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藏文碑：乾隆为六世班禅立汉藏蒙满文碑

　　京城藏文碑：乾隆为六世班禅立汉藏蒙满文碑

　　作者：舒乙

　　我用了一个半月时间，逐一寻访北京城内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原来竟有那么多——我一共找到了十五块！

　　西黄寺中为六世班禅立碑

　　六世班禅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宗教领袖。乾隆四十三年，他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于1779年6月17日率三千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六十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寺”就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六世班禅在承德参加了乾隆寿庆的全部活动。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京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乾隆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赐地，命名“宗镜大昭之庙”，简称“昭庙”，并决定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四天，做了大型法会。乾隆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帝亲自去西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发高烧，乾隆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道《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6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一百天，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取名“清净化城塔”。这座宝塔现在保存完好，其造型、雕刻艺术是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亭，左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香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极为少见。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石碑。正面是汉、满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即公元1782年。

　　昭庙石碑和牌坊额头

　　看完西黄寺里班禅金塔跟前的两通石碑之后，一定要去香山看看那里的昭庙石碑，因为，它们仿佛是姊妹篇，而且，昭庙的是“姐姐”。

　　它们是为了同一件事而立的，那就是六世班禅的那次光彩的东行。

　　纵观历史，在所有的达赖和班禅大师中，受到的赞誉之高之盛莫过于记载在这块石碑上的，所以它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乾隆喜欢在自己的诗词中加注解，刻石时注解的字比正文的字略小。在“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之间，乾隆皇帝做了详细的解说，注解原文如下：“既建须弥福寺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为什么班禅来时，要在热河建须弥福寺又要在北京香山建昭寺呢?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嘉奖班禅远道来祝寿的诚意，二是为了显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中华”。兴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目的正在于此。

　　最后一句“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里的“雪山”是西藏，“震旦”是中国，“一例”是一统，“庥”是庇荫，“嘉”是美好。说得明明白白，西藏是中华的一部分，共同庇护于一片美好天地中。

　　这块石碑不得了!

　　不过，这块石碑目前的处境并不好。昭寺毁于英法联军的破坏，目前除了外围墙、牌坊之外，全是一片废墟，这块石碑目前是挺立在废墟之中的。石碑任凭风吹日晒，很是悲凉。

　　石碑是方碑，南面刻汉文，西面刻藏文，北面刻蒙文，东面刻满文，汉文是乾隆的御笔。

　　昭庙外面的大琉璃牌坊居然神奇地完好无缺，可能因为它不可燃吧。这是北京境内最大最漂亮的一尊琉璃牌坊，本身是个大艺术品。神来之笔是它的额匾上有藏文。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正面的是“法源演庆”，背面是“慧照腾辉”。立于1780年，二百多年下来，依然清晰可见，难得难得。因为额匾是石质的，一下子就增添了两块有藏字的石碑。

　　为一棵树立的碑

　　离昭庙不远，仍在香山公园境内，在今日的香山饭店和著名的“双清别墅”之间，有一座古庙——“香山寺”的遗址，里面存留着《娑罗树歌》碑。此碑极有情趣，是十五通有藏字的石碑中最具雅兴的，因为它是献给一棵树的。

　　奇怪的是，这块石碑很少被记载，许多资料里都无载，找不到有关的描述，怪冷淡的。

　　这块石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形制不错，毕竟是皇帝的御碑，有特定的规格。碑也是四方体的，南侧刻汉文，西侧刻藏文，北侧刻蒙文，东侧刻满文。

　　诗文中说三十多年前乾隆皇帝自己来香山寺时，发现寺前有一株千年古树，很茂盛，是一株娑罗树。三十多年后乾隆皇帝再来香山时又见此树，仍然繁茂。但自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中，诗已写了几万首，竟没有一首是歌颂此树者，故而有此诗歌，刻在碑上，专门要歌颂它一番。

　　可惜，原树已亡，不知所终。今人在碑附近补种了几株小娑罗树，上面挂着牌子，叫它“七叶树”。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吧，好和这块了不得的歌碑相匹配。

　　北海的三座石碑

　　北海北岸是藏传佛教皇家寺庙最集中的地方，一共有五座，由西北角向东数，依次为：小西天(又称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大西天经厂(又称大圆镜智宝殿)、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

　　《万佛楼瞻礼》诗碑在所有北京刻有藏文的石碑中，是最大最漂亮最有气派的。万佛楼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八十大寿而建造的，头一年正值乾隆本人六十大寿，万佛楼有庆祝双生日的意思，所以盖得极其讲究。万佛楼碑亦是方碑，体量很大，顶盖和基座硕大，雕工极其复杂，层次很多，不愧是一件大型石雕精品。现在石碑已由万佛楼前原址移至小西天的南侧，靠近北海岸边。碑南侧为汉文，西侧为藏文，北侧为蒙文，东侧为满文，字迹依然很清哳。

　　第二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在大西天的北部，即西天梵境的后院，现在这个后院是被隔离开的，没有对外开放，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占用。这座后院里有两件宝贝：一是高大雄伟的琉璃阁，二是七佛塔碑亭。

　　七佛塔是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塔，造型和内容都是堪称一绝的，天下没有第二份。它也是乾隆时期的文物，建于1777年。它是源于六世班禅进贡的七佛。原来佛教在印度有七佛，于是，乾隆皇帝就写了一篇论文，把这七佛叫什么，姓什么，是属于什么部族，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徒弟是谁，儿子是谁，都一一写明，而且教人都一一刻了像，共七幅，刻在七块石板上。加上他本人这篇论文，用四种文字刻在第八块石头上，整合起来组成一座空心的八角形塔，塔外面再加盖一个很大的漂亮亭子，叫做“七佛塔碑亭”。有乾隆文章的石板上由右起依次是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竖写。

　　说到释迦牟尼佛，乾隆写道：“第七释迦牟尼佛，种刹利，姓瞿昙，父净饭王，母大清净，居舍卫城，神足二，一名舍利佛，次名目犍侍者名阿难，子名罗目侯罗。”这有点像释迦牟尼佛的“人事档案”了。

　　七佛刻得很纤细，画面也很丰富多彩。最顶端刻有四小块文字说明，右起依次是汉、满、蒙、藏。背景必有树，佛的双手必有物。每尊佛左右各有弟子像，都是两人，弟子像底下还各有四个人像，所有佛和弟子下面都用小号的藏文刻着名字。画面所有的空地也都充满了很写实的东西，看得出是下了功夫描绘的。画面和文字是完全吻合的，这都是人，是生活中活生生的智者。

　　北海琼华岛永安寺中还有一座大型方石碑，叫做《白塔山总记》，也是乾隆御笔，南为汉文，西为藏文，北为蒙文，东为满文，在中轴线的右侧，有亭子保护。外国的景点一进门一般都有接待中心，免费发放旅游简介；我们这里，老祖宗有大石碑，这个旅游简介可是不简单，是皇帝本人写的。

　　五处六块

　　第一处第一块：碧云寺里有一对石碑，立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前方左右两侧。石碑各有一座石头亭子罩着，规格挺高。此碑叫《御制金刚宝座塔碑》，右侧是汉、藏两种文字并列的。左侧同样的一亭一碑，则是蒙、满两种文字并列的。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年间。

　　第二处第二块：在香山附近，团城演武厅之南，有一块《御制实胜寺碑》，是乾隆十四年立的，记载了一段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块碑是另一种典型，它和宗教无关，和庆典也无关，只承载历史。

　　实胜寺已不存，但实胜寺碑尚存，而且完好，有华丽的碑亭庇护，虽处荒郊，亦神采奕奕。只不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孤零零，呆在一片果树桃林中。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犯邻近土司，并杀伤官军。清政府派兵攻打大金川。久攻不下，只因对方有碉可守。此时，出现了以碉攻碉之说，建议清军也筑碉。乾隆以为这是下策。回想，清初，旗人常用云梯登城取胜。于是下令在香山一带建筑石雕。选战士练习攻碉，不到一个月，练得精兵二千人，派至前方，大获全胜。于是敕建实胜寺，并在寺左右建房，驻扎新建的健锐云梯营。这就是历史上的“大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得意的十大武功之一。

　　这块实胜寺碑体量也很大，高丈余，四方，有四种文体。夕阳时分，迎着阳光的恰是刻藏文的一面，格外抢眼。

　　第三处第三块：《万寿山多宝塔颂》。颐和园后山原本有一大片藏式建筑，其东端有一组建筑叫花承阁，是藏传佛教寺庙，大部分毁于英法联军战火，唯独一座多彩琉璃佛塔仍在遗址上高耸于林木之中。塔下面有一座小石碑，是《御制万寿山多宝塔颂》，也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一面是汉、满文，另一面是藏、蒙文。这块小石碑的保护条件较差，位置也不好，需要加大保护力度。

　　第四处第四块：万寿寺(现首都艺术博物馆)中路第二进里有一对石碑，右侧正面为汉、满两种文字，左侧正面是藏、蒙文字，刻的是《敕修万寿寺碑记》，文的大意是为了庆贺其生母皇太后六十大寿，特重修明代寺庙万寿寺。

　　第五处第五块：雍和宫里，雍和门殿和雍和宫殿之间有一块重要的大四方碑，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上刻乾隆皇帝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题目叫《喇嘛说》，并建三丈五尺高的正方形碑亭以护其碑。碑北是汉文，西为藏文，东为蒙文，南为满文。此碑被称为“泄露天机”的碑，中心意思是兴黄教为了“安众蒙古”。

　　第五处第六块：雍和宫还有两块石碑，叫《雍和宫碑文》，在雍和宫门殿之前的广场里，西侧的是藏文、蒙文的，东侧的是汉文、满文的，是乾隆皇帝写的建喇嘛教雍和宫的经过。

　　这十五块刻有藏字的北京石碑，真是一组绝佳的教材。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我想，一看就会明白了。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传教佛(喇嘛教)在北京原来竟那么受尊重；西藏杰出的宗教领袖六世班禅，原来那么拥戴中央政府；藏族早已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要不然，中国皇帝的一篇篇重要的文章或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刻凿在首都北京的石碑上？

　　我们应好好保护和利用这些美妙的石碑。没有亭子的要加盖碑亭，地理位置不好的要适当调整，要责成文保单位限期检查，要订出整改规划。

　　好好地善待这十五块有藏文的石碑吧!它们真的很好，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