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须时尚化

　　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商业愈来愈凸现主导社会时尚的趋向。商家的炒作，已经长驱直入到从不以商品论处的国学领域。

　　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大盛事是国学的复兴，一个深藏在图书馆、寂寞良久的学问突然兴起，国学院、国学班、从幼儿到大学的国学教育遍地开花，并很快走向民众，形成社会思潮，这足以说明它已赢得新时期发展的机遇。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学复兴本身引发争议这一现象，揭示时代要求国学以新的姿态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复兴，意味这门古老的学问将与现代教育接轨，重新焕发光彩。什么是国学？能不能胜任这一使命？意见并不一致，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何谓“国学”

　　我同意这一说法，国学的元典是指六艺之教，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学各有专攻，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所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吟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用现代观念来看，这六学蕴有史学、美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等多种内容，《易》学又为道家所宗，这是先秦的国学。尔后，外来的佛学中国化后创生的禅学，在中国根深叶茂，自当归属国学，可见所谓国学并不限于儒学一家，这是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派的学术体系。国学就是这样一门通学，国学教育是古典文化的通才教育。

　　中国人为学，最崇尚“博洽多闻”，这博学是来自文史贯通，以通学育才是古人主要的育才经验。进入现代以后，怎样看待这一经验，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争议。新史学的开山者梁启超认为“学贵专不贵杂博”，自此以后贵专与贵博各执一词争论不息。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如果从科学发展史上来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古代科学形态笼统，人以通才见长；近代科学分工精细，人以专才取胜，文科也有相应的改变，从古代的文史不分，到分出文、史、哲、经等学科，学科中又细分专业。这一新型的学科分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效卓著，这已有目共睹。但是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需要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跨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出现在深化专业基础上的综合要求，这就需要人才的培育更上层楼，实践证明在专才基础上的通才比单科人才更高一筹。所以贵博与贵专反映了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成长的不同要求。人才的培养只有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才能推动科学事业的前进，文科人才也不例外。美国实施通才教育，强调文、理、工科的综合素养，并把文科放在重要位置，日本的教育改革以培养世界性的通用人才为目标。当今兴起的社会文化研究，就以多学科的视野，开出一片新天地。由此可见，强调知识的多样性和整合性，已成为当今人才养成的主要趋势，以通学见长的国学，天然具有符合现代人才知识教育的因素。

　　今日国学的复兴不应是古代国学的简单回归，作为知识首先要学习，还要有所扬弃，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需要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在这基础上推陈出新，即以儒学而言，明清的儒学就是先秦儒学的发展，代有更新，人有创造，国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当然这是研究者和施教者的事，对于一般的受教者主要是正确理解国学的精萃，认识中国文化以提高文化素养。

　　“国学”不是市井时尚

　　国学是精英之学，国学的普及是精英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将国学变成市井时尚。提出这问题并非贬低时尚文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很容易发生追新求异，你唱他和，相染成风的风潮。凡属时尚的东西，你方演罢，他登场，起落无常，都是短效行为。而国学是中国悠久的文化积淀，传之数千年的文化遗产，自有一定的尊严，非如此又何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国学教育效果的高低良莠，关键在于精英的引导，如今到处盛开国学花，从衣食住行、商品销售到娱兴玩耍，凡是本土的几乎都要借国学招牌火一把，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招徕顾客。喜耶？忧耶？也许不是两言三语所能表明的。问题不在民众怎样做，而是国学面临商业大潮的冲击，需要研究者呵护，自重，不要随波逐流。要知道，反对国学复兴的，未必伤及国学本身，而将国学时尚化的，却可能毁坏国学，这要有一定的度，把握好这个度，皆大欢喜，超过底线，却可能弄巧成拙。

　　时下国学研究者倡导的汉服运动就是一例。一些学者主张在奥运会上用深衣作为国服排成方阵出场，以加速汉服的普及，一些大学也纷纷用深衣，举行成人仪式、毕业典礼。仪式本是特殊事件的典礼，各取所好，无可厚非。作为国服，那就是常用服，让几千年前的深衣穿在现代人的身上，是可行抑不可行？

　　关键是深衣值不值得推广？深衣是先秦的服饰，自唐宋已不流行，在宋代、明代、民国初年都有人提倡深衣。北宋宰相司马光，早朝时必穿深衣上班，但是上朝是骑马代步的，这长袍宽袖哪能骑得了马哩，老先生只得随身带着衣包，进宫换上，出宫再换下，如此换上换下，不厌其烦，是为了以身示范，向同僚推广深衣，明人笔记《謇斋琐缀录》记载说，司马光“一日，问邵康节先生曰:‘‘何不服此？’康节对曰:‘某为今世之人，当服今人之衣。’温公叹服”。这邵康节就是邵雍，真不愧为著名思想家，言简意赅，一句话就说服了司马光，司马光也因为从善如流而得到“贤者”的称誉，此事被后人传为美谈。明代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人，也是深衣的痴迷者，有时他身穿深衣，头带五常冠，举步规圆矩方，招摇过市，引得“观者环绕市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虽然他学问显赫，门徒众多，登高一呼，能煽起思想的旋风，但提倡深衣一事，却落得行为怪异的谈资。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一时传为笑谈。

　　这三人，以宰相之威望，学者之隆誉，教育司长的权位，推广深衣，都不能如愿以偿！为什么？还是邵雍的一句话说得透彻，这就是：“今人当服今时之衣。”

　　深衣是何等服装？这是上古流行的长袍，“深”者意为有深刻的含意，如其形制：长袍，有上衣下裳相连，象征二极；上衣象天为玄色，裳在下为黄色，天地玄黄取之乾坤；上装用4幅布，喻为四季，下裳有12幅是12个月，这是“法天”；领口是交领，直角相交表示“地道方正”；背有中缝，象征“人道正直”；袖长而广，伸展如圆规，是为“天道融和”；腰系大带，以作权衡；整个造型上宽下收，因为上是阳下是阴。穿着深衣要有五项规则：即规、矩、绳、权、衡。这种幅巾缙带，宽袖大袍，穿在身上，要求行为进退有仪，稳重迟缓，以顺应天时地势人和。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衣装，已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远在千年以前，宋明时代的人都不看好，又岂能为现代人所欢迎？所以提倡深衣不过是一场娱己娱人的闹剧。

　　虽然深衣不可行，但是面对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早在戊戍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把变衣冠作为学习现代文明，革除社会陋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民国前后，洋装一度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适应。领带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

　　旗袍，并非以旗为名的就是旗人的服装，现代旗袍实际上有四个来源，那就是蒙古的袍服，明代汉人的长马甲和满族的旗装，宽大，直腰，凝重、端庄。从西服洋装传入中国以后，轻盈利落，紧身贴体的西式连衣裙吸引了中国女性，促进了旗袍的改良。依照西方流行的人体曲线美对袍服重新剪裁，收拢腰身，衬起高高的胸部，宽大的衣衫一变而为苗条的长袍，逐渐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是中西联璧，择优而取的成功之作。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上下左右4明袋，喻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袋口为倒笔架形，以不忘知识分子；5个扣，象征五族共和。这一式样与西服不同，突出表现在关闭式的立领，钮扣直线排列均匀，背有缝，腰节略加收拢，穿起来收腰挺胸，凝重干练。裤子则把传统的连档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腰围有折裥，侧面和臀部有口袋，裤脚带卷口，这就是中山装的原初样式。对四袋、五扣的伦理解释，富有中国古人衣着的情调，但与古代服装有实质性的不同，古人的穿衣着装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正如《管子》所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以服装标志等级的高下，并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是古代服装的通则，从民国伊始，服装不再有等级之分，戴什么帽子，穿什么款式，用什么色彩，不论尊卑贵贱，听凭自选，从此走上自由着装的时代，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新的里程碑。

　　可贵的是，孙中山在创制中山装时还提出服装现代化的理念，这是他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件中提出的民国服式的制作原则：“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服装四原则，真正结束了服饰伦理政治化的观念。由于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自然舒服，受到民众的欢迎，常盛不衰，延续至今。

　　当今人们提倡深衣的一大理由，是中国没有国服，因此要以深衣作为国服登场，殊不知早在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中就已确定中山装为礼服，建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穿中山装出席国家大典。所以中山装和旗袍都是吸收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约定俗成地成为中国的国服。此种记忆并未消失，而在汉服运动中竟有人无视中山装和旗袍创制和演进的历史，将旗袍视为满人的服装，中山装是洋人的服装，进行排除或视而不见，再从先秦的老古董中发掘出深衣，作为中国的国服来宣扬，姑且不论将满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大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从服装演变来看，也是误解或无知．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远的如民族器乐胡琴、笛子、琵琶来自西域，先秦的古乐大多已失传；近的如乒乓球，从上个世纪起中国人几乎垄断世界乒乓球坛，被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可乒乓球却源自19世纪的英国，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传统，不合时宜的，只能请进博物馆，供后人观摩它昔日的辉煌。

　　对于推行汉服，我也粗略地作过调查，2007年网上有人发起穿汉服祭奠袁崇焕，我去了现场，袁崇焕的墓地在北京旧花市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上午前往凭吊的约有二三十人，有9人身穿汉服(含1个儿童)，我与他们一一交谈，发现其中4人是服装公司的，2人是网站的，1人是民乐团的，还有1人未示身份。从这构成来看，不可否认它的商业要求，该服装公司专事设计汉服，200元可买一套，如团购还可优惠。可见汉服的提倡者既有个人喜好，更有推销商品的动议。

　　“国学搭台，商家渔利？”

　　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商业愈来愈凸现主导社会时尚的趋向。商家的炒作，已经长驱直入到从不以商品论处的国学领域，国学仍是中华民族传之悠久的精神遗产，对今人来说，是学与不学，而不是卖与不卖的问题。国学热，很快火爆到全国，细究之下，商家的炒作是重要原因，2005年成立“中国国学俱乐部”，且不说国学成为“俱乐”，乃是前无古人之举，如果为了“大家乐”，使国学走向平民，也无可厚非。然而所办的国学班，绝非面向平民，“乾元国学教室”，一年学费24000元，恐怕连小业主都上不起，又何能平民化？说穿了这是国学搭台，商家渔利。还有那些国学幼儿班，身穿古人服装，头上梳起丫丫髻，再缴上价格不菲的学费，方能聆听受教，这哪是贫寒子弟所能问津。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已经异化为有钱才有类。不过这比黄金制作的古籍，乃是小巫见大巫，一部金质古籍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不论是纸质或金质书写的难道不是同样的内容？贵重的是金而不是文，以国学谋取暴利，这本身就使孔夫子蒙羞，更遑论“正其谊不计其利”的国学精神了。

　　按理说，商家愿卖，顾客愿买，那是市场交易，但行无妨，而国学研究者大可不必为之撑腰张目，面对汹涌的商业大潮，还是保留一点先贤风骨，维护国学的声誉，以保障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