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二）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10月9日在北京大学作了“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主题演讲。杜维明说，儒家“仁义礼智信”基本价值在文化中国地区没有被充分的理解，中华民族经过长时间发展成了“食西不化”。他指出，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不同，得进行对话。而与儒家进行对话的机遇已经成熟！

　　“女性主义”的出现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运动。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权利关系、家庭关系，还有工作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改变。

　　“生态环保主义”的出现是从1960年后期－－当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对于地球的矿物、植物、土壤、水源与空气都能够全面地掌握。我们发现，我们所住的地球受伤害性特别大。今天，每一个人，包括中学生，都有一种全球视野。这和十九世纪黑格尔的世界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他所说的是想象的，我们是实际上看到了，所以生态环保的力量那么大，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

　　另外就是“多元主义”，各种不同的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美国以前有“大熔炉”之称，各种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美国经过互相对话、交流，成为一种美国文化。现在，基本上人们反对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有“霸权”的意味在里面，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其他文化分裂了。现在用的方式是“色拉文化”，就是叫做“多元文化”。

　　“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所有的这些，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保”思想、“多元的思想”，乃至“后解构的思想”，这些都是对西方“启蒙思想”造成的困境所做的回应。作出这些回应的，都是西方杰出的学者。我们现在跟了上来，“女性主义”发展了，中国的女性主义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力量。“生态环保”发展了，中国的生态环保非常地糟糕。另外，“解构主义”的出现，德里达（Derrida，1930－2004）来了，非常地轰动。为什么？因为所有中华文化地区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经过五四，再经过建国，把儒家传统彻底的解构了，甚至边缘化了。我曾经用过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精神脊梁被打断了。

　　这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通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为什么有这个特点？我所了解的还是非常片面的。印度文明和它几千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像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非常西化的人，他也说：“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到一段时间就全盘西化，乃至“充分现代化”也是全盘西化。可以说，中华民族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发展成了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食西不化”。怎么解释呢？食古不化就是囫囵吞枣，食西不化就是对西方文明囫囵吞枣，没有经过非常严格和系统的了解。如果对传统文化进行粗暴地批判，对外来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认识也是粗浅的，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内在关系，大家可以讨论。

尼赫鲁：“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现在，这个讨论的机遇已经成熟了。80年代不可能，90年代初期也不可能，即使现在，还有很多学者基本接受了“启蒙的心态”。启蒙的心态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能够了解在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同时对自然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式的反省。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以外，有“物质主义”，有“进步主义”。更严重的，就我的了解是“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分别很简单：科学主义是意识形态，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可能提倡科学主义，他提倡科学主义，在很多地方显示了他对现代科学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文化上的体现还有很大的缺陷、盲点。比如最现实的例子，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很明显，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大半对科学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肤浅的。现在在韩国，端午节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他们申报“汉医”，汉医就是中国的中医，也会成为韩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非物质遗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出在一些科学家对于中医的批判，而是中医的本身－它的整合，它的量化，它的科学性不强。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在世界上流传的中医药材90%以上不来自中国。中国的比例大概不超过5%。多半来自韩国、日本，这和量化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

汉画像石上的《扁鹊施针图》 / 韩国以《东医宝鉴》申遗，很早就有韩国学者参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申遗评委会工作。

　　我自己认为：儒家的传统可以和西方的启蒙心态和启蒙价值进行对话，而实际上我们没有做。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是一种期待。儒家是一个“超时代”的文化现象。所谓超时代，从先秦到今天，可以分非常多的时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都有很大的特点，从先秦到两汉，两汉到魏晋，从魏晋到唐，到两宋，期间还有金、元，以后到了明、清，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五四时代，一直到建国以后，中国儒家的传统在这30年没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海外，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海外华人世界里有非常大的发展。就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它是划时代的。

　　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说，儒家经过三期，第一、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到“中原文化主流”。以后由于佛教的输入，儒家在精神创造这方面的力度不够。从宋代到清代，儒家从中原的文化变成“东亚文明”，所以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韩国的，也是日本的，也是东亚的。另外，因为这个原因，儒家传统也是“跨文化”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承认，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道家、佛教，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从元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叫“儒教”。因此，文化中国的资源，儒家是第一种。可是不管你把文化中国，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的扩展，也不能包容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日本的，也是韩国的。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入世的。入世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就是，人的最高价值必须在我们现在的凡俗世界里得到体现。它入世但不认同这个世界，不是协助这个世间的游戏规则。有人说：“孔子因为相当长的时间要想做官，结果做官不成，他就变成了学者来著书”。这是对孔子极大的误会，甚至是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对政治所理解的游戏规则和当时权利的游戏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他通过教育－他又没有权，又没有钱－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塑造，逐渐地再通过他的七十二贤……好几代人，逐渐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所以他的传承发展在塑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儒家的发展有很多必须树立的核心价值。前面已经提到的“仁、义、礼、智、信”。这些核心价值现在在中国、文化中国的地区都是没有充分的理解的。而西方所提出的自由、人权、法律，在中华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却是比较大的。

　　我前面也提到，儒家的基本价值可以和西方的、最核心的特殊价值进行对话。儒家因为入世，所以它没有想象天国，也没有想象彼岸，就是在人伦日月之间体现中西观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意义。儒家可以在人伦日月之间来发展，所以它对地球，对我们身体，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社会，都非常重视。这是它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我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最“根源性”的。札根在地球，札根在身体，札根在家庭，札根在社会。根源性非常强。再一个是它有“开创性”。开创性是真正的修身。它必须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家庭也要发展到社会，发展到国家，发展到天上，甚至天下，还要更远，就是整个动植物的空间里。它一方面开创，一方面札根，我们不要忽视或者不重视这种公共资源。这中间的对话关系或者说辩证关系，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传统和基督教，和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不同，得进行对话。

　　我自己是一个基督神学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受惠者？就是通过和基督教神学家的长期对话，使得我对儒家传统这些凸显的价值，乃至没有凸显的价值，有个新的认识。所以很多人认为我花的时间多半在讲儒家的精神和儒家的宗教性。儒家的精神，这个和西方神学里所提出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既然如此，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儒家这种入世的精神，把地球、把我们身体、把我们的家庭社会，都当作不可越逾、不可消解的价值和资源，它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待续　系列三）

【杜维明简介】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57年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同时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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