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子观与中庸思想

一

“中庸”一词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中庸”的意思，注家甚多，至今仍无定论，我们认为朱熹的解释最为可靠。朱熹在《中庸·章句》题下注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又在《序中》引程颐的话：“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有把“庸”释为“经常”之义的。何晏《论语集解》注“中庸之为德”句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还有一种是把“庸”训为“用”。郑玄注《礼记·中庸》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后两种有关“中庸”的解释我们很难从孔子及其门人的著述中找到依据。“用”字在《论语》中凡20见，绝大多数作动词“用”解，但却不见第二处用“庸”代“用”的地方。又以《中庸》一书来说，我们同样看不到一处“庸”作“用”解，但可见“庸”作“平常”解的地方，如“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朱子注：“庸，平常也。”又，《荀子·王制》有：“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郝懿行曰：“中庸民言平等平常之人。贾谊《过秦论》所谓才能不及中庸，义与此同。《史记》改作才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因此，有关“中庸”之义我们采取朱子的说法。

“中庸”被孔子推为“至德”，也就是最高原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正如刘祚昌在其《论孔子的政治理想》一文中所描述的：孔子时代，经济上剧烈变动，政治上各种矛盾尖锐化，周天子受霸主操纵，国与国之间相互吞并，贵族家与家之间也互相兼并。在这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极端失常的社会里，孔子希望以“中”来免于极端，以“常”来控制变异，以“中庸”之道来使天下归于正途、保持常态。因此，“中庸”成了他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成了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而这一基本精神或者说思维方式又集中体现在他的君子观上。

二

孔子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思想也大都体现在对弟子的教导与释疑解惑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是以“君子”作为其培养人才的目标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目标的选取正好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

在孔子以前，“君子”一般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的称谓，而在孔子所谓的“君子”即是“道德之称”。孔子按品德修养把人分为三等：小人、君子、圣人。“圣人”一词在《论语》中仅2见：“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可见，“圣人”是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在“君子”之上，但并不是孔子论述的重点。据赵纪彬统计，《论语》言“君子”、“小人”者有88章，其中“君子”106见，“小人”24见。可见，“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为了辨清“君子”的形象，孔子常把“君子”与“小人”比较而论。在“小人”、“君子”、“圣人”三种不同的做人境界中，孔子取其中，让人努力做一个“君子”。

“君子”有“君子”之德，“仁”与“义”是构成“君子”之德的最主要的两个要素。《论语》中云：“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见，“仁”是君子所应具有的品德，与小人无关。再看“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可见“义”也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论语》中关于“仁”与“义”的记载并非孔子一时一地的言论，况且孔子“因材施教”，在阐发“仁”、“义”、“孝”等观念时往往借此机会指出别人应该改正的地方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因此，“仁”与“义”的概念在《论语》中并不十分清晰，但我们仍可以大致地看出“仁”是君子相对于小人在做人与待人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品德。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义”是君子对事与待物上所体现出的一种德。孔子说：“君子之行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刘宝楠《论语·正义》注中也说：“君子以义制事。”关于“仁”与“义”《中庸》有这样的论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此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朱熹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仁”偏重于对人而言，“义”偏重于对事而言；“仁”出自于一个人内心的仁厚、慈爱，而“义”则强调做事需合于事理、道义。它们都是“人的德性”。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论语》中对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有个形象的比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然，君子之德也并非德之最高境界，“仁”的上面还有“圣”，《论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由此看来，君子之德能正己安人，而圣人之德则能普济众生，这个“至德”便是“中庸”之德。可见在君子之德的选择上孔子也是取乎“中”。

在对君子外在行为的控制与约束上孔子强调“礼”。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达到“仁”要准“礼”。紧接其后又详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也就是说一切行为都应以“礼”为规范，失去“礼”也就失去了“仁”。在节制人的行为的作用上“义”与“礼”具有一致性：《论语·阳货》篇言“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泰伯》篇中也说“勇而无礼则乱”。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义”表现为君子的内在品质上，而“礼”表现为外在行为上。总之，“仁”与“义”节制着人的思想意念使一个人的内在精神品质上升到君子境界，而“礼”则规范着人的外在行为使一个人始终保持君子风度，礼是“仁”与“义”的外化与形式化。但制约人的行为最为严厉的并非“礼”而是“刑”，即“刑律”。孔子并不提倡只用“刑”来对人的行为进行制约，在他看来那是一种十分低级而无奈的制约方式。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对自己行为控制的最佳状态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一种很难达到的自由的状态，连孔子自己也是年逾七旬才修炼到这个境界。孔子倡导以“礼”约人或自约同样体现了取“中”的思维方式。

由此可见，在取中思维的支配下，孔子为当时社会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模式：思想道德依于仁义，行为规范合于礼制，而后方可为君子。庞朴在其《三分》一文中认为，道家向往一，更多地注意对立的直接统一；法家保持二，着眼于对立的绝对对立；而儒家提倡三，兼顾对立和统一。并认为三的状态是眼下可行的最佳状态，乃至绝对的最佳状态，这便是中庸所包含的意思。虽然，他这里所说的“中庸”只是“中”的意思，但他确实道出了孔子何以以君子为教育目标的原因。

三

在君子的修行上孔子强调“庸”，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修身正己。《中庸》有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也是儒家入世修行思想的渊源。因此，孔子鄙视那些避世修行的隐士，认为他们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同样，孔子不认同那些有失生活常态的现象与行为。《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鬼神向来都是敬而远之。因此，子路问事鬼神，孔子便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所主张的修行在于在常境中保持常态。

通读《论语》我们就会发现，书中多谈及身边之事周围之人。孔子要求一个君子不仅要在危急关头“杀身成仁”显出英雄本色，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温柔敦厚”的君子风范。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在论及学道修行之时往往从自身与周围人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进行思考。曾子每天从与周围人的关系中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也非常看重一个人在对周围人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品德：“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而孔子做人的目标更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君子所应遵遁的原则、规范也无不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孔子论“孝”为例，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孝道就体现在平常生活中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孝敬与关心上。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为孝乎？”《论语·乡党》等篇中记载了很多孔子日常起居之事，这些都反映了孔子自身遵礼守仁的君子风范。

在日常生活中修身正己并不等于随俗从流。孔子曰：“君子不器。”孔子强调君子要时时追求、保持君子的常态，维护君子的形象。《论语》中对此有较全面的论述：（1）君子要身正为范。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君子要志存高远。“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3）君子要安于困境。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在于此：“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君子不媚俗从众。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因此，他十分憎恶那种不讲原则而四面讨好之人：“乡原，德之贼也。”自己就是这方面的表率：“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5）君子要宽以待人。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求备于一人。”“攻其恶，不攻人之恶。”（6）君子要持之以恒。孔子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生乐学不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批评冉求：“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告诫弟子学习要一如继往：“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以上虽主要就君子修身而言，在为政上孔子同样强调要坚守君子之道。孔子所云“为政以德”，“……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等都莫不体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孔子的君子观是其中庸思想的产物。《中庸》所记孔子的一段话正好体印证了这一点：“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依，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在任何情况下就是要中立不偏，守道如一，保持君子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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