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以仁爱度一切苦厄

许嘉璐第五届国际儒学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我昨晚从香港回到北京，按照香港朋友的安排，我应该过两天再回来，还有很多没有办完的事情。但因为这次儒学论坛又要举行，所以我说一定要赶回来。他们一听是儒学论坛，也说这个很重要，就放我回来了。

我看了秩序册，这次论坛的几个分议题，我认为都拟定得非常好。“儒家仁爱思想的义理的阐释”“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仁爱思想的历史实践”都非常好。自接到通知起，我也在思考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结合香港的情况和我的见闻，也说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

如果让我概括一下当代的时代特征，那就是——这是人类精神分裂的时代，也是物欲横流、丧失自我的时代，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对立和仇恨的时代，如果长此以往，人将不仁，世界只能毁灭。

但是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些历史的传统无不围绕着下列问题思考：人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将要走向哪里？我将要走向哪里？因而在65亿人中，总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努力在反思。特别是当这个时代已经远离了历史传统，让人类在这样一个不愿意见到的环境下呻吟的时候，反思必然成为潮流。西方基督文化世界和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也都在反思，今天的国际儒学论坛以及人民大学创立的国学院和儒学研究院就是反思的成果。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都凝聚在这个民族古老的经典里，中国的文化就凝聚在五经中。为了反思，为了把祖宗的智慧作为我们前进的指示和参考，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经典不断地进行解读。中国的儒学从原始儒学到董仲舒时期，经过了孟子和荀子掺和着法家观点的解读。接着有了董仲舒的解读，应该说这是儒学发展中的一个关节点。

此后经过今古儒学的争论，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几百年的动荡，但儒学的血脉没有中断。虽然南北朝时期是鲜卑族统治，但儒学反而在家族中、地方上得到了稳固的保留。

到了唐代，一统天下之后需要一统的思想。对南北朝直到汉代的儒学需要整合，当时社会也出现了很多令人痛心的情况。韩愈自称是原始儒家血统的继承人，要振兴古文。但是无论他的境遇、经历、功底，还有他所着重的面都不堪此任。这个重任留待宋儒把它承担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阐释，这样儒学到了宋代又为之一变。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根据时代的情况重新认识这些经典。这些年来，我们在儒家经典的普及和选、注、译方面也做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已经冷却了很长时间，相隔太久。据我所知，西方伊斯兰神学和基督教神学大约每过几十年就有一批重新阐释的热潮。

各民族都在反思中认识自己的经典，认识祖先留下来的一些最根本的理念。那么就反思而言，中国与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有什么不同？

首先，到目前为止，例如美国大学夏威夷教授安乐哲先生等研究学者，在反思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所谓的真理或绝对真理时，能够理解他们的受众恐怕还没有中国多。这样相比就显出了中国的特点，现在的反思几乎成了群众性的活动。

举个例子，于丹在做《论语》的普及工作。既是普及，就不能以学术的尺度去衡量，那自然有不准确、随意解释的毛病。但是《论语心得》发行了一千多万册，就是进入了一千多万个家庭，这个恐怕各国都没有。

我这次去香港有几项活动，第一去拜见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谈古今的研究问题。因为我欠着老先生一笔债，不久前他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书画展，他打电话请我去并剪彩，但当时我在德国。这次我去赔礼的同时还就五经的问题向他请教。

我还参加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的成立大会，这是香港的朋友自己拿出钱来举办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们慢慢反思，在茶里蕴含中国的一些根本观念：比“如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等等。发起这个组织的都是企业家，学者都只是参与，这很让人感动。

另外我看了香港朋友的书房，并欣赏了香港一位企业家所作的非常高水平的书画。这个企业家的业余爱好就是沏上一碗铁观音，临帖、写字、赋诗。

这就是中国反思自己的特点，带有群众性。

因而我寄希望于这次的论坛和国学院：希望仁爱的思想从人民大学走向民间，这也是儒学的特点——知行合一。我们不是在象牙塔里去争辩，而是理解了就去实行。

我觉得这次论坛以仁爱思想为核心太好了！但如果我们读一些国外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著作就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都有一个爱，中国的仁是不是等于这个爱？我很高兴看见有学者在讨论训诂学上的“仁”的初义。

“仁”的造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只要有两个人就有“仁”的问题。仁爱就是人际关系，首先是相互相爱，但它绝不是“仁”的全部。关于“仁”这一个字的阐述，学者可以写一本书。原因是仁的包含性太强，见仁见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它如同“圣”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要一代代追求，却永远达不到顶点。孔夫子是圣人，这也是我们强加给他的。

记得有人批判杜威是乌托邦，那么孔子、朱熹又何尝不是乌托邦？我们大同的世界不是乌托邦吗？看你怎么解释。人类就是在给自己树立一个几乎永远达不到的境界，不断地追求，所以才能不断进步的。当你达到你设定的境界时，因为你站得高了，又看到前面了。这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能因为是乌托邦就否定它。这是先知先觉者的高明。我们不仅要把“仁”放到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仁”，我们还要体验“仁”。研究“仁”，首先自己要“仁”，自己无仁人之心，便难以得到一个确解！这就是中国儒学的特点。

第二是中国的仁爱之学，背后有一系列的哲学理念，比如整体论，综合论，还有中国人的类比推演的思维方法。这不仅体现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凝聚在“修齐治平”这样不断扩大范围的思维当中。同时中国的仁爱与基督的不同在于，这种仁爱是发自每个人的本心。

到了唐代这种思想又和佛家结合起来，叫见性成佛。去掉遮挡灵魂的五种障蔽，就能够觉悟成佛。觉悟什么呢？以仁爱之心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基督文化是神要求我们去爱，是看到主把他的儿子都献给我们，替我们受苦受难，因而我们也应该感恩至善至美的主。一旦给予爱，就得到救赎。仁爱思想与此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我这里没有贬低基督文化的意思，世界上的文化没有最好，只能说儒家是最适合中国人的。

还有就是研究儒家仁爱思想，应该用儒家的逻辑、用中国人的思维来研究，切忌用西方二元的观点所形成的思维方法以及分析的工具来解剖自己的东西。比较，不等于用吃烧烤的工具来喝汤。安乐哲先生就是世界著名的比较哲学家，他的著作都在力图用中国的工具来解读中国的文献，接着又去比较。

这次我去了欧洲，又到香港，深刻地感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对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冲击。香港朋友称此为“海啸”，我不同意。海啸是来得快，去得快。这一次，来得快，去得不会快。我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不懂经济。但在欧洲、在香港，无论是政要还是学者在谈完正事后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对金融危机怎么看？中国将采取怎样的政策？

从我的切身感受而言，我在巴黎和伦敦共遇到三次尴尬。我们在国内已把酒店订好，去了后提着行李去大厅领钥匙，但是需要交押金。我们拿出信用卡，两次遭到拒绝。我带了一个队去宾馆住三天，钱很多，必须要现金。“This is china card!No!No!No!”我听到指示：任何信用卡都不接受。晚上怎么办？于是赶快找中国大使馆帮忙：“把你们那里的现金都拿来！”第三次是11点了，两位荷兰友人也拿着他们的信用卡而不被接受。夜里11点我们又在伦敦给他找现金。当时流行一句话：“信用卡最没有信用！”这个感受太强烈了。

我在伦敦见到了汇丰银行的亚洲部顾问，在香港遇到了汇丰银行的执行董事。我向她们两个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我先声明我不懂经济，但是据我观察，汇丰银行在西方银行的一片哀鸣声中很稳定，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伤筋动骨。”

两位女士相隔万里，同样地回答：“对！”

我又说：“在我的观察，不是你们的金融理财能力，公司的管理方法先进，而是汇丰银行把金融与文化结合起来。”这两位汇丰银行的负责人完全赞同，有一位甚至马上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伦敦的女士加了一句：“何况我们汇丰银行创业就在亚洲！”

后来我们继续讨论，原来这就是吸收了中华文化，凡事求中和的结果。当金融的衍生产品一代代地被推出，让人眼花缭乱，一批人因为买卖衍生产品发了大财的时候，汇丰没有这么做。汇丰认为实体经济才是根本，因此他的贷款大部分贷给了实体经济，所以它的坏账少。

同时汇丰对员工一向十分关怀，但是工资是固定的。你是二百万就是二百万，即便营业额增加，工资绝不因为这个增加。没有用物欲去刺激是对人的关怀。而美国的一些经济机构，自己的收入是跟营业额挂钩，凡有新东西我就推，买的人死活我不管。所以当今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以哲学的、文化学的视角去透视的话，几乎无不有文化在内。

汇丰如此，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何尝不是如此。温家宝总理宣布用四万亿来挽救局面，实际上恐怕十万亿都不止，投注的方向是今天、明天、后天都需要的公共设施。西方一篇文章批评我们：“中国是集权国家，官员追求政绩，都在修铁路、修公路。我们很关心人，如果有钱，就把钱送到每一户。”当然送给老百姓也好，但是超级富豪也拿五千。这是真正的平等吗？何况喝了酒怎么办？他明年的生活呢？在中国我们提高社保、低保，努力增加一些人的工资，这是从根本上爱护人民，也就是“仁”。

最后一句话总结：我们需要在书斋里认真地阐释、领会先哲的宝贵思想，同时不要忘记窗外。应该让我们的思想带着祖先和今人的闪光，走向祖国大地、走向世界。因为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需要中华文化的仁爱思想，这就是它当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