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三）

　　我们要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10月9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面对现在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我们要对自身的困难，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难，要能够回应。我们要了解历史，回到传统上来，在批判精神之上把传统的价值发挥出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能够发挥新的文化认同，这是我们的任务。

　　今天，“生态环保主义”，还有其它的如“女性主义”、“多元主义”，及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可能说：“我们等待未来的天国。以现在这个凡俗之地，我们很无奈，我们真正的‘终极关怀’在未来的天国。”佛教的领袖也不能说：“我们这精神是在‘涅盘’，是在‘彼岸’。所以此岸就是红尘，红尘就是污染。”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使得所有精神领袖都开始要发展两种不同的“彼岸”：一种是它所认识的传统，一种是它的传统本身的特殊价值。基督教它所代表的一些“精神面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和耶稣基督，《新约》乃至《旧约》……还有很多。以前在中世纪，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救。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年）以后，通过“信仰”就可能得救。现在，“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得救。不管是什么样的观念，这个“得救”的观念非常强，而且有意愿、有责任要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也有传播发扬的动机和力量，这是它的特殊的一点。

　　早上，方立天教授提出来佛教的特点，他讲了关于“缘起性空”，关于“因果”，关于佛教的修身哲学。佛教的修身哲学符合适合现代人，可是佛教有它特殊的语言。你不是佛教徒，没有经过研究，你不能了解什么叫做“缘”，你不能了解什么是“业感”，什么是“修证”，什么是“缘起性空”。所以每一个重要的宗教，你所了解的宗教，都应该有它自己的语言。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个神学家，他不熟悉这种语言，他就没有资格做基督徒。佛教的“大慈大悲”亦复如是。但是，正因为现在世界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同时要发展第二种语言，所以第二种语言是“世界公民的语言”，就是把世界当作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基督徒我要接受，佛教徒也是人，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有些人认为：你是一个属于特殊宗教的传统，你就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从现在看也不可能的。

　　儒家的传统，正因为它“入世”，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它没有“外在的超越”，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彼岸”的观念，所以很多人说它的宗教性不强。它太注重人生，不注重死亡；太注重人，不注重鬼；太注重现实，不注重灵魂不变的未来。这是它的缺陷，但是我们要说一点，他的缺陷中间有些被我们误会了。可是它只有一种语言，它的语言就是“世界公民的语言”，就是从“家”到“天下”的语言。

　　儒家最重要的人物是孔子。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者？没有孔子，没有儒家。但是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者，他是“述而不作”。在孔子之前，还有周公；周公之前，还有尧、舜、禹、汤，所以孔子继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他不是儒家的创始者。他也不是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如果拿庄子来说，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是“内政外交”。孔子可能有内政，但他没有外交。尧、舜、禹、汤这些是有外交，所以尧、舜、禹、汤的价值是要高过孔子的。有一次，王阳明的学生对他挑战说：“如果我们把尧舜禹汤当作一万金，那么周公是七千金，孔子可能是五千金。”他把它作了一种分析。孔子说，“我们就是一两”。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种“金”，它的纯净度。我们即使是一两，也能够把我们的人格发挥到极致。这个在其它宗教是很难的。

　　当然有些宗教也有这样说的。有些基督徒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在永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这个选择非常重要，你做了基督徒，你绝对不可能做犹太教徒；你不可能同时选择做犹太教徒和做基督教徒。中华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乃至所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包括韩国、越南、日本和海外华人，宗教不仅可以信仰不悖，而且可以有不是一种的宗教信仰。比如一个日本学者，他对中国的学问非常精到。他说，“日本可能70%是神道教徒，另外可能有80%是佛教徒。那么不管是神道教徒还是佛教徒，他们绝对不会放弃释迦牟尼”。中国有些道家，对儒学，特别对儒学的精神，他会认同。

　　有些佛教徒提出“孝道”比较重要。现在，“人间佛教”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提出的伦理和“儒家”的伦理是几乎完全相合的。所以，明代末期提出“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合一的观点在魏晋就有，这些观念有它的价值，也值得我们珍惜。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民对话，应该了解我们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一方面讲，有很多弱点，同时也有很多优点；要加强它的优点，改进它的弱点。我的建议就是：对现在、对启蒙主义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乃至现在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对启蒙所做的严格的批评，这都是我们该研究的对象。但是同时，也要开发自己的传统资源，要和一些重大的思想能够进行对话，甚至从“同情的了解”发展到“批判的认识”，这个可能性现在是有的。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的经济力量大了，所以我们才注意传统文化，事实上也许如此，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中间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大事。比如说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很多财富，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学术界和宗教界，这个情况造成了“三信”的危机，关于信任、信赖和信心。

　　三信的危机直接影响到“诚信”，诚信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没有充分发挥的基本障碍。比如到日本的一个餐馆，只有说明餐馆里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食物，大家才敢去吃。“毒饺子”事件出现以前，70%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毒饺子，不管它是怎么回事，现在调查研究还没有正式公布，在日本，包括像马来西亚、菲律宾，基本上排斥中国的食物。这是个大问题！这不是工业上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人与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应该使我们开始注意：我们到底向世界应该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信息？我们希望，也是期待，我们塑造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多元的，我们要有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周边大概都有他们的认同。

　　最后我说一点，大学应该有大学的沉淀。大学应该承继文化，图书馆是一项，大学生都应该是有文化底蕴的，同时要做最基本的研究，不是功利性，不是科研性，而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大学要为每一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比如美国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没有科系，任何一个大学生只要进入大学，四年就可以毕业。四年里，你可以选物理、数学、生物这些科学科目，也可以选文学、哲学这些科目，不管什么，只要有两个教授能证明你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你选这些课能增加你的知识，那你就可以毕业。因为中学生现在掌握资源非常丰富，假如我们不把数字当作是数据，因为“DATA”（数据）是需要组合。

　　从“数据”到“知识”又有很大的飞跃，最麻烦的是从“知识”到“智慧”。智慧是来源于文化传统深厚的历程，比如怀德海（Whitehead，1861~1949，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说柏拉图，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为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数学家及哲学家，西方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做注解的。柏拉图成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我们对源头活水怎么样去理解？以前在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就明确的表示，“每一位台湾大学的大学生都应该念《孟子》，不念《孟子》你就不能做台大人”。最近清华大学宣布，每个人都应该念四书，北大还没宣布。清华所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非常康壮的，非常值得大家推崇的一个基本教育。在这一方面，作为一个理工大学，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除了要为社会服务，传承知识，发展科学，为大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批判精神。如果大学不能批判，对社会，对文化，对政治。如果放弃了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从西方所发展的启蒙心态，不能够适合二十一世纪，因为还有很多其它的价值，同情啊，正义啊，责任啊。而对这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弊病进行批判，不管是女性主义、生态环保，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而中国学者，包括儒家学者都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作遥远的回想。遥远的回想的出现，是我们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记忆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都犯了，包括我在内，都犯一种忘却。犯了健忘，再犯了主动去忘却，历史基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出来。这中间有非常珍惜的东西，也有谎言。所以我们如何了解历史，如何回到传统上来，在批判精神之上，把传统的价值能够发挥。这是我们的任务。面对现在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我们要有责任，我们要对自身的困难，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难，要能够回应。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能够发挥新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具有很强的张力，那么将来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演讲文完）

【杜维明简介】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57年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同时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相关文章】
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一）
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