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

　　“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10月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美、英等国的130多位学者与代表，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学术热点、理论重点、方法论难点等问题展开研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杜维明作了“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的主题演讲，龙泉之声编辑亦采访了此次研讨会。

　　杜维明的主题演讲“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Confucian Spirit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是研讨会题纲之一“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其中的一项活动，演讲全文如下：

　　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与“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发表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是在思考的过程，这个报告是目前所构想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还请各位包容。首先，我要分享“精神性”与“宗教”的关系。精神性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没有精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宗教是选择，也许是一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是有价值的，是追求人生的意义的。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都常常考虑的事。怎么样分开？最近我有一本书定名为《儒教》，使我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上是儒家。儒家是不是可以称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有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学术传统，是一个广义地从事儒家传统和学术的研究。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对于儒学的研究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问题来，说儒学、儒家是不是宗教，反映了提问题的人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假如一个学者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或者儒家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水平，或者儒家再要经过奋斗才能成为宗教，你可以肯定：这位先生或女士对于儒家的了解是从“一神教”，就是说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来的。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僧侣阶级、没有权威、没有教会，这就不能算宗教，所以他对宗教定义的非常确定。假如一位先生或女士说，儒家当然是宗教，可能这位先生或女士接受了一个非常宽的定义。所以完全不信仰任何宗教，所谓的“无神论”，或者信仰各种不同的神，所谓的“多元神论者”，乃至一个凡俗的，某种具有极大动力的运动，比如共产党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这一位先生的眼光里都算宗教。特别是在文革时候，集中学习毛泽东思想，确实是一种宗教：有“早请示，晚汇报”，有教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是不是有教堂？那就再说了。

　　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这个观点的出现是来自西方的“两希”的传统：“希腊”和“希伯来”的传统。宗教是来自希伯来的传统，哲学是来自希腊传统。黑格尔说：“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相当的不同。希腊的传统是一个‘视觉’的传统，希伯来的传统是‘听觉’的传统。这两个文明相当不同。”印度的文明佛教，中国的儒家、道教都没有很明确的将宗教和哲学分开来。所以，太虚大师说，“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儒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出来“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我这里简单地做个回顾：从若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开始，西方很严格的分“身”和“心”，分“灵”和“肉”，分“精神”和“物质”，这并不是西方传统，在希腊开始就有这个观念。到了笛卡尔影响非常大，现代很多学者对这个提出了质疑。

　　在儒家传统，当然是讨论“身心合一”的问题。宋明理学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在孔子时代有所谓的“为己之学”。为己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包括身和心。儒家里的“仁”，一定是在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体现。《论语》里面讲，“为仁有己，而有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很明显他是一种内在价值。最近有郭店出土的文物，给我们以新的启示。郭店所出土的这些文物，仁爱的“仁”字写法非常有趣，上面是身体的身字，下面是心灵的心，身心就是仁。很明显它是一个内在的价值。（编按：郭店楚简的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中，大约有将近七十个“仁”字。这些“仁”字，不论是出现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出现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也不论它上下文义怎样，出自那位抄手之手，全都一无例外，皆从心从身。这个字，以前也曾出土过，《古玺文编》有著录（编号5381、1149等），可惜是或者未被认识，或者误读为“信”，以致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闲置了若干年。）

郭店楚简“仁”字从身从心（如上图）。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墨经》云：“仁，体爱也。”其斯之谓欤？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把“知识当作力量”。以前在古希腊，知识是智慧；当作力量以后，对于自然是可以调节的，可以认识，同时可以主宰的。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特别在今天。曾经，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铁律，这个铁律是从“宗教”开始，宗教后来被思辩上的哲学所取代，思辩哲学被科学所取代。科学是理性，如果充分的展现，那么“形而上”的哲学就过时了，宗教其实在社会上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与列宁所讨论的“把宗教当作鸦片烟”，这一句话还要进一步地阐述，因为马克思的这一句话里有上下文。他所说的“鸦片烟”是指：对于宗教在社会上、在普罗大众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承认的。但是基本上他认为：宗教多多少少过时了。

　　我们今天讲到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宗教性、它的汉化，在儒家的传统，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儒家传统对于人的身心如何和合，人和自然如何更好的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些都是核心的价值。

　　另外，在西方，特别是从科学哲学，从政治哲学来理解，是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很多极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洛思的理论也在考虑人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在西方，到今天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哈顿（A.C.Haddon）讲的“沟通理性”，而要跳出“工具理性”，也是在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实际是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引来，是讨论人和社会，因为张力，因为有冲突矛盾，所以才要通过契约、通过协调，慢慢地使人和社会的关系得到平衡。

　　那么中国的传统在西方人来看，是有点浪漫的做法－认为人和社会可以有健康的互动。在西方，这个是已经过时了。这样说来，现在西方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每一位都接受，没有什么争议，都要重新来审视。哪一些是“普世价值”？除了“科学”与“技术”以外，“自由”，另外就是“理性”，再来就是“法治”，还有“人权”，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个人尊严。这些价值在二十一世纪好像发挥得不够充分。为什么不够？因为面对了自然的挑战，面对了人的终极关怀。所以应该有新的价值能够加入，能够互相调节。

　　这些价值很不幸在80年代被说成是“亚洲价值”，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就是：所谓亚洲价值是扎根在“儒教传统”上的价值。扎根在儒家传统有它的特殊性。我简单地举几个例子：除了“自由”以外，应该注重“政治”；“理性”之外，应该有“同情”（佛教讲的慈悲）；“人权”以外，应该有“责任”；“法制”以外，应该有“礼让”（也就是相互之间的礼貌）。个人的尊严应该和社会的团结，甚至说社会的和谐相并列，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研究，不是说儒家的传统和现代西方的科学能不能配合。当然非配合不可，它才有现代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儒家进行反思它的真正价值，就像刚刚提到的“仁义礼智信”。关于正义，关于理性以外，所谓的同情，关于责任，关于社会的团结，乃至关于礼让，这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可以和西方分享，也可以从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它内在的资源，与西方进行对话。

　　一方面是重新的了解，一方面也是经常的认识。但是在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和散布海外的华人群体，信仰都非常的薄弱，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理论没有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一就是现在对于启蒙所发生的弊病，也就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发生的弊病进行全面的批判。 （待续　系列二）

【杜维明简介】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历史哲学与儒学研究教授。1940年出生于昆明，在台湾东海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6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并于哈佛大学执教逾20年。

　　杜维明活跃于多种公共领域，曾任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于1990-91在檀香山任东西文化沟通交流中心主任。自1995年起，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所学术咨询会会长。1998年获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2001年任该校沃伦讲座教授。2001年获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

　　杜维明以应邀学者身份定期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持续主持在亚斯本学院为企业经理、政府官员、和非营利组织领袖所举行的亚洲经理研讨会年会，同时也是新加坡华裔馆理事会会员。杜维明荣获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大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荣誉教授，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2005年杜维明获母校台湾东海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服务于百人会、陲格拉夫社圈（the Triglav Circle）、以及世界智慧议会。自1998至2008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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