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山的前世今生

法鼓山的创始人圣严法师于2月3日下午4时圆寂，8时马英九“总统”就亲临致敬，第二天，两位前后任“副总统”、四位前后任“行政院长”、两大政党主席，多位重量级企业家，还有众多各界领袖都前往金山法鼓山瞻礼法相。圣严法师的社会影响力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

　　佛教在近二三十年的大振兴是台湾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变迁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现象，几个重要的大型新兴佛教团体在台湾特殊的社会变迁情境中崛起，对台湾社会产生了长远而显著的影响。

　　自由化民主化的影响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就施行戒严统治，对各种民间团体组织都加以严密控制，对佛教团体也是如此。最主要是控制了中国佛教会，透过佛教会控制省以及各县市佛教会，进而控制了所有佛教寺庙团体乃至个人。佛教会不只内部有国民党的小组运作，佛教会的理事人选全都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于是佛教会的运作，尤其是政治行动几乎完全遵照国民党及政府的指示。同时政府也赋予佛教会一些特殊权力，诸如佛教寺庙必须是佛教会会员，中佛会垄断主办传戒，佛教僧侣出境必须经由佛教会准许等等。

　　这种情势到解严前若干年开始松动，一方面是社会政治运动带动自由化，另一方面由于几个新兴佛教团体的崛起，中佛会逐渐丧失垄断的权力。到了1987年解严，中佛会成为一般宗教团体，也失去了原来由政府赋予的特殊权力。整个佛教界，有几个著名的佛教团体影响力极大，甚至超过中佛会，同时在1989年新订的《人民团体法》施行之后，恢复了人民结社自由，新成立的全台性佛教团体为数甚多。

　　根据“内政部”的正式统计，在1989年之前，合法的全台性佛教团体只有5个。国民党一到台湾，在1945年即将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次年成立台湾省佛教会，建立了全面控制佛教的机制。经过25年，政府才核准佛教居士会的成立，再过9年让台湾省也成立居士会。到1985年因应与西藏的关系核定密宗萨迦仲教学会的成立。到新的《人民团体法》施行之后，情势快速转变，到 1990年全台佛教团体增加到11个，2000年遽增到 139个，到了 2008年更增加到 366个。佛教在整个自由化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004年笔者曾经到法鼓山和圣严法师做访谈，他说：“我很感谢我们的社会，这20年来，有很大的进步。一个是多元开放，另外一个是民主的开放，这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法鼓山的兴起与发展显然受到自由民主化的直接影响。法鼓山在解严前就已经颇有规模，以中华佛教会馆、农禅寺以及纽约为中心已聚集数万信徒，到1989年成立法鼓山时，势力已经很稳固。

　　同时，政府与佛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圣严认为国民党政府控制佛教、运用佛教，就像控制和运用其它的宗教一样，国民党政府对佛教的发展并不关心，只是让佛教自生自灭，政府没有限制佛教的发展，但也没有鼓励发展。圣严法师又强调：“到了蒋经国时代，强调本土化。佛教本身虽然早期也是外来宗教，但是它已经变成民间性的、民族性的宗教。民族的自觉性再次抬头，所以这个空间一下子大了起来。”大体上，他还是觉得蒋经国的开放政策对佛教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当几个新兴佛教团体逐渐崭露头角、开始有明显而逐日增加的社会影响力时，政府高层开始重视这些团体，也积极与之建立友善的关系。其间，甚至主动协助这些佛教团体的发展。例如，蒋经国、林洋港和李登辉都曾经帮助慈济取得用地，还经常表示关切。佛光山在高雄总部和各地机构的建立也都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协助，其中也有惹上法律争议的，政府也都轻轻放过。农禅寺是法鼓山的主道场，是违建的，政府后来也帮忙合法化了；法鼓山在金山的总部也多少受到政府首长，如苏贞昌的协助，更因为有大量政府高层官员参加了法行会，法鼓山有形无形就得到很大的帮助。

　　在民主化时代，由于选举要争取选票，成员众多的宗教团体就成为候选人竭力争取的主要对象。有些佛教团体立场明确，但对手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例如，中台禅寺在陈水扁极力争取要亲往会见惟觉法师失败后，惟觉公开大力支持连宋，并痛责民进党政府。法鼓山和慈济一样，在选举中保持中立，不曾公开支持过特定人选，但各方还是努力争取，至少要与之维持良好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选举之后，成败双方都会前往证严法师和圣严法师处请求开示。吴伯雄当年与宋楚瑜争台湾省长候选人失败后就去谒见证严法师，陈水扁在市长连任竞选失败后，就请圣严开示，圣严就写了“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陈水扁一直把这幅字挂在办公室，也一再强调这幅字的意义。可惜陈水扁的敌人愈来愈多，烦恼有增无减，到了2004年连任选举风波后当选总统，陈水扁又想见圣严请益，也许政治情势十分诡谲，这次圣严婉拒了。法鼓山在选举中保持中立，更能获得竞选双方的尊重，也更增加了前往争取的强烈动机。在2008年农历除夕，马英九参加法鼓山祈福撞钟活动还拉断了绳子，圣严一离世，马英九就前往致敬。

　　大体上，政治高层领袖多半是为了选票，尽量保持与各个重要佛教团体的良好关系，但是在政策上、施政上大多还保持政教分离原则，不会让宗教势力影响政府的运作。各种政策的制定，包括与宗教有关的法律，宗教团体和其它的民间团体一样没有特殊的优势和影响力。但政府首长和高层官员常参加各种宗教团体的重要仪式，在形式上会有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嫌疑。

　　庞大的组织系统

　　二战之后，大量中国佛教精英将汉传佛教再度引进台湾，结合了日治时期传自福建的台湾佛教系统，分化了日本佛教在台湾的传统和势力，后来又有藏传佛教的传人和本土佛教兴起，开创了台湾佛教新的发展。台湾社会大众在宗教信仰上以民间信仰为主，而民间信仰长久以来一直深受佛教影响。大部分民间信仰者都会自称是佛教徒。但佛教的影响更多是表面上的，很多人在思想、精神和行为上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在人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社会经济快速成长后，许多新兴佛教团体兴起，愈来愈多的民间信仰者皈依了佛教。可以说，近二三十年，民间信仰者转信佛教和新兴佛教团体的出现，这两者相互激荡促成了佛教的振兴。

　　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到了1980年代就累积庞大的财富与资源，民众将部分资源因宗教信仰的关系投入宗教，由于民间信仰者占全部人口的2/3，全台各地寺庙神坛就获得大量的资源，而佛教与台湾华人社会有很深的渊源，因此民间流入佛教的资源也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新兴佛教团体积极吸纳新的佛教徒，皈依佛教的人口快速增加，佛教所获的民间资源就更为丰厚。这些新兴宗教团体不只快速累积了庞大资源，同时也酝酿出社会大众捐资新兴佛教的风气，使得佛教资源增加得更多更快。几个超大型的佛教团体更俨然有大企业的声势。

　　几个大型的佛教团体在组织上都很庞大复杂，而且多是创办人直接以几乎是绝对权威的方式统制，比起大型企业来更多一份领导者个人的神圣魅力。支撑乃至扩张法鼓山系统的核心特质，主要在于圣严推动精练的禅修训练。圣严在获得日本文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寻求发展，在1976年在纽约大觉寺开设禅坐班，随后不断在美国和台湾开设各种禅修班。在1991年开设社会精英禅修营，专门“招收”社会各领导阶层人士来参加短期禅修训练，通常是为期七天的所谓“禅七”训练。在法鼓山国内外据点，多有禅修训练的活动，长期吸引大量社会大众前来参与。法鼓山短期的“禅七”往往给参与者极大的冲击，已广为流传而深具吸引力，这有利于法鼓山吸纳大量新的信众并保续既有皈依者。

　　透过社会精英禅修营，圣严厚植了在社会各领导阶层的社会网络关系。法行会就是由参与过社会精英禅修营的成员组成，萧万长曾经担任过法行会会长，现在则是荣誉会长。政府高层官员到法鼓山禅修，尤其是参加社会精英禅修营，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历来参加禅修营后来又参加法行会的有多位是“院长”“部长”级的官员，也曾经有“行政院”秘书长及各部会正副首长10人一起前往参加法鼓山禅修的，大有公门好修行的味道。

　　另外，法鼓山有许多基金会、事业组织、教育文化机构、信徒团体，这些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功能，又相互交错支持，形成了法鼓山系统运作和发展的基础。其中有若干核心组织更是有效扩张了法鼓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例如，法行会是由政经界重要领袖组成，成员都是圣严的弟子，萧万长“副总统”曾经担任过会长，现在则是荣誉会长。

　　法鼓山有将近十个基金会，有的人当了几个基金会的董事，有的只在一个董事会里任职，但是开会的时候是整体一起开，就像是一个联合董事会，会举行联席会议。有时个别董事会也会各自开会。更重要的是，圣严法师说：“董事长只有一个，就是我一个，每一个董事会我都是董事长。”联合董事会每年开一次会，决定法鼓山整体的发展和运作。至于僧团，它是在董事会之下，依基金会的僧团组织章程组成。而圣严法师就亲自直接领导法鼓山整个事业体和修行团体。

　　由于组织相当复杂而庞大，圣严法师在世时以其在法鼓山的至高权威进行领导，但一个人掌管十几个董事会，又要领导其它的修行和服务团体，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在他离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和权力安排来带领整个宗教团体，究竟法鼓山组织运作是否成功，组织在圣严法师走了之后，能否有效运作仍有待观察。

　　法师个人魅力

　　根据圣严法师的说法，“其实我的修行主要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也许瞿教授不晓得，不相信，我是与生俱来的、出家是这个样子，后来修行也是这个样子”。

　　圣严法师在1960年代闭关阅藏，在留学日本期间又再度遍阅大正藏与卍字藏。闭关阅藏主要是专注研读佛教重要经典，有这种苦修经验的法师极为罕见，也就凸显闭关阅藏的神圣性乃至传奇性，这是圣严法师个人在佛教界立足发展的根本资产。

　　圣严到日本立正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是他个人创办及发展法鼓山系统的另一项重要资产。自日据时代以来，台湾佛教法师留学日本不乏其人，甚至也有获得博士学位者。不过，圣严法师乃是战后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而且他并不是受过日本教育的本身法师，这样空前的成就以及博士头衔的效果是非常特别的，是圣严另一个重要的招牌。他本人一直到晚年还不时以此为荣。在1970年代，就算一般学界获得博士学位也仍然是比较稀有而贵的，对于佛教法师来说更是难得。圣严闭关阅藏和获取博士学位显示他对教育、学术和文化的高度重视，于是法鼓山也特别强调在佛教教育和文化上的发展。圣严在1970年代一回到台湾就创办中华佛教研究所，一直延续到2007年“教育部”核准设立正式的法鼓佛教学院。

　　圣严法师身为创办人，不仅创办寺院、学校，更亲自度化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在法鼓山系统内乃是唯我独尊的至高领导者。在法鼓山所有的出家和在家弟子全都是圣严的弟子，他说：“我活着时候，我的弟子大概不会收弟子，我死了以后他们大概会收。”又说：“现在都是我的弟子，要不然的话会斗争呀。你是大的，我是小的，讲得难听会斗争。”圣严法师强调在组织里任何人一定要服从阶位比他高或是职务比他高的，这是规矩。据了解，几个大型的新兴佛教团体大都采用同样的策略。这些开创者在各自的组织里是唯一的神圣的最高领导者，在有生之年，不论名称如何，都是最高领袖，即使形式上退位了，也还是精神导师。

　　圣严法师在国内外非常积极从事与其它重要领袖的对谈，对其在宗教乃至在社会政治上的领导身份都有非常重要的加分作用。其间，1998年在纽约与达赖进行“汉藏佛教大对谈”以及2000年出席“联合国世界宗教及精神领袖高峰会议”，都是圣严法师大幅增进其国际声望地位的关键事件。圣严本身很强调自己在国际上的成就，他说：“我之所以受到联合国宗教领袖高峰会议的重视，除了演讲内容有新意，也因为我既有文学博士学位又是国际知名的禅师；我有十余部英文著作，并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同时，“1998年，我和达赖喇嘛举行过一场世纪性的汉藏佛教公开对谈，于当今世界佛教领袖之中，有这项纪录的不多。”

　　国际的声望又快速提升了圣严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的高涨的声望与地位。在台湾他公开参加了许多所谓的高峰对谈，起先，他受邀参加诸如《天下》杂志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名人对谈会，后来法鼓山本身主办了许多圣严与社会名人的高峰对谈活动，媒体对这些高峰对谈都大幅刊登报道。圣严法师本身也深知这种高峰对谈的影响力，他认为“这种活动，对于当代佛教向深广面发扬，是有必要的，今天的我，还是卑微渺小，由于有了法鼓山全体僧俗的奉献，使我成了宗教界的领袖层级，因而被重视”。后来，在法鼓山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台大等大学设置法鼓人文讲座。类似高峰对谈的做法突破了传统乃至现代佛教法会的形式和精神，跨进公众社会，让佛教界以外的社会大众听闻到圣严从佛教出发对社会重要文化议题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圣严法师的重要特色，没有其它的宗教领袖从事这类公开拉抬自己声望的做法的。

　　圣严获得日本博士学位后就直接到美国发展，后来在东初老人圆寂后又回到台湾建立农禅寺、中华佛教研究所，在美国和在台湾的发展产生相互增益的效果，其后又进一步扩展到其它地方，他的许多英文著作及禅修的教导促成了法鼓山国际化的特性。圣严强调“台湾佛教从一个非常民间性的宗教提升到学术性的、教育性的、文化性的层面，也就提升了台湾佛教的国际力量”。他又说：“20年来，我也办了四次国际学术会议，我也常常派人出去参与国际活动。就目前来讲，我根本就是带着国际活动在走，并不是国际带着我走。”

　　历经30年的发展与成长，法鼓山已成为重要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佛教系统，未来是否能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圣严法师神圣性的延续以及组织权力运作的状况。在后圣严时期，组织运作的常规化以及权力移转的制度化如何与具有威权性质的宗教神圣性对应配适，该是决定未来发展成败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