子，作为对不满情绪的发泄的悲剧式的人物与文化现象——王朔文化。特别在既缺乏出版自由，却又可以贩卖书刊号的特色年代，文化贩子的强烈动机，就是以人们蒙昧的口味所好，这样便可卓有成效地把我们时代的精神引入迷宫。

　　那么，你能想象指望寻找一条精神信仰的出路吗？从信仰的普遍意义来看，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这样的人是很难想像去承担社会责任的。本书里选用了大量的普遍的已发表过的纪实事例作为例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民族发生了信仰危机，结局又是怎样？答案自然就在书中。另一方面，中国自“五四”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中国民族到底受到了西方科学理性的多少熏陶？做为一个以农业人口占有整个人口总数2/3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远大于受科学理性的影响。但是，西方基督教相对于其它教派，如佛教，则是小巫见大巫，基督所宣扬的平等精神也不可能在东方异土自然生出庞大的文化根系。

　　追求自由、民主、发达做为从近代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信仰抛头颅的奋斗目标，100余年后，却美梦难成，非议频多，真是九泉墓下眼难合。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症结呢？我们知道了以上阐释的关于信仰的普遍意义，及宗教与科学理性在西方的变迁、交锋、交媾。由于信仰体现的是一种终极意义的人性需求，它在现实上与维护信仰的道德或者称为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状，形成螺旋状的良性循环。那么对于信仰事物的设定，首先必须判断它是否会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一个有普世意义的能构成对自己整个生命，以及延续到下一代生命的利益安全的保护，人们不会为外来力量的侵扰，也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或其它方面构成的压迫与危胁而感到担忧的事物呢？这种需求导致的是将国家作为一个信仰事物来设定是可行的。但是，这种信仰必须要不是单一的空洞的道德理想化倾向的，而是人们又能通过理性可以实践、分析、判断的，防止走向宗教信仰的覆辙。

　　于是，我们必须用理性来构筑设计这样一个国家，它必须与政府是隔离的互动的。政府只是代表一小撮精英的主义实践，通过公开竞选来选举执政党，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筛选政府的优劣。这样，当政府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时，一个代表国家的组织便会提出议案，是改善还是弹劾就取决于人们自身的意志，以此来有效捍卫公民的利益，增进对国家信仰的维护。如果是个别官员侵犯个体的权利时，则可以通过行政与司法独立的渠道来加以解决……这正是公民国家。公民国家信仰的设定解决了人们终极意义的人性的需求，那么，人们要怎样去维持这个国家信仰呢？那道德是对这个公民国家利益的维护，这即是对国家的道德行为。人们必须去支持、尊重每一个人对国家的宪法，政府的法规，社会的道德等秩序的遵循、维护，只有当信仰与理性融洽为一个整体时，只有当既利于他人，也利于自身的体现人性本质的行为普遍存在时，我们所设定的普世事物才是完美的，良性互动的，有相当生命力的。公民国家信仰的设定就是如此。

　　如果人们要给公民国家信仰定性的话，那即是公民国家主义。它的最大局限是，当国家在处理国家与国际利益关系时，公民国家主义往往阻碍了公正的实施，有被指责为狭隘、虚伪之嫌。美国在科索沃事件中的表现，既有传播人权价值的天使行为，也有大国政治的霸权行为，更有维护、扩展其国家利益的动机。在这里需强调的是，“公民国家主义”在现代中国乃至后数十年上百年是必须要逐步实现的。当全球化经济浪潮，文化、思想浪潮导致全球政治一体化时，公民国家主义也就逐为瓦解。人们应该明智地有所新的选择，走入和谐的公民世界。应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之需要而出现的公民国家主义，虽然，它会在一段时间内以正确的面貌让人们接受、相信，但是，万物时空的变动，将必然导致公民国家主义迈向国际公民主义，到那时，未来人类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公民价值广为普及的公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