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意义上来看中国文化

我思考比较多的是社会现象类，特别是中国文化界的社会现象类，现在出现了很多乱局，这个乱局是我从事文化以来一直想清理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无法清理它……

新加坡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不管走多少路，好象中间总有各种缘分，要来这儿住一阵，要来和这儿的朋友交流一下。大家可能也知道我的《文化苦旅》里边的很多篇目其实都是在新加坡写的。现在我没有回来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一定要回来一下子。这次居士林，国大和作家协会联合主办这样的一个讲座，对我来说是个机会。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空间意义上来看中国文化。我想做个试验，倒不完全是从太新的角度来谈论。我只是想找一个最最简便的方式，让没有机会读很多书的、很忙的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能够用一种特殊的角度来了解过于庞大的中华文化。我们都要寻找这个方法，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应该了解、应该熟悉，而且它现在也有复兴的可能，有复兴的希望。但当你要了解它的时候，却觉得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头疼。我好几次去香港，前不久也在香港。香港一些大学编了一些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我一翻以后觉得，哎呀，这些书实在是太难了，太艰深了，连我看了以后也会不喜欢中华文化，因为它实在是难以进入。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寻找一种方法。这个完全不能怪年轻人，他们不喜欢读书，责任在于你没有找到那个阐述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寻找讲述途径的人，能够当他来接受中华文化的时候，你搭建一种方便。那么我的这个讲述，是想和我们新加坡的朋友，有好多还是从中国来的，齐心协力，一起来思考，看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二十一世纪前期找到一种话语系统。不仅仅是我的这一种方式，就能够干干净净的说明白中华文化是什么回事、它的毛病、它的问题、它的魅力、它的力量在何处。那么，今天是试验的，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就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来谈。在我看来，这样的谈法，以前不是很多。由于时间不多，所以我们的这个试验难度就更高了。这几年大家知道，我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前几天我在写那篇纪念郭宝坤先生的文章的时候，就讲到：最早让我离开中国到这儿，到国外来讲学的那是郭宝坤先生。第一站是在新加坡，后来我走了很多很多地方。日本人好多报章认为几乎没有人走得比我更多。因为譬如象欧洲，我走了九十六座城市。那么即使他们有走过欧洲的话，也可能没有走过中东、南亚、塔利班控制的时候那些地方，我全都走遍。走完以后，我觉得我可以从空间意义上来谈谈中华文化怎么回事。我们许许多多与中华文化有关的过去和现在的心灵状态，都和这个最巨大而又封闭的这个空间状态直接有关，或者说是一种空间成果。

巨大的空间

　 首先，我要讲的是一个无可比喻的巨大空间。什么巨大的空间啊？我们后来的很多很多文化现象都和这个巨大的空间有直接关系。直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特点了。它和巨大空间有关。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走了好多好多文明的故地，走了一些歧路。大抵有这么个概念：就是每一个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全世界所有的文明的发祥地的总面积加在一起，大概是中华文明发祥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这所有古文明的发祥地，所占据的面积－我不是说今天它们的国土面积，不是,而是它们当时文明滋生的那个地盘，如果综合在一起，和中华文明滋生的地盘相对比的话，那个总和正好是中华文明的十分之一，可见中华文明在空间上大到什么程度。近来我这儿记了一些数字：埃及，古埃及，把上埃及和下埃及加在一起，它的文明发祥地应该是四万平方公里，那主要是上埃及，这我都去一一考察了，大概在尼罗河边上四万平方公里，这还是算多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尼罗河边上的绿洲啊，现在逐步逐步的缩小。当年可能是按照它的范围最大的时候来计算的。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比中华文明早得多，早期也辉煌得很多。两河文明就是伊拉克所在地。后面要讲到的是，文明最繁华的地方，现实的情景最糟糕，完全成反比。那两河文明的范围大一点，因为它要从现在的黎巴嫩这么算过来，新月形的算在一起，大概几万到十万平方公里，撑足了十万平方公里。两河文明的发祥地是弯的，是不连贯的，一直到伊朗高原的边上。我想很多旅行的朋友大概都会有这个印象，美索不达米亚这么一个文明，我认为它最辉煌的时代，我们叫巴比伦文明的发祥地，我想这些文明可以和古老的中华文明对话的那些大文明，不是小文明了。希腊文明呢，那个地方就比较小了，它那些小的邦国只有几千平方公里，这样加在一起，有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加在一起大概也就一两万平方公里吧。希腊文明的全部发祥地，相比较而言，这些文明当中比较大的是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印度河和恒河，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大概十万平方公里。恒河大概也是十万平方公里，这都是满打满算，就尽量往大里算，加在一起呢大概就是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的总数，大概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大概是这么个概念。那么当时中华文明，就在黄河流域，它文明发祥的地方：八十万平方公里，再加上现在知道的长江流域，譬如我家乡（余姚横渡）那个发祥就比较早啦，还有譬如我们都知道的象四川三星堆，长江流域其实文明很多，再加上现在知道的西南、辽河，都加在一起呢，大概整个中华文明早期发祥的地方是五百万平方公里。那如果说它们的总数是三十五万或者到四十万平方公里，那中华文明发祥地加在一起是五百万平方公里。那真是够大的了。就是把象样的文明的总数加在一起，它们是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十分之一也不到，是个巨大的空间，这个巨大的空间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空间看上去是空空荡荡，好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但是你如果到耶路撒冷那么站一站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我想去过耶路撒冷的朋友应该很多。尤其是犹太人的那堵哭墙，很多犹太人都知道。犹太人流浪几千年，实际上留下的最后一个空间就是这堵墙，而且还是战胜他们的军队要证明自己的胜利留下的那堵墙。所以他们见到它会哭，就会吻那些墙，和人的嘴唇差不多的地方，一片乌黑油亮，这是吻的结果。砖缝里边要塞很多很多的纸条，这是给上帝的邮电局塞进去的，大家都哭。他们这堵墙上面就是伊斯兰教最大的清真寺，不远处，我们都知道又有耶稣受难那条苦路等等，就是几个宗教紧紧的挤在一起，几个圣地都挤在一起，你马上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几个极伟大的文明，当它们没有足够的空间的时候，文明自己变小了，文明自己变得特别的斤斤计较了。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本来是很大的文明，它为了在这个地方争多一个空间，必须把自己削尖，把自己变成武器，把自己变成一个防守的形体，都很尖锐，顶在一起。三个尖角都顶在一起。耶路撒冷强有力的说明了一个小空间怎么把文明变小了，把文明的质量改变了。我在耶路撒冷那堵哭墙前站了一会儿，正好有一个中国大陆去的农民企业家代表团在那儿。他们有的人也看我的书，也认识我。有一个说：“余先生，您也在这儿啊。您看，哎哟，真让我们感动。这些人都不远千里来了以后，看到一堵墙，就流着眼泪，头往上面撞。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爱国主义。你看谁往长城上这样哭啊？”我马上就知道凤凰卫视的镜头在后面，我转过身去讲。我说：“这些朋友可能有一点搞错了，我们不必要这样做，因为理由呢，中华文明是受尽苦难，也是有过颠沛流离的时候。但是和犹太人相比，因为一直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大空间，所以他们的那种悲掺，中华文明没有承受过，就是所谓的泱泱大国的感觉啦。”这是让这个文明一直保持着它的基本气度。哪怕是北方胡人的铁骑已经践踏中原的时候，可能在柳暗花明中还有老学究在教孩子们朗朗书声啊。这个文明还一直保持着，这种大的感觉，我不能从一般的积极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但只能说明一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同意的就是：其实，小空间实在是会把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改变。而存在状态反过来会改变这个文明本身的质量。这倒过来我想大体上能够明白这个“大”，确实有它的正面意义。

但“大”也有反面意义啦。散落不开啦，或者为了在那么大的地方实行一种精神统治的话，它可能用集权，用暴力，它只能是这样。那么一定会走到反面去。但是在文明的形体上，它一直保持着一种大气，一种大的结构。它永远不太可能把整个文明削尖了。削得尖尖的去做武器，去对付那一个方面，好象不是。在耶路撒冷，我真是一直有这么一个担心，他们那儿尽管战火纷飞，尽管我们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因为总是有炸弹爆炸的可能。但是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们那儿的文物发掘工作一直做得非常热闹，到处都在挖。我们就很担心，作为旅游者的很担心，不知道挖出来的文物对哪一个教派有利。那么，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历史学家又会大作文章，这些文章看上去是学术，其实是论战，是文明的一种发炎。但这个文明已经变成一种刺、变成一种刀。对别人来说，是一种不吉祥的存在，对文明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如此，这是第一个大感觉，就是它无可比拟的大。这个我后面要讲到，它可能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

　高高的围墙

第二个特点呢，要讲的是“高高的围墙”。这个围墙太高了，这造成了中华文明又大又封闭。高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看当时中华文明唯一能够和其他大文明交往的，就是我们西边的路。因为无论是埃及文明、是希腊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后来发生的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都是西边和南边，或者是西北边的那条路。但这条路，世界上最高的山全在这儿，是高高的围墙。如果说西北部分，那么我们说有天山、昆仑山。西南部分：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唐古拉山。地理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八千里，海拔八千以上的山有十二座，八座全在喜马拉雅山。高峰全在那儿。那个实在是高高的围墙，很难逾越。于是文明很难进来，中华文明很难出去，完全挡住了。大山的里边还有一堵围墙，这个围墙就是沙漠。那个最早把敦煌的文物成批运到西方去的那个斯坦因，他的日记里边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就是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在几大文明之间设置那么大的屏障，除了高山之外还有那么大的沙漠。这个沙漠东西宽度是一千五百英里，南北的宽度是五百英里，里边寸草不生。滴水乌有，没有任何生物。你要有多大的勇敢才能横越这沙漠，才能逾越这堵墙呢。除了那堵墙还有这堵墙，如果说还有第三堵墙的话，那是人造的，就是我们的长城。因为游牧民族，就是在那个沙漠里边还有草原，游牧民族在草原里边活动。而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这是完全两种文明。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古诗啊，经常会出现我们和胡人交往的各种各样的诗句。胡人到底是游牧民族，有的现在还是中华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是完全两回事。农耕文明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安安静静，也不愿意多迁移。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骑在马背上，哪里水草丰美就往哪里。家在哪里？家在马背上。这两种方式使得农耕文明把游牧文明的铁骑看成是一种骚扰，是一种侵犯的力量。于是，做了一堵人为的墙。我们现在的气象学家非常惊讶的发现：我们如果在中国的地图上画一条四百毫米的降雨量线，四百毫米在气象学上非常重要，因为平均降雨量超过四百毫米的就可以种地了，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的，是游牧文明，因为不能播种，让人惊讶的是，这条线画出来以后，和长城不谋而合。这其实古人倒没研究过降雨量，但是他们一定是靠雨知道这儿可以耕种，那儿不可以耕种，所以造了长城。造了长城以后，这个长城是农耕文明阻挡游牧文明的一堵高墙。有了这三堵墙以后，中华文明要去和其他文明如：希腊文明、中亚文明沟通，那实在是太艰难了，这条路几乎走不通。所以，我讲过，他们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和中华文明无关。古希腊悲剧里边老会出现一个叫做“波希战争”，就是波斯和希腊之战。大家看看现在的地图也会惊讶，波斯就是现在伊朗。伊朗和希腊打战，那个距离实在太遥远了，但是当时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亚历山大一打就打到印度来了，那也是够遥远的。从马其顿一直打到印度，但他们已经是来来往往，打得热火朝天。可是中国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得那么热火朝天。这完全在一堵高墙里边，过着自己的日子。而在这个高墙里边呢，是一个辽阔的空间，非常自足的一个空间，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我们从正面讲，令人很惊讶的是，他们好多文明的灭亡都是被其他国家远征，或者自己打其他国家灭亡了。中华文明不仅没灭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里边打来打去，但是它从来不想去打外国，哪怕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想到要在什么时候去打打希腊，或者打打埃及，大家说他们缺少世界地理知识。那么，是的，但是当时的那些打来打去的国家的帝王，他们也同样缺少世界地理知识。他们只知道：远方有强国，远方有财宝，他们就骑上了马背，一般都是这样，但中国的帝王没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堵墙躺在那儿。如果人为的墙我们不算的话，至少两堵墙：辽阔的沙漠和冲天的高山，他们根本出不去，出不去以后就没有这个想法，想到的就是国内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文化圈里边的事情，文化外面的事，很少去想。由于很少去想，又由于这种封闭，就造成了清朝晚期的很多很多笑话。但是长时间的封闭，自足的一种思维，独立的一种思维，独立的一种文明。我们现在用一种比较乐观的、夸张的手法努力的讲丝绸之路。但是和其他文明当中的那种交往相比，那种导致后来完全到了混血的地步的这样相比，中华文明和它们基本处于阻隔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文明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了，就是辽阔还有被隔离。

陌生的大海

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陌生的大海。这也是空间意义上和中华文化直接有关的东西，和我们的思维也直接有关。大海，中国的海岸线并不短。但是，大海对古代的中国文化来说比较陌生，这个非常奇怪。这是紧贴着自己的一种存在，却对它特别陌生，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我到欧洲走了那么久的时间，反复的走，还有在中东也走了比较久的时间，慢慢的就同意了好多历史学家的那么一个判断：中国虽然有非常长的海岸线，但却为什么和海洋一直不亲近呢？很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缺少大的内海。这内海就是从海湾到陆地里边来，我们缺少地中海，我们缺少波罗的海，我们缺少波斯湾。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渤海，太浅了，这个真的太少了。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人类很难做真正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样的航行，中国没有这样的内海。有一个这样的统计就是：离大海八百公里以上的国土，占中华文明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欧洲没有一个城市离海超过三百公里，哪怕是那种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内陆的那些城市象维也纳这些都不超过三百公里就可以到海，但说起来它已经是内陆了。所以就是从它的主体的空间来说，和大海其实是比较陌生的。它没有亲近的那个过渡，那个过渡就是内海。这是在空间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和海洋文明那么的生疏。一般人就产生一种恐惧，巨大的恐惧。而封建帝王呢？产生另外一种心理，这个心理就是：我要严厉的控制我手下的任何土地，但是海洋我完全无法控制。所以要老百姓尽量不要出海。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禁海的，就是不能出去。表面理由是倭寇，怕渔民们和倭寇勾结，而实际上呢，帝王的思想是我无法控制那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大家想这都是封建帝王的思维。本来是认为内部的事他还可以控制的嘛，而这个肯定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说，我无法控制我就不知道你们要干些什么事，所以就禁海，这样就更加造成我们对海洋的陌生。在中国古代的诗文就更明显了，譬如庄子写到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深。”觉得太大太远，就是这种不亲切的描述方式。而我们都知道李白写的“烟涛微茫信难求”。“烟涛微茫信难求”，大体能表达中国古人对海的一种基本判断。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海运无论在航运的成本、无论在货物和人口数量上，都是发展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只要海运发达起来，它的经济，它的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在内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中华文化一直对大海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例外的是郑和，郑和航海到了很多地方，郑和航海后的结果却是更严厉的海禁。更严厉的海禁里边有一些道理，按照我们今天看来，我看到一些奏折，觉得这些奏折是特别有理性的奏折，就是中国不能玩这样的游戏了。大明王朝想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世界，派了郑和一次又一次地出去。出去以后呢，船大，花钱非常多，路上死的人也非常多，那个数字都非常惊人。所耗费的钱和死亡人数都非常惊人。而且象我前面讲的，从古代到后来，中国人对外面一直没有领土要求，从来没有产生哥伦布的一点点想法。郑和走了那么远，他脑子深处没有一丁点儿的领土想法。所以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出去呢？出去就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去宣传大明王朝的威风的。那宣传的费用就太高了，当时的好多奏折就是这么一计算以后，觉得宣传的费用太高。为什么要死一万多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你回来以后带回来什么啦？是没什么用处的东西，所以大明王朝的国库越来越空虚。当时有理性、比较清楚的人觉得，别玩了吧。好，就不玩了。事情发生在十五世纪，但是，就在这个世纪，在郑和决定不玩了的以后六十年，哥伦布出发了。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人类的一次地球大发现的活动，就是中国人走出去早了一点，结果在这么个大活动当中，他反而缺席了。因为早走了六十年，反而缺席了，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世纪，这是在海上失之交臂的十五世纪。当然南美洲的文化人就说不要讲大发现，什么叫大发现，我们本来就存在，你们发现我们，叫相遇吧。好，大家叫相遇。这两种文明的相遇都在十五世纪，但是中华文明是因为早走而实际上是离开了这个大行为。但是它的内在的思维和对海洋的陌生有关。对海洋的亲近，它要晚一点。那是以两种：一种正面的力量，一种负面的力量出现冲撞。正面的力量来自海洋的西方传教士。一般他们都先到马六甲，然后从马六甲到澳门，从澳门到广东的肇庆，这样一段段的传教。另外呢，就是他们带有海盗行为的一种冲击。一开始是荷兰，那也是往往从马六甲出发，去问中国怎么回事，后来又鸦片战争。那么，海洋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堵也堵不开的出现在中华文化面前。当海洋出现在中华文化面前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诗句还擅长于写怎么和胡人打战，就是它习惯的防线还在西北，还是在长城，它习惯的防线是沙漠和草原，而不知道是海洋，就是它的表述语汇还找不到在海洋上和其他文明较量的任何信号，没有这个信号。

大河的更替

接下来，我要讲讲“河”，就叫“大河的更替”。从空间意义上，会发现中华文明是以大河作为它的基本生存的一个基地。大河，几条大河。我们一般讲起来是四条大河：南端珠江，北端黑龙江，中间两条，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一般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如果说黄河的上游呢，我们中华文明有一些朦胧的发祥。但到中游，到黄河的中游，那个是大家知道了，中华文明许许多多的重镇都发生在中游地带。你看，无论是西安，无论是洛阳，直到开封这一带，都是过去王朝重镇所在。河南，当时又是中华，河南到陕西这一带，早期中华文明的那种高强度的发祥地，也是许许多多首都的所在地，古战场的所在地。很多很多我们的哲学家在黄河岸边作出了早期的思考，例如孔子啊、孟子啊……。所以那黄河流域，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肯定都和黄河有关。您能否定西安，否定洛阳吗？政治中心所在地。您能否定孟子，否定孔子吗？否定百家争鸣的所在地吗？那都是和黄河流域直接有关。那黄河流域一定是为中华文明所奠基了。但是麻烦的事是：黄河由于太重要了，太多的政治力量集中在那儿，太多的国土都在那儿建立，所以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生态遭受到破坏，第二战乱频频。生态遭到破坏以后呢，黄河决堤的次数不断的增加。战乱频频呢，普通老百姓必须逃难，往哪儿逃？往南方逃。这南迁大概从晋代开始形成高潮，不断的往南走，大概到宋代的时候已经很明确，经济的重心已经落到长江流域，长江将要担负起整个文明当中的经济中心的角色。如果黄河是理性的、堂皇的、勤奋的，或者说有点枯燥的话，那么长江就完全不一样了。前不久那个李白落水的地方，叫采石矶吧，那儿的人决定要竖立一块碑，我就叫写了一个碑。我现在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一条河象长江那样充满诗意。李白在这儿去世了。往上溯一千公里，屈原又在那儿自尽。中间的中段上有个黄岗，苏东坡在那儿写“大江东去”。就凭这三个诗人可以说明，这条河的诗歌浓度了。我们一想就知道，长江和黄河是完全另外一种性格了。这我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这正是风土历史决定一条河的不同性格，以及决定一个流域的文明的不同色彩和不同气氛。长江流域和黄河文明，没有因为各自的不同性格而征战过。长江文明以它很神秘的高浓度存在，非常快乐的迎接了从北方来的流浪者。当然有一些流浪者在长江流域定居，有一些流浪者还要继续流浪。譬如我们的客家人，要继续流浪，走了很多很多路，那是非常杰出的一个群体，这永远要走路的一个群体。突破空间限制的人。所以后面我要讲到，空间是限定了我们，但又产生了一种突破空间限制的力量。到宋代为止，经济中心已经落到长江流域。这儿有好多好多统计数字：居民的户口啊，当时的贸易情况啊，经济状态啊，都有大量的记录。由于对大海的陌生，由于中华文化终要讨回这个赶不上时代，赶不上世界规模的这个欠债，中华文明如果要生存下去，它总要补这一个课。于是原来并不太看好的一条江，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珠江，最南端的那条江。无论是传教士的来访，从意大利出发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无论是鸦片贸易，都要和珠江直接有关了。第一次要和海洋进行文明和不文明的亲近，这些事情首先发生在珠江流域，所以许许多多悲喜剧也就发生在珠江流域，这条江的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只有这条江的江水第一次承受着从非常陌生的地方来的文明。那时马嘎尔尼跟乾隆皇帝去谈判，也是希望看看在珠江流域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客栈，做一些仓库，有没有可能再次谈判，还是谈珠江流域的事情，希望在那儿做一些事情。后来的情景，大家都知道了，在那儿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悲剧，悲剧越来越多。这个悲剧，写到历史书上的悲剧，大家都很清楚，还有一些未必写到历史书上。但是这些存在的事实，以后可以写成好多文艺作品的，我有一段时间，发现了一点，就是当时林则徐他们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特别好奇的是谁作翻译？后来慢慢的明白了。作翻译的人其实是除了少数传教士之外，多数是突破了海禁，悄悄地在沿海一边做生意做贸易，就是首先闯到南洋的这批人，作翻译的。这些人，非常可怜。作翻译是他们，但是他们随时随地可能被置于死地。因为你已经有突破海禁的这么一个罪名，官员一不高兴，随时随地说你本来就该死的嘛。所以我们在看好多谈判记录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官员开始和外国人打交道，打交道不高兴的时候，杀的是翻译，因为无理的话是从你嘴里出来的，外国人的话我听不懂，这是你讲的。名不见经传的、外语水平其实也不一定很高的那些翻译死了很多，这就是珠江流域的悲剧。因为要感受这些悲剧、要沉淀这些悲剧，所以珠江流域在中国文化史上终于有一天出现了一鸣惊人的事情，就是：康有为出现了，还有出现了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一下子就进入了中国文化史，而且，它当时的浓度是远远超过黄河和长江的。这默默无闻的珠江，因为承受得太多，它看到的大悲剧小悲剧太多，所以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来改变这一切，所以珠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改写了中华文明的一些历史。三条河的那种交替啊，就是角色上的交替，我觉得即使在空间的意义上，也非常有价值。这三条河的性格，它们的命运，它们的交替，都非常有价值。

中华文明的特点

上面所讲的一个大体的结构呢，造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由空间，由地理空间所造成的心理空间特征。这个特征呢，首先是很好的，开阔、包容、心气平和，大体上心气平和。因为地方大，所以中华文化的主干是一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和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耶路撒冷觉得这条路走不通，我就不活了，我一定要走下去。但是一个具有巨大空间的中华文明给大家的思维，就是到处都可能峰回路转，到处都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船到桥头自会直。因此有非常巨大的流转空间，天无绝人之路。这是最大的空间给这种文明的一种特殊的开阔和包容。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有的时候也带来某一种不认真，因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绕道而行。对于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它就不认真解决了，我另走一条路就对了。所以好多复杂的学理问题也就无法面对，就绕过去了。而且什么路都走得通，怎么走都行，后来发现世界上的路确实可以很多。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就是，你说中庸之道也好，我们现在讲的叫弹性哲学也好，它很难极端。极端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很多，但是它做不长。另外这种空间特征因为辽阔的空间被层层迭迭的围墙保护住了，又那么辽阔，大家安安定定过日子。所以它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务实的、必需的精神，在这块大地上非常普及。农耕文明，务实必需。经验理性，不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冥思苦想。

象古希腊的哲人，站在古希腊海边，想着彼岸世界。这种高层的思维呢，是非常了不得的，也是我们现代人好多思维的基点了，这个在中国就比较难做到，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是经验理性。经验理性用最土俗的话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才是一切，明确的循环论。我们永远在此岸，对彼岸的向往，或者彼岸和此岸之间的距离比较难设想，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三，当然是保守自闭。因为高墙太多，大海神秘，无法亲近。所以保守和自闭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的时候，他的客厅里边挂的一幅世界地图，对中国文明具有最大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中国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在世界地图当中，好多官员看了以后都会震撼。后来的传教士为了以此说明世界之大，要来向朝廷说明，他们作了一个小手脚，就是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最中央，使他们心理比较平衡一点。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切我都有了，没有我没有的东西，乾隆皇帝对马嘎尔尼的回复就是这样。所以要在广州那一带做点贸易，用一点仓库，乾隆皇帝的批示，意思就是：我们大清王朝什么都有，要贸易干吗？

第四个，这样的一个大而封闭的文化呢，它必须造成一种心理就是：集权和可控。集权可控的心理是对历届的意识形态和操守要求特别强烈。因为地方大，你要把它管住，不管那算不算是一个国家，或者算不算一个文明。本来小农为什么要集权呢？这个可控或者集权，一定是有理由的，不是他们的一种欲望。因为地方大。那么按照农耕文明来说，知道有两点：它是要求集权，农耕文明本身要求集权。本来小农为什么要集权呢？就是任何小农哪怕是组织起来的村落，都无法防御游牧民族马队的入侵。这游牧民族马队，那个马术之好，身体之强壮，那不是一般的自耕农所能防御的，甚至一乡一县都没法防御的。所以它祈求国家力量来防御。其次就是我前面讲到几条江了。也就是说，人们从黄河迁到长江的各种原因当中，一条原因就是：黄河的决堤太严重了。比长江厉害得多，也就是对农耕文明来说：水利极其重要，而水利绝对不是自耕农所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个小的地方政府能解决的。因为地方政府能解决长江的问题吗？能解决黄河的问题吗？无法解决。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这种散落状态的自耕农，它在那么辽阔的地方，它就会有一种集权要求，这要求被沉淀了几千年，后来就成了一种民族的自然意识。有了这么几个特征啊，就比较开阔，比较包容，那就是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突破空间限制的人

由于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也带来了一种人，有一群高贵的人，他们要探寻这个辽阔的空间，和突破这个辽阔的空间。空间大，所以好多人就想探寻它。因为空间大，后面有没有其他空间？这是个巨大的问号。太有诱惑力了。探寻的人少一点，但是总还有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以旅行作为自己使命的高贵的文化者的队伍。中国历史上突破空间的高贵群体有那么一些。第一叫使者，使者突破空间，代表我们的文明的一种集权的力量，出使西域，其实郑和也是使者。从中国古籍上，有个神秘的穆天子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象神话一样，很难相信。但是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他对西方的描写，有的地方太真了。让我们觉得他好象真的到过。比较可信的是从汉代开始。譬如象张骞啊，班超啊，还有班超的一个手下叫甘英。我对这个人很重视，因为我怀疑他已经到了波斯湾，甚至于到了红海。

　 第二种呢，是行者。行者不是我所说的“行者无疆”里边的行者。我的范围比较大，是旅行者。我这个行者是佛教徒。佛教徒，使者。他们突破空间的力量特别大，因为他们有一种宗教理念的支撑，有一种奉献精神。再加上他们从各种各样的途径知道，还有另一种高贵的文明存在于九州之外。所以实际上真正翻越刚才我们所说的喜马拉雅山，翻越帕米尔高原，终于到达了印度河文明的那个文化人，就是佛教徒。象法显，象玄奘，这些都很了不起。我自己在巴基斯坦一个叫Taxila的地方，呆了很久。因为我知道那无论是法显，无论是玄奘，都会非常欣喜若狂的说：“我终于到了中天竺”的那个地方。就是从中华文明遇到了印度河文明的那个地方。让我很感动的是，当年玄奘在那儿出现的时候，他三十岁，但是法显老和尚出现在那儿的时候，是六十九岁。按照中国的说法是七十岁了，七十岁的老人居然翻越了今人靠现代的爬山技术都很难翻越的帕米尔高原。而且他们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真的把另外一种文明带进来，完整的带到了中华文明那儿。靠的是高贵的旅行，突破了空间。

佛教在十三世纪在印度基本上是灭亡的时候，在中国却得到了最好的保存。不仅中国，在整个华人地区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欧洲的历史学家说：我们不能够设想如果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印度的历史将怎么写？就是这个佛教旅行者居然把人家去取经那个地方的历史补全了。我曾到释迦牟尼出生的那个地方，在尼泊尔的蓝毗尼，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旁边塑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上用英文写着就是，为什么确定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呢？它说中国著名的旅行家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写过东是什么，西是什么，来决定，果然如此。所以象这样的佛教旅行者，他通过两种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而且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突破空间的第三种人是学者。使者，行者，学者。学者是怎样的人呢？譬如象司马迁。他虽然没有到其他文明地方去，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走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因为，我现在算了一下，他当时居然到达了我们用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计算的十六个省。在交通那么不方便的情况下，就靠他的步行和偶尔有一点帮助情况下，走遍了十六个省。所以我们看他的《史记》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他是在创建历史，同时又在创建文学，因为那个地方他到了。到了以后呢，他对现场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心灵，他写出的历史带有文学性。所以司马迁这个人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发生历史事件的地方他都到了，他能够触景生情，而情一旦产生，这个历史就变成文学，文学就具有历史的价值。司马迁是一个学者型的突破空间的人。他没有把自己限在一个小地方来作文章，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很多，譬如在明代的时候有徐霞客。他走的地方，比司马迁更多，十九个省。那么，有的大学者象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就是完全在旅行当中来研究学问的。他有一句最漂亮的诗叫：“常把汉书挂牛角”。他骑着牛旅行，牛角上挂了一本《汉书》。是多么漂亮的旅行者的形相啊。“常把汉书挂牛角”。他说孔子是谁，孔子“一旅人也”，就是一个旅行者而已。

　 第四种突破这个空间限制，勇敢的去感受别的空间、陌生空间的人，叫诗人。这我们都知道。诗人一定要突破空间。诗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他对于空间的感觉呢，我们要从诗的角度来思考了。这我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谁都知道的李白。李白写下了凡是华人没有人背不出来的思念家乡的诗：“床前明月光”。我非常赞成日本的一个李白研究者，一个教授所写的这句话说：“我判断李白故意要把自己放在异乡感的那种感觉状态之上。他永远有一幅眼光，用陌生的眼光来看着自己脚下所走到的每一块土地，永远给它以陌生的眼光。由于陌生的眼光，于是他每次都可以惊叹，惊叹当中有他特殊的理性，惊叹当中有自己特殊的发现。他永远把自己当作是异乡人。”就是他乡和故乡的关系他讲得太多。那这种对空间的突破呢，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学者的突破，使者的突破，和行者的突破的另外一角度了，他从艺术的角度来突破了。

　 第五种对空间突破的人呢，那有点特殊了，我的文章多次提到了，叫贬官。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贬官，就是一下子被贬下去了，太难过了，就是那么一路上写诗。由于难过写诗，也写出很多好诗。象韩愈，韩愈反对迎送佛牙，结果被皇帝一下子就贬到潮阳去了。他写出了象“雪涌蓝关马不前”这样非常美丽的诗句，这个是贬官的典范。贬官当中，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应该是柳宗元了。他一贬以后就成为一个大文学家，写了《永州八记》。还有一个最可爱的就是苏东坡，苏东坡一生是一直被贬，贬，贬……。由于贬了以后，他对异态空间就更熟悉。他本来的空间在朝廷里边。他考了一个官，考到了科举以后，一直在做官。他的文章写得再好，过去写的主要也是策论，就是关于朝廷的政策。但是一贬以后，不允许你写这个文章，你已经犯这么大的错误，不准。好，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没有一个朋友给他回信，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没罪。但是朋友就这样的不值得信任，没有人给他回信，所以他非常非常难过。后来他也开始放松，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唯一可以对话的是自然，是天地。于是他放弃了一切，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写出了《水调歌头》，写出了“大江东去”那些跨时代的作品，这是叫贬官文化。但这个贬呢，我要给它一个限定。这个限定就是陌生的空间对他的震撼和对他的刺激，不能让他被贬当中带有过分的灾难。大家看过我《山居笔记》有第二篇文章叫“流放者的土地”。我花了很长时间到东北去看原来宁古塔的所在地，现在的宁安县一带，那个地方就是清代由于各种各样朝廷的案件，江南很多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流放在那儿了。那儿，也不可能出现苏东坡，出现不了《前.后赤壁赋》。因为那个迫害已经超过了最低的限度，已经到了无以伦比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说，贬这件事可以刺激文化，认为它是好事，这完全不对了。你想，到东北去这样的流放，他能活过来就了不得，那里边也埋藏了李白和苏东坡，但他们没有能够写出东西来了。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当管辖稍稍松一点的时候，在桦树皮上背一些孔子的句子给当地的小孩作为小学课本，他能做的最高就是这一点了。

　 另外两批突破空间的人，一批是考生啊。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使所有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去。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你要了解辽阔的空间。了解这个辽阔的空间以后，这些人真的考上了科举以后，真的做县官，做什么，其实他们都基本胜任。什么叫基本胜任呢？因为一方面这个儒家学说讲的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一个辽阔的空间已经有一个走马观花的基本了解。他每天晚上要投入客舍，要去吃饭，要和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躲避路上的老虎免得伤害自己。很多麻烦事情你都要处理的话，那么你来管一个小地方也还是可以的。这批人使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不是书斋里边的纯粹读者。何况他们做了官以后，经常要贬。所以他走来走去就走很多地方了。也有一些人进不了科举，象李白那样的人，他不愿意考试，他成为诗人，成为一个最纯粹的旅行者，就是文化人。

前面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空间的限定，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心理次序，心理结构。但是这个心理结构总要有一批高贵的人去探寻，去突破。突破的努力使中华文化充满了生气。因为有司马迁，因为有顾炎武，因为有李白，因为有苏东坡，因为有徐霞客这些人，使整个中国文化很板正的那些辽阔、保守、随遇而安的结构里边，出现了充满活气的另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强有力的架入了这个结构。以后呢，就变成这个空间对中华文化的限定。有了正面的限定，又有反抗性的限定，就是对这个限定的一种反抗。谁也不认为司马迁的成果，或者李白的成果不是我们的正统文化，它们成为正统文化以后呢就构成整体意义上的一个大格局。这个大格局不管正面反面，都是空间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在空间意义上那种山湖河海，对中国文化的限定，中华人的灵魂对于这些空间的探寻和突破，是了解中华文化本质的一条路，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