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与中国文化历史命运（一）

先秦儒学，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思想形态，要想深入准确地认知它的内涵，就必须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追根溯源，对其形成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文从“有典有册”的殷商文化入手，通过祖与帝、德与天、仁与礼、性与命等四对先秦重要哲学范畴之联系、发展的研究，揭示先秦儒家哲学演进的逻辑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

一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周因于殷礼”。那么“殷礼”（礼即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祖先崇拜，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化现象。以前，不少学者企图通过解释甲文中的“且”（祖）字，揭开这一崇拜文化的内在密秘，但据唐兰先生考证，且本指切肉的木墩子，因声假借，才做了祖先的祖字（唐兰：《殷虚文字二记》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因此就这个字本身而言，是看不出任何神秘意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殷商时期没有存在过对祖先神的种种神秘认识。祖先崇拜脱胎于图腾崇拜，图腾崇拜至少有两个功能，即生殖功能和始祖神功能，祖先崇拜也基本如此，殷人十分重视对生育神的祭祀，他们的“高媒神”（司掌生育的神灵）就是女始祖简狄（参见《月令》注疏）。这种生殖崇拜现象反映了殷人对“人的生产”的自觉，对族类存在的认识，它是由图腾崇拜向祖神认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祖神崇拜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对传说中的先祖功绩的神化；一是从图腾神观念中分化出来的始祖神观念。前者提供的是历史的根据，后者提供的是思维的根据，用后者加工前者，即把图腾信仰中充当自然、氏族、个人之生命关联的中介物──图腾神变成祖先，便形成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神崇拜。祖神崇拜作为一种纯文化现象，摆脱了人们认同于某个神化自然物（图腾）的思维模式，而直接认同于先祖。只有这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他们信靠祖先，事无巨细，都向祖神祈祷，希望从它们那里得到帮助，获取丰年。这实际上是企图通过祖先神来实现人对自然的支配。因此，在祖先崇拜的宗教形式中，祖先神只不过是一个价值转换体，人们通过与超验世界中祖神的关系，便可以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自身存在的依据和自身存在的方式。祖神作为人间的代表，实乃人类本质的体现，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过程。

在殷人的观念世界中，帝神的作用十分巨大。帝观念的形成，与祭祀活动的内化有关。甲骨文帝字通谛，谛本为祭祀形式之一种，它与燎祭等其它祭法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如被文字学家释为祭祀道具──燎柱的“示”字，在殷人的祭祀占卜中，既可以指天神，又可以指地祗，还可以指先公先王，是这些神灵的“通称”（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这表明殷人在不断的宗教实践活动中，逐渐发现了不同诸神所具有的同一性，把这种“通称”的祭祀形式内化为人的观念（一种关于诸神的共相），就为帝神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维的依。然后，再借助于地上王权的摹本，和方国联盟政体的需要，便创造出了不同于祖神的，诸方国都能接受的统一至上神。它是一种“共相”，因而可以被赋予极大的权能；但由于它的非具体性（象祖先、山河等神祗那样），它几乎得不到人们的享祭。而且，由于殷人根深蒂固的祖神崇拜观念，帝神的没有规矩的作用往往只被限制在自然领域，成为自然诸神的首领。然而它的产生却丰富了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识，是人们企图把握客体世界之统一性的初步尝试。

祖神与帝神的关系十分复杂，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以超验的形式反映了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

殷周之际，思想界发生大变革，周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本民族文化传统，损益“殷礼”，建构了周初统治阶级的精神理念，其特点是“以德为本，以天为宗”。

“德”字见于甲骨文，为依上帝之命循行察视之意。周公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重塑：

（1）损殷人对祖神的盲目依赖，益之以对祖神的效法，使祖神由权威型守护神变为有道德榜样作用的守护神；（2）损殷统治者之“诞淫厥泆”，益之以“明德慎罚”，使祖神的榜样作用与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统一起来；（3）损殷人帝神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益之以“天若元德”，使天成为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标准。

通过这三方面的损益，大致可以概括出“德”的四方面内涵：对天的态度，以德配天；对祖的态度，效法祖先；对民的态度，敬德慎罚；对自己的态度，疾敬德，无逸、孝友。这种新的观念的重心不是在神的权威方面，而是在人的行为自觉方面，反映了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化。虽然人们的每一种行为都还有来自神界的证据，但证据不等于支配力，它不过是以曲折的宗教形式肯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把人生命运的主动权部分地转移到了人的手中，为春秋时期理性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后来孔子对德的论述，摆脱了狭隘的政治观念，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任何人的行为均有关系的指称善良品行、高尚品格的伦理概念。“天”是周人对至上神的称谓。天与帝既相通又有差别，周人以天代帝基于两个传统，一是重视以天文、星占、数学为基础的筮占（殷人重龟卜）的传统；一是重视农业生产（周先人是搞农业的专家）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共同培养了周人对天之观察、认识和崇拜的传统，它同时又培养了周人浓厚的理性精神。周人重塑至上神，主要表现在：（1）削弱殷人至上神观念中上帝作用的自然特征，把天的权威重点局限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周书•召诰》）三个方面，突出了它对社会人事的意义；（2）抛弃殷人至上神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纳德于天，以作为“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的基本依据；（3）改变殷人观念中的祖帝二元性在周先祖与天帝之间建立血缘关系（《诗经•生民》），密切天与时王的关系（把时王称为“天子”）；（4）抛弃殷人对上帝的盲从行为，以理性的态度提出“天不可信”“惟人”（《周书•君奭》）的命题。

周人的这种改造使“德”成了天人共同遵循的原则，天作为有理性的人格神，由殷人猜度的对象变成了可认识可理解的对象，人作为天命的执行者，也从盲从中解脱出来，靠着自己的德行和主观能动性，参与了天命的运做。孔子讲“为仁由己”，其根子就在这里。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的式微，天的观念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传统天命观仍有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进步，天道观念开始形成。至后来，传统天命观再一次发生分化，其具有道德意义的部分，被孟子内化到人性中去，作了人性善的根据；其具有支配意义的部分，被淡化了神学色彩，而成为带有必然性的命运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