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孚琛：新道学文化的综合创新之道和普世价值

一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较高层次。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 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尽管人类文化有诸多不同的特质，但都从各种侧面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关切，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区分这些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我们考察各种异质文化的根据。

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中国的道学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纪的“未来”吗？道学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传统分先后两种：其一是中国原始人类存在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确立的礼教新传统。显然，道家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的老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数千年的新传统。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崇仰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君权政治传统造成的。君权专制的国家政体用宗法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学说是从人体本身的修炼工程中体验出来的，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缩影，人体和宇宙的运行规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国，因而是一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取法自然的文化。几千年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古文化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化等皆相继沦落，惟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于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李约瑟博士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这些话都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靠道家善于融会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歌德1828年10月23日对爱克尔曼说：“据我所见，有一个时期要到来，那时候上帝再不喜欢人类，不得不把一切都毁灭掉，以便重新创造。”在世纪之交，无论是欧美等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层面都面临《易经》所谓剥久必复、穷极终变之势，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大略和歌德同时的中国思想家魏源在《老子本义·论老子》中称，《道德经》是“救世书”，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道家之学既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又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因之中国的政治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变革之时，都注意从道家经典中汲取智慧。

早在20世纪中叶，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诺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与“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危机。这种危机使他们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世界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等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开始在东方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中国学者董光璧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李约瑟、汤川秀澍、卡普拉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将道家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并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态智慧的道学文明。

二

考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为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为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三为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三者混而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国，以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世界。盖西方文化设定人性是恶的，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约定一个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因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之；法治之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的破坏，必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此看来，人民之自由无保障而想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社会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强国，乃是不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机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会之国体皆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政体则是民主法治社会，这种政体对官僚特权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维护社会公正原则。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愚昧、迷信乃专制主义之产物，法治、科学是自由民主之硕果，自由主义为现代社会之根基，因之欧美等国在全世界高扬“人权”的旗帜。西方社会的自由实际上也是被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严格限定的，他们称之为法律与伦理规则限定的“自由空间”，并相信越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才越能产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种流弊的制度，只不过比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危害较为减少而已。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是整个文化根基中的科学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现分离倾向；二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数人抉择并非总是合理的，尤其是当权者以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媒体舆论经常欺骗人民，使整个社会偏离公正原则。西方社会以人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报复，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战争机器的膨胀，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类种下灾难性的恶果。

在世纪之交“，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会，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政治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得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会缺乏争雄的生机。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多元并存，相互融会”，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笔者特别赞赏学术界创立新儒学（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尽管佛教必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维。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年）传入中国，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年间，居华的阿拉伯人和汉人杂居、通婚、改汉姓、习汉语，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仅据16－18 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著述看，伊斯兰教文化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会”的现象。著名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刘智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所述苏菲主义教派从理论到修炼皆和丹道暗合。可见道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能够对话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朽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道学既和儒学一样设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别强调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学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积极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21世纪文化战略。

三

人类文明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们只要认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哲人和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等都对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诚的信仰，为上帝而求证曾是西方伟大哲人献身学术研究的动机，他们以自己的理性思维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这说明，这种一切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种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维的高度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超越的无限本体作为终极信仰才能给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动力并给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和价值观念。据《道德经》所述，道学文化中“道”的范畴却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并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于上帝。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惟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因而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会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会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的特征，道学的智慧主张向道复归，也就是回归自然。“自然”在道家著作中是“自然而然”之义，乃道之本性，自然界（Nature）大致相当道家著作里的“天”。道学不赞成儒家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互动的原则。庄子提出：“人与天一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唯同乎天和者为然”。道学这种与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纠正了西方文化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道学认为自然界里风吹海啸、花开花落、生灵繁衍，都依自然律而行，而自然律就是道。这些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道德和权利的含义，人类戡天役物的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界允许的限度。现代社会的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创造的“人工自然”，同天然的自然界逐渐拉开距离。然而，人类距离自然界越远，社会一体化的联系越紧密，生存的基础反而越薄弱，甚至一次偶发事件也会使这些被现代化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人们灾难临头。

在文化上，道学认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是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取代的五个基本要素，只有道能够贯串于这五个基本文化要素之中。道学能激发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能给哲学以辩证思维和究天人之际的恢弘气度；能以大慈大善、大诚大信的悲天悯人的宗教信仰情怀给人生以终极关怀；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尊严并为社会提供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念；能成为人类知识的源头活水；它的价值观也可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重要导向。西方文化本来在“象、数、理”上比以周易象数为基础的道家经典有独到的高明之处，形式化的逻辑体系和高等数学的辉煌成就，促进了现代科学大厦的建立。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使量子力学的物理定律变成统计性的几率描述。这一科学革命的趋势预示着西方科学需要汲取中国道学的思想才能创新。老子的道学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门尼德的“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的思想相反，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科学已从过去只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变”的根深蒂固的“构成论”旧观念，向“宇宙万物都是生成的”这种现代“生成论”的新科学观念转变，而“生成论”恰恰是道学思想的核心。新道学思想不仅可以革新西方自古希腊原子论复活以来“构成论”的思维模式，而且在科学方法论上也会导致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方法向有机整体论方法的变革。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生命科学必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的带头学科，而生命现象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它是不适宜用拆成小零件的还原论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新道学的整体观及生命观，预示着科学观念的创新。

社会观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社会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的自然主义有机整体。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天之道的境界。道学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社会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文化升华而来，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总之，道学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际的自然学说，察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说，穷性命之源的生命学说，集中了自然、社会和人体生命的智慧，必将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希望。新道学是革新的文化、前进的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世界大同的文化。新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东方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