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生平及医学成就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晋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药学家和炼丹术士。我国古代科学家、医学家之一。

1、生逢乱世艰苦求学

葛洪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贵族家庭，先祖葛浦庐曾在西汉末年起兵响应刘秀，以军功被光武帝封为骠骑大将军。浦庐因弟葛文从军作战勇敢，周身带伤，右眼失明，因而上书为葛文求封，只缘葛文是私自从军而未获封赏。葛浦庐便把自己的爵位、俸禄让给葛文，举家南迁到句容定居，退隐归田，一时传为佳话。葛洪的祖父葛系在三国时代历任吴国的吏部尚书，辅吴将军，并封为寿县侯。葛洪的父亲葛悌出任过吴国的中书郎、中护军、五郡赴警等要职，吴亡后被晋朝任命为邵陵（今湖南省宝庆县）太守。

葛洪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终日多是骑马、射箭、习武、游玩。然好景不长，年十三岁时，其父葛悌受晋朝的南迁势力排挤，郁郁不得志，死于邵陵太守任上。由于其父一向为官清廉，毫无积蓄，一下子就使身后的孤儿寡母陷入困厄之中，葛洪与母亲扶柩还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樵生活。葛洪在“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之中，起早摸黑，依靠耕田打柴奉养老母。艰苦的生活使葛洪明白一些道理，他开始思索自己的前途，不甘心陷于农田之中，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于是，他在农樵之暇，背着书籍，不远千里，艰辛跋涉，借书览阅，问学解疑。16岁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等经史书籍。通过数年如饥似渴的苦读，他从正经、诸史百家之言直到各类短杂文章，读书不下万卷，为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葛洪长大成人，生活的磨砺使他很快成熟起来，此时其博学名气已传遍乡里，对前途充满美好的憧憬。他想到祖辈们都曾在仕途上挣扎出身，大都官居要职，自己又何尝不想有朝一日也大展宏图呢？然而，西晋统治者的昏庸，战乱饥荒的袭击，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就使他打消了进入仕途的念头。

报国无门，回天乏力，葛洪逐渐产生了精研学术，埋头探索，以拯民于水火的理念。他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喜爱道教的神仙之学、导引之法，即养生长寿的方术，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济世救人之术，因而广泛涉猎，搜求古方，探讨各家学说。葛洪的堂祖父葛玄，是三国时著名的神仙学术士（道士），道教徒尊他“葛仙公”。葛玄有一套炼丹的秘术传给了他的弟子郑隐。郑隐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深通道家修炼之术，80岁尚身轻体健，满头乌发，能饮酒二斗不醉，数日可不食也不知饥。葛洪拜郑隐为师，学习诸子百家典籍。郑隐有弟子五十余人，独对葛洪最为青睐，不仅把平生所学均予传授，还让他博览道家秘藏二百余卷，使葛洪对道家的修炼之术尽得要领。

此后，葛洪又师从南海太守鲍玄。鲍玄亦是当时一位大学者，精通养生、医药及占卜预测之学。据传鲍玄能相面知命，他见葛洪相貌清奇，深为器重，不仅对葛洪悉心指教，而且将女儿鲍姑许配葛洪为妻。鲍姑尽得父传亦深谙针灸之道，首创我国艾灸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灸治学家，史称“鲍姑艾”。鲍姑与葛洪互相倾慕，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共同切磋学术。

幸遇名师，得其真传，使年轻好学的葛洪踌躇满志，他暗自发誓：博多家之学，立一家之言，在学术上承前启后，开拓创新。

2、无意仕途只心抱朴

葛洪学成，携妻回故里。虽说他无心介入动乱的政局，但由于他饱学之名益著，因而举荐、封官之扰时至。太安初，吴兴太守顾秘，征召葛洪为将兵都尉，率兵讨伐石冰起义。在此年代，葛洪不得不从。作战之中，葛洪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将年幼时所精练的骑射也派上用场，身手矫健，勇不可挡，遂将敌军击溃。葛洪仗义疏财，将其赏赐的财物，分赐部下众将士和赠送故交好友中的贫穷者。石冰之反平定后，葛洪解甲还乡，顾秘再三挽留不就，方知他确实无意仕途，遂允其愿。

葛洪终日闭门读书，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的院子像无人居住一样，庭院长满了杂草，篱墙亦破损不堪。他自己更是衣着不修边幅，袍服破了，鞋帽脏了，不勤更换。衣装式样也与俗流不合，忽而大领子宽腰带，忽而紧身窄袖，忽而长袍拖地，忽而短裤露腿。他对当时流行的斗鸡、跑马、弈棋、摔跤等娱乐一概不感兴趣，偶尔结伴观看，常在旁边打瞌睡。葛洪给人的印象是沉静孤傲，不苟言笑，淡漠名利，行为怪癖，与人交谈且话语率直，不会迎合他人，因此一般人把他视作一介草民，畏其接触。其实人们哪里知道，葛洪正是以这些大智若愚的举动，超然脱俗的行为，赢得读书养性的心境，成为后来一代大师的良好开端。

葛洪傲物轻俗，与趋炎附势的士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官宦鱼肉百姓深恶痛绝，自诫：车马之迹，不经贵势之域；片字之书，不交在位之家。这样一来，自然要引起一些士人与达官贵人们的忌恨，对他常加诋毁，而葛洪对此漠然处之。乡亲百姓对他的举动起初不甚理解，把他看作怪人。时间一久，人们渐见，这是一个真诚、善良的“怪人”，因为只要他家中存有食粮，必定要分至一半接济穷家；乡亲们患有病痛，他都细心诊治，有时药资分文不收，周边许多穷苦百姓受到他的恩惠。所以乡亲们都称他为“抱朴之士”，意思是抱定朴实自守之志的人。葛洪乐意接受这一称呼，而且《老子》中也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句，于是欣然自号“抱朴子”，以明安贫乐道，立一家之言的心志。

3、流寓鄂州仙逝广州

据史料记载，公元307～312年（东晋永嘉年间）葛洪弃职从游，自荆、襄云游到鄂州寓居五年，遍访鄂城乡镇，足迹踏遍纵横百里的野店荒村、重山密木和江湖沼泽。他发现这里生物群落非常繁茂，尤其是葛山，不仅风景绝佳，而且野生植物资源丰富，还有许多稀有矿物，正是炼烧丹汞和研究医药的丰富资源之地。因此，他选定洪通乡（今石山、新庙、燕矶、泽林等乡镇一带）、神山乡（今葛店、华容、左岭、庙岭镇）的葛山、葛店，搭草棚，掘水井，结炉置鼎，采药炼丹。

据清代《武昌县志》记载：“葛山，在县南十里，相传葛洪炼丹处，山东南有石洞，箕踞之迹宛然，山阴名夕阳红，有琴床石数武，有洗药池，山巅有石如斗，凿而旋生，上有葛仙寺……葛仙镇，在县西九十里，市廛可三百余户，西距省城九十里，北滨江三里，南通梁子湖。相传仙人葛洪，尝炼丹于此因名。”葛仙镇，现为葛店镇，镇上有一座寺庙，名叫“斗牛观”，正堂中供有葛仙人骑鹿飞升的塑像。清人撰写的《斗牛观记略》镌刻在观中，故县志中载有“斗牛观在县西九十里葛店街，久圮同治元年重修，中供葛仙像。”葛仙镇除了存有“斗牛观”以外，尚有“石碑”“炼丹水井”“仙人石”“白鹿矶”等遗迹；城郊南葛山尚存“石洞”“琴床石”“洗药池”等仙踪遗迹。

为纪念葛洪这位著名人物，鄂州人按照中国人最隆重的方式为他树立不朽的纪念碑——以他的姓名和职业标志为多处地方命名，除“葛山”“葛店”外，清末武昌县行政区调整，在八个乡中予以安排两个席位，即“洪道”和“神山”乡；今城区东新庙乡境内有一条港，命名为“洪港”。20世纪80年代，葛店镇扩建一条大街，还将此街命名为“葛洪路”。葛山顶上有一座寺庙，名为“葛山寺”，寺内供有葛仙人的塑像，故又名“葛仙寺”，几百年间香火不绝。抗战时期，日军一把火将此寺烧了个片瓦无存，寺内老道人亦愤然投井自尽。1988年，当地老百姓又集资重建了“葛仙寺”，黄墙碧瓦，殿宇巍峨，至今游客纷至沓来。

葛洪晚年携子侄至广州罗浮山，此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药材生长极为丰富。葛洪与鲍姑夫妇俩悠游林泉，飘然世外，采药炼丹，著书立说，为民治病，远离了动乱与喧嚣的尘世。这样一个治学求道的归宿，乃葛洪多年梦寐以求的意愿。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创造性思维如泉喷涌，可谓他一生学术成就的高峰期。葛洪晚年鹤发童颜，举止宛如仙人，又为民众治病，药到病除，百姓们都尊称他“葛仙翁”。突然有一天，他托学生给友人送去一信，信中说：我欲去远方寻师，即日便去，特此告别。友人览信，心知有异，急忙赶赴罗浮山。而葛洪已从早晨打坐至中午，象如入睡一般地逝去。只见他颜面如生，身形柔软，举尸入棺，轻如衣装，于是道教徒们奉称他是“尸解得仙”而升天了。

4、学识渊博著述宏富

葛洪是我国科技史上一位伟大的学者，学识渊博，著称当时。他精通儒学，又是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对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术等均有极深的造诣。

葛洪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一批门类丰富、数量可观的著作，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60余种、数百卷之多。虽然其中可能有他人假托葛洪之名的，但总的说来，著述之丰，价值之高，无不令人叹服。葛洪曾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佚，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可见葛洪自20余岁便立志著述，创立自己的学说。至40岁左右的20年间，笔耕益勤，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动乱中亦从不间断，终于创作和编纂出内容广泛、数量众多的典籍。在他的后半生，特别是在广州罗浮山隐居的20余年的创作高峰期中，其著述自当更加宏富。葛洪的时代距今已1700余年，岁月的推移，葛洪的著作多已散失，所幸一些重要著作，如《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等，仍能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5、炼丹得术养生得道

《抱朴子》被认为是葛洪哲学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葛洪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事业臧否，属儒家。”其中的《金丹》《仙药》《黄白》3篇，乃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著。

炼丹服食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源于战国时燕、齐方士，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葛洪沉迷于宗教信仰，研制金丹。在炼丹过程中，持续地做着类似科学实验的实践尝试，认真地记录了炼丹的方法及其化学变化。他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汞，将它加热后，可以分解出水银；水银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他又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是说铅加热后经化学变化可形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丹），而四氧化三铅又能分解为铅。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铁与铜盐的取代作用，并因此制成外表像黄金或白银的几种合金。诸般实践，在世界化学史上有着卓越的贡献。

葛洪还进一步将炼丹术应用于外用药物的制作，如改进外用丹药的制法，这对开创后世中医丹药的炼制，具有重要意义。葛洪使用炼制后的水银作为主料配成的方药以治疗疥癣、恶疮，比西方意大利十二世纪时用水银软膏来治疗这些疾病要早800余年。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葛洪的炼丹术是世界制药化学的先驱。

《抱朴子·内篇》中，对养生、病因、方药等医学内容也有诸多精辟阐述，虽然它只是一种杂论性的著作，非医学典籍，但后世医家对其中长寿之道仍很推崇。葛洪把医学看作是一种“道”的追求，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病；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他把未能健康长寿的原因归于多种因素：“夫之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恶毒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他认为人的患病夭寿，个体的内在因素比外界因素更为重要，所谓“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陡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也，故为所中耳。”他还十分强调预防的重要性：“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逝之后。”他还认识到心理、情绪、修养对于养生的重要意义：“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其养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均表明葛洪是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医学。

6、急诊疫病开其先河

《金匮药方》和《肘后备急方》两部医药学著作，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金匮药方》共一百卷（已佚）是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大部著作。这是葛洪在阅读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医书及百家杂方近千卷的基础上，再加上民间的验方、秘方以及他本人的医疗经验汇编而成的。葛洪考虑到此书卷帙浩繁，携带不便，后来又辑其主要内容写成《肘后救卒方》四卷，使之成为一部简便实用的医药书籍。所谓“肘后”，即是谓此书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时携带，类似于现代医书的中医验方汇编，而其中的许多验方组成又相当于急症临床手册。葛洪谓此书所载药物大多是乡野之间、沟旁篱下易得之物，不必花钱，即使买药，价钱也非常便宜且容易买到，不会对病人增加负担。此后，南朝的陶弘景对它作了一次增补，名为《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广等又增补了一次，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一直流传至今。

《肘后备急方》其医学价值，决不单纯在于它的临床实用性，书中对某些传染性疾病的症状、病因、治法等的认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对后世中医急症的诊疗具有某种开创性，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此书的科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书中对肺结核（古称“尸注”或“鬼注”）的主要症状、发病过程及传染性的记载，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且与现代医学认识基本吻合。又如对天花病症状的记载也颇为详确。此病时称“虏疮”。葛洪在公元317年前后一次天花大流行中，通过周密观察，总结了该病的典型症状。这一记载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撒斯要早500多年。恙虫病是流行于亚洲东南地区，包括我国广东、福建、台湾一带的一种地方性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东方立克次体”。恙虫的幼虫“沙虱”是传染媒介。葛洪在书中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沙虱的生活形态以及该病的发病地带、临床特征、传染途径、预防预后等方面，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在其著述中方载此病，比葛洪记述此病要晚1500余年。书中尚记载了一种被疯狗咬伤后的疾病，后世称为“狂犬病”。葛洪认为，凡为狂犬咬伤者，当立即捕杀狂犬，取其新鲜脑组织敷贴创面，切勿掉以轻心。此种方法实际上正是免疫的方法，初步体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可见，葛洪对上述诸多疾病的认识可以说是开了我国传染病学和临床急症学的先河，因而一直受到后世医家的推崇。《肘后备急方》还对麻风（癞病）、疥虫、黄疸、急性淋巴结肿大、中风、中毒、精神病、外伤等多种急症的诊治亦有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