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历史真相(一)
一 《论语》是汉代以后儒家集团的经中之经
作为最流行的一部孔子语言录,《论语》在儒家经典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早在汉文帝时代,《论语》就曾与《孝经》《尔雅》一起列入学官,设立了专门的博士(不同于今天的博士,当时博士是中央朝廷的官职之一,负责传授学问,直属于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泰常,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跟随博士读书的人叫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结业后可以做官)。
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在位时“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论语》不再单独设置“博士点”,但它在汉代博士制度中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反而更加提高。因为,按照汉代博士制度的规定,分别跟随《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博士学习的人,都必须把《论语》和《孝经》当做公共的必修经典。先学好了《论语》和《孝经》,才能进而学习《五经》。所以,东汉初期的史学家班固在依据西汉末年学者刘歆的《七略》编纂《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把《论语》与《五经》一同列入《六艺略》,而将与《论语》写作方式相同的《孟子》列入了《诸子略》。现代有些学者认为班固自乱体例,这是不了解《论语》在汉代的特殊地位。
三国以后,博士制度逐渐推出社会舞台,但以儒家经典为内容、以读书做官为目标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发生动摇。直至唐代,《论语》和《孝经》依然是普及程度最高的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与《孟子》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编在一起,撰写了一部反映宋代理学精华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起,随着科举考试采用《四书章句集注》以及朱熹和他的门徒撰写的五经注本作为标准教材,理学取代汉唐经学成为儒学的正宗,《论语》又在新的思想背景上发挥其核心经典的作用。
正是由于《论语》地位的神圣,东汉名儒赵岐在《孟子章句》的《题辞》中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控制车轴运行的关键部件),六艺之喉衿也”。读书不多的宋初宰相赵普,曾向宋太宗夸口,说自己用半部《论语》佐先帝定天下、用半部《论语》佐陛下致太平。明清时代的读书人甚至把《论语》当做占卜书使用,随意选择书中不同行页的两个字凑在一起,以此预测自己的命运。
通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说,《论语》是汉帝国成立以后、清五朝垮台以前中国读书人的第一圣经。只要是一个上过学堂的人,只要是一个通过读书获得仕宦机会的人,他就必然学习和背诵过《论语》。即使是出家的僧道,他们中那些文化修养较高的人,读过《论语》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有人说《论语》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如《五经》重要,这是十分外行的看法。
如果将儒家与基督教进行对比,那么,《论语》在儒家群经组合中的地位,就如记录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在《圣经》中的地位。《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旧约》中的文献本是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继承了这份遗产,但认为它是上帝以前对人类的约定和启示,所以称之为“旧约”;《新约》则是基督教独有的文献,基督教把它看作上帝给人类的新约定和新启示。而记录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则是《新约》的核心。儒家的《五经》本为周代贵族学校的教材,与《圣经》中的《旧约》相似,只因为有了儒家的独特解释,才成为儒家的经典。
儒家对《五经》的解释以及被认为与五经相关的、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其他文献,叫做“传记”。汉朝人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艺”,有“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的说法。其中的“乐”其实并没有经,但由于存在与它有关的“传记”(如《乐记》),所以仍被视作一“艺”。汉代五经“博士点”的设立,所凭的依据即是解释相关经书的“传记”(如《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之类)的权威性。汉、魏成为历史以后,随着博士制度的消失,很多“传记”上升到经书地位,“五经”最终扩大成了“十三经”。可以说,儒家的“传记”,相当于基督教的《新约》;而被称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的《论语》,则是“传记”的核心。
二 《论语》在汉代以前并不享有权威地位
《论语》全书总共才一万六千多字(包括标题),里面还有不少孔子弟子的言论。而保存到今天的孔子语录,从字数来说是《论语》的几十倍。
这些孔子语录大都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代的典籍,它们的真实性可以分作这样几种情况:(1)见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孝经》等成书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的儒家典籍,真实性《论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2)见于《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成书西汉时代的严肃的儒家典籍,它们在口耳流传中可能增添了一些枝叶,但可信度和第一种相差不大。例如《礼记》中的大量孔子语录,宋朝儒者曾怀疑它们出自汉人之手,但其中的《淄衣》篇在十余年前出土于湖北郭店的公元前300年的楚墓简牍中发现,证明它们并非汉人的杜撰。(3)见于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楚简,其真实性不在第一种之下。(4)见于《孔子家语》等无法判定作品真实性的著作,但其中保存了不信的史料。(5)见于《墨子》《庄子》等先秦时代的非儒家学派的典籍,其中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6)见于西汉人撰写的“谶纬”基本上不可信,但中也引用了一些史料。(7)汉代以后出现的一些纯属虚构的故事。
保留到今天的孔子语录尚有如此之多,在秦始皇的焚书政策颁布实施之前的时代,流传于世的孔子语录自然就更多了。顾炎武曾经研究过《孟子》中引用孔子语录的情况,发现在《孟子》中引用的29条孔子语录,见于《论语》的只有8条,而且这8条与《论语》又多大同小异。他得出的结论是:“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
从保存至今的先秦诸子广泛引用孔子语录的现象,以及十多年前从楚墓中出土的《淄衣》等大量儒家文献来看,孔子语录在战国时代不但流传多,而且流传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秦始皇后,这类文献在社会上几乎绝迹,只有极少数胆大的人敢于保存。前面提到的《礼记》汉人编著中的孔子语录,即是这种情况。因此可以说,《论语》只是第先秦时代流行的孔子语录中的一种。
《孟子》在引用见于《论语》的那8条孔子语录时,也没有说它们出自《论语》。这说明,在孟子时代,没有人认为《论语》的权威性比其他孔子语录更高,至少孟子不这么看。
西汉时《论语》的主要版本有三种,一种是鲁国儒者所传的“鲁《论语》”,也即今天仍然在流行的《论语》;一种是齐国儒者所传的“齐《论语》”;一种是汉景帝时代在孔子故宅的夹墙中发现的“古《论语》”。这几个版本都出现在齐国和鲁国两个临近的地方(也即今天的山东境内),由此可见,直到汉朝初年,《论语》的流传范围并不广泛,其他地方的儒都所使用的孔子语录并不一定是《论语》。
既然孔子语录有那么多不同的记录,为什么独独其中的《论语》完整地流传下来并且成了儒者心中的“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呢?
《论语》在诸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应当是《论语》被中央朝廷列入学官之后的事。《论语》被列入学官,是在汉文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之后,《论语》成了专修《五经》中任何一种经典之前的必修经典。正是由于被“独尊儒术”的中央政府选作了儒家课程体系的基础教材,《论语》才广泛地流传起来。
那么,《论语》被汉代中央政府选择中并在后世长期享有权威地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要从《论语》的编纂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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