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圣人”释道安

“东方圣人”释道安

高玉春

(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摘要:释道安,佛图澄弟子,东晋时杰出的佛教领袖,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创始人。他在创建僧团并制《僧尼轨范》、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编篡佛教《众经目录》诸方面也作出划时代贡献。因此,他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杰出的学者,而且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

关键词:般若学;“本无宗”;《僧尼轨范》;《众经目录》;鸠摩罗什

释道安是东晋时杰出的佛教领袖。他不仅对般若学研究最为致力,是般若学“本无宗”的创始人,又主领数千人大道场,组织和参与译经;不仅编篡我国首部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又创建僧团并制《僧尼轨范》;释道安亦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的创始者。有鉴于此,鸠摩罗什赞誉释道安为“东方圣人”。释道安住五重寺时,罗什在西国“远闻安风,谓是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安终后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见,悲恨无极。”[1]

一、释道安广布教化,法旨大著中原

释道安(公元312年-385年),东晋僧人。据《高僧传》卷第五等载,俗姓卫,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生于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垒头乡扶柳村)。[2]家世英儒。早失覆荫,由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五经文义,稍已通达”。雅好佛道,再览能诵。十二岁出家,神智聪敏。因其形貌黑丑,未被剃度师所重视,令作农务。至于三年,毫无怨色,且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年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之《辩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安携经下田劳动,因息就览,晚上回寺,以经还师,请师另借别经。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暗诵”。师惊异而未信。复与之《成具光明经》一卷,近一万言。道安当晚还经,在师前背诵,不差一字。师大惊嗟而异之。道安的勤奋和天才得到老师的器重,年二十从受具足戒,并准许出外游学。

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石虎即位。经佛图澄的教化,虔信佛教,尊称佛图澄为“大和尚”,并请佛图澄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开办道场,追随他受业的弟子有数百人,后来大都成为有名的高僧,其中以跨越关河来听讲的道安最为著名。[3]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侯澄”,入中寺遇佛图澄,得到佛图澄嫡传,“与语终日”。在佛图澄门下,学习大小乘经典和戒律。因其貌不扬,有人轻视刁难他。佛图澄对道安却非常赏识说:“此人远识,非尔俦也!”道安事师佛图澄十余年,经常代师讲说,虽疑难锋起,但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故有“漆道人,惊四邻”之誉。

此时,道安认为学者多守闻见,即使“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摊微奥,令无生之理宣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于是,游方问道,备访经律。

佛图澄圆寂后的第二年即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死,由于石氏变乱,道安遂离开邺都赴山西濩泽(今山西阳城县境),与先后冒险远集的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释。

道安在濩泽住了不久,又与同学法汰到飞龙山(今河北鹿泉市封龙山),面见僧光、道护。僧光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尚未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道安与之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探讨佛教义理。“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4]这一段很为珍贵的辩论记录表明,僧光的思想趋于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则不同,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年四十二岁的释道安又去太行恒山(今河北曲阳县)创立寺塔,“弘赞像法”。虽然社会紊乱不宁,但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慧远在这时从道安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释道安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真乃“名实既符,道俗欣慕”。东晋开平元年(公元357年),释道安四十五岁时,又回到冀部(《尚书·禹贡》称九州为冀、豫、雍、杨、兖、徐、梁、青、荆。冀州是“王畿所在”,故列为九州之首。冀县志认定东晋时冀州治信都,辖扶柳县治所为今冀县扶柳城。因此,冀部即为冀州。)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五月,石遵继位,即遣中使竺昌蒲,请释道安返邺住华林园(今河北临漳),并广修房舍。此时释道安年三十七岁。

由于石遵在位半年后,即被石鉴所杀,释道安在混乱中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永和八年(公元352年)鲜卑慕容儁在邺都建立前燕政权,仍战乱不息,加之“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释道安即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休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去河南的陆浑县(今嵩县),依山栖居修学。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三月,前燕王慕荣日韦派兵攻取陆浑,恰在此时,东晋名士习凿齿从襄阳致信道安,请他南下弘法。为避战乱,释道安在河南新野与弟子们离别,并对他们说:“今逢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随即命同学法汰率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则亲自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去襄阳。

安公于当年(公元365年)既达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名僧传钞》曰:“道安每讲习一建,振发风采,纲领玄宗,开张慧目。理思怀道之士,皆负书而至。”时年五十二岁。时征西将军桓郎子镇江陵,要安暂住。及朱序西镇复请,即于兴宁五年(公元377年)还襄阳。

释道安至襄阳后,习凿齿即往拜谒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写道:“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祘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

襄阳在那时属于东晋,社会比较安定,释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事业。释道安“穷览经典,鉤深至远”,又为《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作注,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

释道安在襄阳,除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授《放光般若经》,并对大小品《般若经》进行对比研究。当时“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可见法席之隆盛。

前秦王苻坚,素闻安名,并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5]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春,即遣苻丕驱十万之师,围襄阳。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苻丕攻陷襄阳。将释道安和襄阳名士习凿齿同送长安。苻坚认为襄阳之役“唯得一人半”。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折疑论》卷第二指出“苻坚克襄阳,得道安法师。同辇载归为师,礼之恩渥甚厚”[6]苻坚既得释道安,迎入长安五重寺,事以师礼,咨以国政。时年六十七。释道安虽住五重寺实际已成为前秦最高的佛教领袖,乃至被苻坚奉为政治顾问。前秦王苻坚基本平定北方后,企图南下灭晋,以便统一中国。恰如《高僧传》卷第五所言:苻坚认为,当今已由石氏之乱,达于“民户殷富”,而且“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唯建业一隅,未能抗伏”。坚每与寺臣谈话,都表示“欲平一江左”。此时,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一同“切谏”,但坚决不采纳。众侍臣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安奏请后,“坚仍出东苑”,且命安升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道安毁形贱士,不易参秽神舆”。苻坚斥责说:“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即命仆射扶安登辇。苻坚向道安示意将南下灭晋,道安乘机进谏说:“陛下应天御世,有八洲之贡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下之士。且东南区地,地卑气厉。昔舜禹游而不反,秦皇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道安又说:“《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晋书·苻坚载记》)是说不要以武力攻取东晋,而应实行仁政,以“文德”感化尚未归服者。苻坚辩解道:“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禅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表示决心兴师南征。道安不得已,又提出缓兵之计,说“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坚不从,即于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八月,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到顷,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拒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西,晋军逐北三十余里,死者相枕。融马倒殒首,坚单骑而遁,如所谏言。苻坚于淝水被晋军战败的惨烈事实佐证道安谋略的正确性,它也无可争辩地表明释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学大师,也是多谋略、通兵法、善治国之道的思想家。

释道安著述宏富,有《道行经集异注》一卷,《道行指归》、《放光般若折疑准》、《放光般若折疑略》二卷、《放光般若起尽解》、《光赞般若折中解》一卷、《光赞般若抄解》一卷、《实相义》、《性空论》、《道行经序》、《放光般若折疑略序》、《大品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大十二门经注》二卷、《小十二门经注》一卷、《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安般守意经解》一卷、《阴持入经注》二卷、《大道地经注》一卷、《九十八结(阿毗昙要义)连约同解》一卷、《了本生死经注》一卷、《密迹、持心二经甄解》一卷、《贤劫八百四千度无极解》一卷、《十法句义连杂解》一卷、《义旨注解》一卷、《三十二相解》一卷、《三界诸天录》一卷、《答竺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二门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渐备经十注胡名并书叙》、《增一阿鋡经序》、《四阿鋡暮抄序》、《道地经序》、《十法句义经序》、《僧伽罗刹经序》、《婆须密集序》、《阿毗昙序》、《鞞婆沙序》、《鼻奈耶序》等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序)共四十八种,其中小乘著作二十四种,大乘般若著述十四种,地志、经录、戒规各一种。[7]释道安著述大部分已亡佚。现有经论序十四篇,收录于《出三藏记集》中,即《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二门经序》、《大十二门经序》、《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增一阿鋡经序》、《道地经序》、《十法句义经序》、《阿毗昙序》、《十四卷鞞婆沙序》。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另有《人本欲生经注》一卷收入各大藏内。并辑有《综理众经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十五亦收录《道安法师念佛赞》、《道安法师念佛赞文》各一卷。

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二月八日释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寿七十四岁。安肘外有方肉隆起,上有通文,世称“印手菩萨”。道安著名弟子有慧远、僧壑、昙翼、法遇、慧持、慧永、道立、昙戒等。

二、释道安器识伦通,成就惊世

释道安是著名的佛教高僧、翻译家、僧团领袖,对中国内地僧团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郄嘉宾赞誉支道林谓“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使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则认为“其实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坚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东晋孝武皇帝,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有诏曰:“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

1、对般若学研究最为致力,是般若学“本无宗”的创始人

自汉之末叶,直讫刘宋初年,中国佛典之最流行者,当为《般若经》。汤用彤认为:“吾称此时代为释道安时代者,盖安公用力最勤,后世推为正宗也。”[8]道安博读儒家经书,又精研自东汉安世高以来的大小乘佛教经典,适应当时社会崇尚玄学的学术风潮,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般若学说,并撰写大般若著述十四种。在其中借助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概念,解释和弘扬佛教义理,特别在般若学方面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的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它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

以前,佛教在中国分为禅学和般若学两个体系。道安认为禅学是“般若”智慧的应用和体现,只有通过禅法的修炼,才能真正领悟“般若”之真谛,达到佛教向往的空灵境界。因此,他倡导融合佛教禅学与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学派。

道安创立般若学本无宗,其主要观点是:“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又认为人性以空为宗,有无均净。他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说:“法身者,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主张以慧断知而成四谛,以达到空寂观照的人为圣人。

本无宗认为本无是以无为本。但道安又本以性空宗著称,故“本无之谈”,即般若性空。它把般若学的本体确定为本无,并且根据本无阐发般若性空的原理。元康《肇论疏》曰: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虽然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但强调的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反对“虚豁之中能生万有”的说法。

2、主领数千人大道场,组织和参与译经释道安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西至长安之后的七年中,除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重要的是组织和参与译经。过去翻译佛经是在民间分散进行,自道安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选择翻译人才,主持较大规模的带有国家事业色彩的译经。在释道安主持下译出佛经14部183卷,其中的《阿含经》和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高僧传》卷第五指出:释道安“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释道安除翻译大乘佛典外,更主要的是翻译近期从印度西北和西域传入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1)《大品般若经》的补译之《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五卷)。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第入朝于秦,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奉献胡语《大品》一部,为一万七千二百六十首卢(偈颂)。释道安即命天竺沙门昙摩蜱执原本,佛护口译,慧进笔受,译为《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

(2)翻译小乘佛经。从东汉安世高将大量小乘佛典译为汉文,到释道安时,小乘佛典的传译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从译出经典流传的方位来看,当是流传于印度西北罽宾等地和西域北道如龟兹、车师前部等地的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如《阿毗昙毗婆沙》(十四卷),此书今存,题名《鞞婆沙论》(十四卷),《婆须密》(十卷),此论今存,题名为《尊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十卷)。《僧伽罗刹所集经》(三卷),此经今存于《大正藏》卷四。《中阿含经》(五十九卷)。《增一阿含经》(四十一卷或三十三卷)。以上二经早已佚失。《三法度论》(二卷),此经未行于世。今存《三法度论》为僧伽提婆所译。《阿毗昙八犍度论》(三十卷或为二十卷)。《阿毗昙心》(十六卷或十三卷),道安曾令鸠摩罗跋提翻译过《阿毗昙心》,因译文错讹较多,故慧远又叫僧伽提婆另译。《四阿鋡暮抄》(二卷)。

3、翻译戒律佛典

释道安十分重视搜寻与翻译戒律典籍。在他的主持下,以外国僧人昙摩侍为主,译出的戒律佛典有:《十诵比丘戒本》(或曰《十诵大比丘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此外,由竺佛念译出《鼻奈经》(又称《鼻奈耶律》或《鼻奈耶》)(十卷)。释道安不仅亲自参加翻译工作,对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而且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又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即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五失本也。“三不易”,即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三不易也。这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4、编篡首部系统的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

释道安在襄阳期间,集自汉光和以来,迄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之众经,编篡首部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卷二曰:“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法轮届心,莫惑条叙;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9]

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系统的编篡经录的佛教学者。他编篡的《综理众经目录》,虽早已佚失,但其内容大部分为《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所吸纳:

第一、经律论录。《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律论录”所录从东汉安世高到西晋法立的共十七人的译经录,其中《道安录》原有的译经录为二百四十五部四百五十七卷。

第二、失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所录失译经一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七卷,其中从《修行本起经》至《和达经》,凡一百三十四部经,是来自《道安录》。

第三、凉土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载,道安将搜集到的凉州流传的失译佛经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录目。

第四、关中异经录。道安将搜集到的流传关中地区的失译佛经二十四部二十四卷录目。

第五、古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自《道地经中要语章》至《四姓长者难经》的目录共九十二部九十二卷。

第六、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载,道安将认为是“伪经”的佛经二十六部三十卷编目。

第七、注经及杂经志录。道安将自己的佛教著述共二十四部二十七卷编录。其中既有解释《般若经》的著作,也有《大十二门经注》等注释小乘佛经的著作,还有《三界诸天录》、《西域志》、《众经目录》等杂经志录。《高僧传》卷第五指出:“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恰恰由于道安创制《众经目录》,才使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典籍的研习有所遵循,也才能承前启后,循着正确轨道发展。道安编著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也为中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5、创建僧团,厘定“僧尼轨范”

释道安重视传教,谓“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他在河北恒山建寺弘法之时,已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僧团。《高僧传·道安传》说:“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此后,释道安从河北到襄阳,最后西入长安,期间两次“分张徒众,各随所之”,其弟子或“率众入蜀”,或“弘教东南”,或隐栖庐山,或立寺荆州,几乎分布于大江南北,形成先以襄阳后以长安为中心的类似全国性的僧团。

僧团的维系,特别是在遭遇世乱之时,既要依靠弟子对道安的“学德”的钦重,更要凭借戒律、戒规对僧众的约束。而且,道安在襄阳时,深感戒律传来之不全。他在襄阳所著《渐备经序》指出:“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指萨婆多部《十诵律》、昙无德部《四分律》、摩诃僧祗部《僧祗律》、弥沙塞部《五分律》)不具,于大化有所闕。”东晋中叶,道安法汰诸人,均努力广寻戒律。于是,释道安便参照已有的戒律为僧团制定了戒规:《僧尼轨范》。

《高僧传》卷第五道安传云:“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教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道安严格履行僧尼轨范。《名僧传钞》指出:有一僧于寺中饮酒、废夕烧香,安公遥闻之,“以竹筒封一荆子,手题寄遇(即江陵长沙寺法遇)。遇开封见杖。”并说我训众不勤,远贻忧赐,并令维那击磬聚众,将杖筒置香橙上,行香后在出众前,向筒致化,且命维那向竹筒行杖三下,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

道安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即取得很好的效果。习凿齿致道安书就明确地写道:“耒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这是习凿齿对亲眼目睹的事实的真实写照。它说明道安的风范对当时的佛教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呈现“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的景象。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道安。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甚至在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时,东晋的敌人前秦的苻坚,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彰道安,并要求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表明释道安在襄阳弘法十五年,获得极大成功。释道安建立的僧团达数千人之多,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弟子,特别是他两次分散徒众,弟子分赴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他还意识到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于是主张“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并倡导僧侣废除世俗姓氏,而以“释”为姓,遂成为定制。它与《增一阿含经》的出身各个种姓的人一旦成为沙门皆称“释种”的经文完全符合。它为后世僧徒所遵循,也有助于使僧团步入仪轨,在规范中净化,在凝聚中发展。

6、释道安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的创始者

东晋时代,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祈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释道安。在释道安以前关于弥勒的经典已经译出了《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据经说,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上生兜率。[10]

《名僧传钞》也载“道安造弥勒像”。“安尝与嘉(即隐士王嘉)及弟子法遇等于弥勒佛前共立誓願,愿生兜率。”又载:“道安遇客僧,问罪根浅深,及西北空晴见兜率宫殿。”据《乐邦文类》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公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但古今目录均未著录)[11]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释道安既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的创始者,又是虔诚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大愿大行的传承者。道安弟子慧远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崇为初祖。《往生集》赞曰:“晋以前,净土之旨,虽闻于震旦,而弘阐力行,俾家喻户晓,则自远师始。故万代而下。净业弟子,推师为始祖。”[12]而释道安当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思想“始祖”之祖。三、释道安“任当洪范”,堪称“明哲之灯”

《习凿齿与释道安书》写道:“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来佥悟。自倾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13]这是“锋辩天逸,笼罩当时”的襄阳习凿齿对释道安的赞誉和评价。释道安佛法造诣颇深。他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一言一行堪称时人典范。

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但他认为戒律是可以“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释道安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这说明释道安既是言者,又是行者,在戒律方面是很严正的。在禅定方面,他认为修禅所达之境界,可以使修禅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释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火焦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在慧义方面,释道安主张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之法,而应透过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并将其义谛表现在行为上。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释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强调: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而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也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释道安对戒定慧三学都有卓越见解,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必然孕育一批杰出的大德高僧。由此世人称道释道安“任当洪范”。

《高僧传》卷第五认为:经出已久,而旧译时缪,致使深藏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而安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僧睿的《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也指出:“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上述对释道安法师学说的肯定和颂扬,无不表明释道安的学说在当时不仅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而且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的先河。前秦王苻坚勅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以上价值评述雄辩地说明,释道安不仅是佛教宗门的“明哲之灯”,也是东方文化昌盛的“明哲之灯”。

东晋孙焯在《名德沙门论》中盛赞“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明理”。释道安死后,有人称赞他:“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由此可见,释道安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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