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孚琛：道学及其八大支柱（二）

2、兑 — 政治管理学：

有的学者断言，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支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这种区分显然是以西方的社会观念为立足点的，但我们可以作为分析道学的参照系。

在社会观点上，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之治的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这种政权靠家族的传宗接代模式来延续，政权的交替和势力的转移充满着血腥的残杀，使政治领域变为仅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凶险场所，脱离开人民群众的直接参预。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帕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又超越现代法治的。《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大有者也。”（《应帝王》）道家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累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家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家的“至德之世”。

老子的《道德经》本来就含有君王南面的政术，魏源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老子》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反其初。”道学是一种返本复初的学说，又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学说，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能变能守，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57章》），道学的治国用兵之术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道学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封建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

（《老子道德经评点》）社会主义事业本来应该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发挥创造精神的事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之新道学的精华完全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炼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除”。（《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道的境界。道家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可以为我国世纪之交的政治体制革新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