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使”计划培养不出天使

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后，我满肚密圈。我们不做亏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别人知道。

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Wenders）和小说家彼得·汉克（PeterHandke）合作的《欲望之翼》,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戏里的天使无处不在，人类看不见他，他却听得见人心里的每一句话，了解每一个人的欢乐与忧愁，到了你临终的那一刻，他会温柔地陪伴在你的身边，倾听你的恐惧、绝望、无奈与遗憾；他总爱摸你的头发，但你丝毫感觉不到，他静默无声。天使，原来是世上最孤独的存有。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的“守护天使”。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小孩都相信自己拥有一位专属的天使，他保护我不受邪灵侵扰，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信使，还时时刻刻监看我督促我，使我不致埋没良知走上歧途。很多人甚至相信他就是那颗珍贵的良心，每当在道德抉择的难关前踌躇犹豫时，他就会在我脑海里吹响警号。他还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记录者，我的功过对错全在他眼中；哪怕是一丁点的邪恶，也难逃他敏感的耳朵。而这一切，都是将来我进入天国或堕落地狱的凭证。

山东某高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灵感，公开在自己的官方网页招募“小天使”，邀请一些学生埋伏在同学之间，监察他们的言行，看他们学习用不用功、操守纯不纯正。如果出了纰漏，就向校方通报（莫非学校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时帮助同学改邪归正。“小天使”是个很有创意的名字，但它的实质却很古老。这种学生，过去叫做“信息员”，在台湾则称为“职业学生”。一般而言，大家对这类同学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为他们就像特务，隐没身份，随时“告密”。大家尤其害怕的，是自己会不会不小心犯了什么“错误”，会惹来种种不测。换句话说，“信息员”不只是校方的工具，还是国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学身旁的灵敏触角。

不管这些“天使”监察的范围是学业，是品行，还是别的，它都侵扰了学校环境自主产生的人际关系，让同学之间失去信任。这就和“文革”年代夫妻彼此监视、儿子告发父亲的情况一样，体制的道德吞没了其他领域的规则。

同学、同事、邻居乃至家庭，内部全都有自己的往来方式，都有由此产生的交往规范与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会有自己的解决方式；有人犯错，也会有自己的处理手段。要是某个同学人品很糟，其他人会自动疏远排斥他；要是有老师说了很不中听的话，大家就该在课堂上据理力争。假如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界外的体制，那就等于自动交出了校园的相对自主，甚至拆毁寻常价值规范的基础。难怪有人会认为就是那个人人都是潜在告密者的年代，造成了今日信任道德崩溃的局面。

不只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分辨这些学校“小天使”与西方“守卫天使”的区别，以及它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熟悉思想史的朋友都晓得，“守卫天使”不全是犹太人的原创，而是源自古希腊的“灵”(daimon)。苏格拉底就曾说过他有这么一个“灵”，常常在他面对抉择的时候提点他、引导他，令他不致犯下错误。后来的“守卫天使”继承了“灵”的地位，是每个人的最佳顾问、最私密的朋友。不管是“灵”，还是“守卫天使”，它们都是外人不可感知的，就像一个人自己内在的良心声音。无论何时何处，它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头。仿佛在我之外还有另一个自我在省视着自己，判断自己的一切行动是否合乎价值的真理。

相反地，“校园”天使这一类的告密者却是外在的。埋伏得深，伪装得巧，我们或许还看不见他们，可我们总有机会为自己安排最“安全”的出路。假如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可以想办法避人耳目，暗自筹划，使“天使”们防不胜防。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人的是非取舍往往是“他律”的，做或不做，靠的不是自己的良知，而是他人的目光。久而久之，甚至还会发展出种种虚伪的机巧诡诈：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后，我满肚密圈。君子慎独，我们今天却更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做亏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别人知道。

一般的小学老师最怕孩子互相告状，那种全班举手打报告，课后还死缠着你不放的场面，真是想起来都烦。当老师教训过之后，孩子们会渐渐摸出一套互动的规则，甚至意外地养成内在的价值观。假如学校不只不压抑小孩喜欢告状的本能，反而鼓励他们用更聪明更隐匿的方法一路告到大学，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