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新看法
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选择中国人最低限度文化记忆的同时,表达了一系列崭新的学术观念,引起国内外文化界的普遍重视。作者每次观看《秋雨时分》时都会记录一些新的思维片段,现举示几条供大家参考。
1、
2、
3、《诗经》这两个字说明,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以诗为经”的群体。诗是中华民族的魂魄,这个特点甚至还带来了整体缺少科学思维、实证意识的毛病。《诗经》是平原小合唱,《楚辞》是悬崖独吟曲。
4、《诗经》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屈原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人。
5、屈原并不是“爱国诗人”,楚国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国家。与后来的国家意识比较靠近的,反倒是屈原反抗的秦国,因为它要真正统一中国,使中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屈原是超越楚国的,证据是,全国在端午节都在纪念他,包括当时被楚国侵略和把楚国侵略的地区。
6、诸子百家以教育者的身份训示大众,屈原却相反,是一个永远提问、又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转型。这个过程,后来还一再在新的阶段重复,即“教育者”上升为“提问者”。看似降低,实则升华。
7、如果说,屈原使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点原始的诗意,那么,司马迁则使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点原始的史识。司马迁以《史记》为“二十四史”定下了格局,因此他是整部中国史的总策划。他以一支史笔悬在所有王公贵胄、文人墨客脑后,使中国历史具有了一系列基本的标准。他使所有的中国人有了同一个“家谱”,使他们或多或少都成了比较在乎历史评价的人。
8、汉武帝在对司马迁实施腐刑后,反而大大地提升了他的官职。在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手上,宫廷和牢狱没有太大的界限。他把手指轻轻地滑动了人们的生死祸福之间,这种权力游戏使他真正体验到权力是什么。
9、司马迁没有反抗。低头弯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为了屈服,一种是为了扛起整座泰山。
10、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散文最好的是汉代;在汉代,散文最好的是司马迁。
11、两个高爽之地之间有一个杂乱的丛林,但对勇敢的探险者来说,更喜欢深入的正是杂乱的丛林。汉代和唐代就是两个高爽之地,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则是杂乱的丛林,里边风光无限。
12、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杂乱丛林里,仔细一看,晃动着一些熟人的背影。他们是华佗、阮籍、嵇康、祖冲之、郦道元、王羲之、顾恺之、刘勰、陶渊明、谢灵运……就凭这些背影,我喜爱上了这个乱世。
13、三国对峙,如果上升到文化层面,力量对比就十分有趣。东吴列于末位,周瑜、陆逊这些年轻将领只在乎指挥千军万马的形象,而看不起诗文。刘备那儿本来也荒于文化,幸好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化”改变的局面,一篇是《隆中对》,一篇是《出师表》。处于首位的一定是曹魏,曹操和诸葛亮在军事上可以打上几仗,在文化上却不必。他的那些诗,使他成了中国千年间第一流的文化大家。
14、在人品上我们可以喜欢诸葛亮,不喜欢曹操,但在文化上却不能以此类推。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写曹操是不可思议的,写了诸葛亮也是不可思议的。
15、在诗文上,诸葛亮在
16、三国的文化对峙,更让别人气短的是,曹操还有两位堪称优秀诗人的儿子:曹丕和曹植。
17、曹家父子三人的文化排序,历来都是曹植、曹操、曹丕,而我则坚持曹操第一,而且他比第二的曹植高出许多。曹植营造的是乱世锦苑,曹操锻铸的是洪涛绝壁。
18、魏晋名士处在“后英雄时代”,对曹操、诸葛亮式的英雄人生进行了陌生化的搁置。他们长时间清谈,玄而又玄,没有逻辑,只求骇俗;他们在山间啸吟,没有内容,只是与自然相溶的气流。他们我行我素,喝酒吃药,早就不听三国故事,因为觉得三国故事都太功利、太残酷、太世俗、太作秀。他们对三国,连批判的兴趣也没有,因为一批判,就进入了同一个价值系统。
19、三国人物的太较真,与魏晋人物的不在乎,都表现得十分响亮。但是,这个漫长时代的最高人物是隐潜的,既不表现出太较真,也不表现出不在乎,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而最重要的却是他,就像厚云把顶峰遮住了。他,叫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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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
(本文选用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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