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神到杜丽娘 人性的觉醒

洛神和杜丽娘都是古典文学中极具完美气息的女性形象，汤显祖把《牡丹亭》中杜丽娘之母，安排为甄妃洛浦的嫡派，除了说明杜母出身高贵，杜丽娘系出名门外，更多的还与《洛神赋》中的梦境幻游有相连关系，都是在神幻之中表达对“至情”的追求。而这两个追求至情的女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关于洛神形象的解析大致有“理想化身说”、“甄后说”和“曹植自喻说”这几种。关于《洛神赋》寓意的理解大致有“感甄说”、“理想失望说”、“记梦说”、及“寄心君王说”等。本文主要从文本出发分析洛神形象及《洛神赋》整体的感伤氛围和情致，所以暂且不论众说纷纭的种种说。

　　传奇故事中的才子佳人皆出自书香名门，《牡丹亭》中也不例外。《牡丹亭》第三出《训女》中写道：“自家南安太守杜宝，……乃唐朝杜子美之后。内有夫人甄氏，乃魏朝甄皇后嫡派。…见世出贤德。甄妃洛浦，嫡派来西蜀，封大郡南安杜母。”以此暗衬杜丽娘是才貌和品性俱佳的代表，她才貌端妍，“名为国香，实守家生，嫩脸娇羞，志诚端重。”汤显祖单选甄后嫡派身份，而不选择历代贤德皇后嫡派，大概就是受李善所注《文选》中，《洛神赋》原名《感甄赋》说法的影响吧，《洛神赋》中洛神宓妃伫立山崖，“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尽显其完美化气质，对人间爱情的向往追求，在汤显祖看来洛神也许算得上是一个“至情”的人物。

　　另一个联系，与汤显祖所钟情的梦幻有关，“‘余’梦感洛神宓妃，柳梦梅与杜丽娘梦感成婚，这类故事，‘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杜丽娘和洛神从才貌和性情上都是完美女性的化身，更是至情的代表，但是她们的命运结局却不同，而且同是梦感的故事却也传递出截然不同的情感。

　　杜丽娘“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伤过后，却能追求至情，超越生死，不惧阎王，金銮殿上据理力争，几经艰难，最后大团员结局。而洛神却只能“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再看男主角的表现，三妇评《牡丹亭》中提到“若柳生者，卧丽娘于纸上，而玩之、叫之、拜之，既与情鬼交，以为有精有血而不疑，又谋诸石姑，开棺负尸而不骇，及走淮、扬道上，苦认妇翁，吃尽痛棒而不悔，斯洵奇也。”杜丽娘和柳梦梅的至情至性使得故事所要表达的文化意义更加顺理成章，以情反理，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整体化的带给观众积极向上追求个性解放的情绪。以至于在同时代的青年中激起相当大的波澜，其在民间的影响力不亚于五四时期《娜拉》在中国的轰动。

　　《洛神赋》中“余”虽“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却无奈于“无良媒以接欢兮，”只能“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极爱慕又有“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的恍惚迷茫，最后与洛神哀人神殊途而失之交臂后，又“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怅盘桓而不能去。”“余”在故事中是个畏葸不前，犹豫矛盾的人，最后只能以人神殊途而遗憾离去。洛神“至情”的情致遇到了悲观矛盾正踟蹰的“余”，也只能抱憾而飘然逝兮。整体给人传达的是人生无常，无奈失落的感伤情调。

　　两部作品的背后是作者身处时代的整体思想文化和精神风貌及作者个人的人生信念的差异。

　　曹植所处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两汉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局面彻底崩溃。在时局不稳、政治黑暗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天人合一的经术和谶纬宿命论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核心怀疑和否定正统思想后对人生的执着。东汉末年，文坛始终弥漫着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悲伤，直到建安时期的大部分作品中也常见这种无奈失落的情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处一世，去如朝露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建安风骨“慷慨多气”深刻表现出对人生、生命极力追求的风貌，但仍摆脱不了整个时代的悲凉无依感。他们从思想的奴隶中摆脱出来，社会和意识形态处于混乱状态，“从对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中，领悟出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追求和留恋。也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这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重视的哀伤的是生死存亡，命运无常，慨叹的人生的脆弱和短促，这种基调始终笼罩在知识分子脑海之中，建安风骨的积极进取是在无常短促中的挣扎与坚强，只是上层贵族也逃不了人生的无常，“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就连曹植也是荣耀才情，起落无着。时代进取之音中散发着在“一切信仰功业学问不怎么可信可靠下”，迷茫失落的感伤气息。所以《洛神赋》始终传递着患得患失怅然矛盾的伤感情调。这也许就是整个时代的主音调，矛盾着反抗命运。所以说魏晋是个“人生觉醒”的时代。

　　如果说建安时期的反抗和进取是淡雅的，那么明后期这一股反程朱理学，崇尚人性解放的潮流就较为浓烈且全情投入了。他们要反抗的是更为压抑沉重的意识形态。

　　汤显祖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当时思想界“二大主教”的禅宗佛学家达观和尚和“异端之尤”的李贽。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大多是出身社会下层的人物，他们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所谓“百姓日用”，就是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欲望和要求，用抽象普遍的“人情”，去反对束缚思想、矫揉造作的理学。而明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的产生，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文学的需要，都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异端之尤”的李贽，公开提出不要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说六经、《论语》、《孟子》上讲的话并非亘古不变的真理。汤显祖对李贽很崇敬，而且有交往，称他为“卓老”，因为李贽的号叫卓吾。李贽被封建统治者关进监狱，迫害至死，汤显祖写了《叹卓老诗》表示深切的哀悼。在罗汝芳，李贽、达观的影响之下，汤显祖的思想带有较浓的离经叛道色彩，被封建卫道士目为“狂奴”。汤显祖在寄达观和尚的信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是“一刀两断语”：揭示出“情”与“理”水火不相容的尖锐对立。汤显祖极其重视“情”，反对“理”，他的“至情”理论是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这“至情”是与生俱来，不受约束的，他所要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以此为反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叛。

　　汤显祖的思想代表了明后期从嘉靖到万历时期个性解放思潮的最高水平。他认为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于文学作品中“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所以在《牡丹亭》中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反抗态度是决绝的全情投入的。他们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是为了更好的鼓励观众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激发观众积极昂扬的反抗情怀。作品中带给受压迫人们力量。

　　这种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潮，带有早期人文主义的气息，激发人性的觉醒，于人性中解放个性。

　　从洛神到杜丽娘这两个典型时期典型文学作品的“至情”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觉醒”的进程，由“人生觉醒”后的感伤迷茫到“人性觉醒”后全情反抗的豪壮激烈。时代给了人们思考的空间，人们把思考过后的情怀融进了作品之中，后人再从作品中去探究人类思想进程，去体会思想的情致，去倾听时代的音调。

参考文献：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2006.4

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