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完整的教育体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信仰和现实的巧妙结合。佛陀不仅以坚定的信念，终身的教育实践，海涵地负的学识和为人类寻求解脱苦难的献身精神而令后人无限景仰，而且其丰富的教育思想也是我们反省和矫治现代教育之弊端和精神危机、价值观念偏差的宝贵财富。对佛教教育思想进行认真的发掘并做出现代诠释，赋予它新的思想意义，不仅有益于佛教文化的传承，能使之源远流长，万古常新，而且把佛教教化的义理与当代社会教育的内容联系起来，有益于当代教育内容的充实，教育理念的建构和教育体系的完善，从而为现代教育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这里仅就佛教教育思想的三个特性加以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 教育理念的独特性

　　佛教教育的核心就是对众生圆满的教育，其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包括了“戒、定、慧”三学的理念。这种教育理念所包涵的“三学”是将修行的实践活动和修行的方式以及修行达到的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戒是包括言行举止的实践活动；定即静虑是修悟的心理活动，《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云：“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是使心注一境的心理体验；慧是使人深入思虑，真实把握现象形态的作用，认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正信觉悟，因此是信仰。这样佛教的教育理念就具有实践、心理、信仰这三个层面的修持和教化内容，成为三个自成体系又不可分割的整体。结合时代特点，以新的角度和方法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些内容，以使其更好地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教育不仅要使得学生具有较宽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更要注重对学生人格魅力、人文素养、高尚的理想情操的培养。反思我们现存的教育观念，的确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一味地强调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导致了教育行为的偏差。以至急功近利思想日益严重，独立自主和创新意识淡薄，平等与合作精神缺乏。尤其是严重的道德滑坡，不断见诸于媒体的学生行骗、抢劫、凶杀、卖淫等犯罪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安宁、快乐似乎正在远离我们。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道德教育、人文教育的忽视。要从根本上改进教育价值取向，积极探讨有效的途径，以新的教育观念引导我国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这是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佛法崇尚道德，佛教教育的终极目标就在于通过修行培育高尚的人格、净化心身，从而化导社会。汲取佛教文化中“完成人格”和“道德修证”的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当前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全团结，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佛教基于“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的教育目的，其教育在于开示觉悟，启发自我的觉醒，在学习中探寻宇宙人生的真相，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佛教认为人虽有天资、性别、性格及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但通过适当的教育、正确的引导、持续地学习，其个人潜力就能得以开发，从而能够存真去妄，不断向上、向善，最终达到自我实现。这种众生平等、共存共荣、民主、和合的理念引导人们在成就个人健全人格、达到理想精神境界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这对我国由只培养少数精英为目标的精英教育思想，转变为面向全体的大众教育观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应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平等地为每个学生提供发展和成才的机会，摒弃以往那种唯分数论以及仅以考试作为评判学生能力的单一模式。努力改变教育发展有失公平的现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利用率，以满足我国日益高涨的大众教育需求。

　　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冲撞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工作节奏的紧张、生存竞争的加剧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往往容易让人产生压抑的情绪，迷失人生方向，甚而出现各种心理疾患。佛教教理不只是玄虚的理论，而是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人生智慧，它是针对现实人生的苦难和烦恼而提出的救治方法，是心灵的教育。佛教虚空、祥和、安乐、清静的义理则正好可以弥补现代人缺乏心灵沟通的不足，缓解各种压力，调节心态，让人纷乱、躁动的内心复归于平静，获得精神上得最大自由。其指点迷津、抚慰人心、对治现代人心理问题的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另外，汲取佛教教育思想中重视实践、关注心理体验、确定目标和方向这些有益的成分，有助于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

　　二 教化内容的广博性

　　佛教的一大特征是信众大都是在成年后才接受佛教思想的，当然藏传和南传地区由于是全民信教，所以出生在这些地方的人往往是当然的信众。其余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汉传佛教的信众，主要是通过佛陀教育才了解和接受教义的。因此，佛教教育关系到佛教生存和延续的根本问题。教化内容能否回答世间疑问，能否指出祛除烦恼的方法，能否吸引更多的信众，这些不仅决定了佛教教育理念的特异性而且决定了其内容的广博性。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以对人生的观察为出发点的，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是由对人的考察开始的，因此在传播中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并且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如吟诵、绘画、雕塑、建筑等，构成了蔚为大观的佛教文化体系。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和解读佛教思想和文化形态的丰富内涵，使之“随世而行”，起到“教化不失时，善知时所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二》）的作用，这是一项需要做出艰辛努力的长期任务。佛家教育思想菁华的内容涉及到了人生历程的各个方面，其有补于世的义理大致包括：驱妄解惑，进入空灵境地的修身理论；众生平等、无情有性的自然观；敏学慎思与精进不止的治学态度；觉悟人生、视万物无常、从“有我”世界进入“无我”境地的人生观；慈悲喜舍、普度众生的情怀；穷究义理与对治人心的论辩等诸多内容。这些教化内容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了一定的联系，并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内涵。由于佛教在长期的发展中，必须面对人们在现实社会和具有对治人的贪欲之心，在思想上达到了脱生死的人生境界的社会功能。其所展示出的对人生命历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烦恼和困惑，并从理论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这就使佛教深切的终极关怀，给饱经磨难的人们以心灵的抚慰，有助于形成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教育内容的广泛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人的影响，往往是终其一身的。

　　实际上佛教的“五明”之学可以说涵盖了佛教的教育内容，“五明”除了内明（佛学）之外，还包括因明（逻辑学），声明（声韵学和语文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历算之学）、医方明（医药学）。这些科目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也有关于身心健康、道德修养、社会经验以及各种生活技能方面的内容，知识结构严密完备，内容广博实用。随着国民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我们的教育也要逐渐从单纯追求知识转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除了培养知识型的专门人才外，更应注重培养重实践的技能型人才，来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探讨佛教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规律，研究佛教教育内容方面的特色，将佛教教育的宝贵经验，融入到中国教育未来实践之中，探索新路子，提出新举措，这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三 教育方式的多样性

　　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教育方式，对于当代教育方法的创新具有启示作用诸如：“以心传心”、“教外别传”、“不落言筌”、“棒喝话头”、“禅语机锋”、“五十禅观”、“渐顿四法”、“以禅喻诗”“咒法”、“身、口、意”三密传法等。许多方式，非修持者不能体悟，非真修实证者难究其详。这里仅就人们所熟知的六种方式进行初步的讨论，以了解其基本特征。

　　（一）讲故事喻佛理的教化方法

　　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们从日常生活道理中体悟解决修证佛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从而坚定信念，坚持修行。佛陀本人和孔子一样堪称伟大的教育家，他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常常以通俗的臂喻、生活的实例宣导深奥的佛理，开示众人。如佛陀创教之初，在王舍城乞食时正在进行“耕祭”的学者迦尸婆罗堕阇向其诘难：“我终年耕耘，才获得了粮食，你呢？”佛陀回答说：“我也是终年耕耘，并获得了不朽的成果”，接着佛陀进一步运用比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信念，他说：“我的田地是法，我除去的野草是欲望，我的锄头是智慧，我收获的成果是涅槃”。《百喻经》则通过98个比喻故事，从各个方面阐发佛理，读来趣味横生。既是佛教文学中的精品，又是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寓言故事教化人心的成功范例。这种教育方式，利于开启心智，发人深思，可借鉴之处甚丰。

　　（二）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诲

　　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即出世法和世间法，前者“万法唯心”的思辩推向了极至，后者则向世俗靠拢，救一切众生于苦难。佛陀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觉醒的能力，即人人皆有佛性，为了达到令其开悟的目的则要根据对象根机、年龄、知识背景、学习态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教育和引导，所谓“佛说八万四千法，对治八万四千心”。如《圆觉经》中由十二位菩萨依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就如何修证的方法分别向佛陀发问，十二位菩萨代表着不同的修行方法，佛陀依次解答，解答的内容皆根据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所谓权巧方便、对机说法，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佛教这一教育方法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方法不无相似之处。而且这对于克服我国当今教育中所存在的模式化、单一化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三）通过导师进行心灵引导的教化方式

　　中国佛教十分重视师资问题，“一切众生皆证圆觉，逢善知识圆觉，逢善知识，依彼所作因地法行。尔时修行，便有顿渐。若遇如来无上菩萨正修行路，根无大小，皆成佛果。”[4]认为得一切善知识之人为师，是大因缘。善者，于人有益，导之以光明前程者；知识，使人能了知万法如幻，只在心念之中。结识了善知识，就等于有了一位心理引导师，能在他的教化下远离罪恶，常修于众善，永葆清纯洁白，具有圆满之智慧。佛教认为一切烦恼的生成之因，皆在于心，一切心识本自虚幻，必须以破妄有的智慧加以认识，随幻随除。大乘佛教的第一义谛就是明心，如《楞严经》五十禅境（指五阴即色、受、想、行、识，在相应的禅定中所分别对应的十种妄有心境，共计五十种。）的描述就是对修定者的一种心理引导，它把人们静虑时思维的想象、联想、再现、再造以及创造机能都明确地展现出来，在对治妄心的实证中，把人们的思维推向了极为精巧的高度，其对心理探究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当今纷扰和物质至上的现实社会中，对于保持人内心的平和以及培养健全的人格都有着无可比拟的功效。

　　（四）不着文字、不落言筌、以心传心的教化方式
　
　　中国佛教不立文字的心传口授，决非轻视文字，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揭示的教学方法，是师生之间传播佛教义理的一种独具的会通、领悟方式，“心有灵犀一点通”，强调师生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因此，不立文字，是要求传道者要慎于文字，不执着文字的沟通和传播，而要注重内心的领悟和身心的体验、感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我们的教育也不应再固守于“注入式”的传统模式，拘泥于繁琐的教条和刻板的形式，而应以人的心身全面发展为目的，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启发学生的独立和创新意识，将个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引发出来。另外，这种点化方式对导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佛陀明确指出“善知识”者须有四威仪，即行、住、坐、卧四个方面的具体规定。对导师的素质提出：要能依佛法进行思维和判断抉择；要守戒遵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要具备修行者敬重的戒德；要熟知印度或中国佛教的禅法，以对境炼心，尽除妄尘；还应除去《五灯会元·卷十》中所述之弊“尽有常圆之月，各怀无价之珍。所以月在云中，虽明而不照。智隐惑内，虽真而不通”；修证佛理，不仅要学有所得，而且应当能够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佛教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高僧，都是信仰与文化并重，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功底，不仅精通佛门经典，而且通晓四书五经，能诗善文，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师资素质与教育质量有着及其得密切联系，佛门重师才、师德对我们今天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提升教学能力也有很好的启示，所谓“广学多闻，辩才无碍”。

　　（五）运用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教化方式

　　重师承，续法脉。佛门不仅要求弟子追随导师，敬师如佛在世，还十分关注法脉的传承，把师徒之间代代相续称之为“传灯”，意谓佛法如光明的火炬，照亮人心，引导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代有传承，则能渡脱众生于现实苦难的此岸，到达清澄祥和的彼岸世界。如北宋道原的中国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叙述禅宗传法世系共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又如胡适在1926年9月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之后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发现的两个版本的《楞伽师资记》，就记载了楞伽宗传法的六代宗门谱系。佛门重视师承关系，使法脉宗风绵延不绝的特点可见一斑。

　　（六）以点带面，运用对比、激励的教化方式

　　 大乘经典在结尾处，大都以“流通分”的结构形式收笔，如《金刚经》结尾处说：“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子，发菩提心，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诵读，为人演说，其福胜彼。”认为信众如果能做到不仅自己心领神会，而且能向他人宣讲、解说佛典，那么其所得福分胜过将无量财宝进行布施的人。这种运用设问和递进句式的对比，来论说施者所得福分不及持诵并演说“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者，其对佛经传播的重视程度可以想见。这种方式在客观上起到了两个效果。一是符合人们趋福避祸、向善除恶的共同心理，体现了佛门重心悟、轻浮财的信念；二是以点带面，以“四句偈”代一部经，以大乘性空幻有思想的归纳性语言，号召信众持诵并为他人演讲，简单易行，能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总之，佛教的教育思想无论是理念的独特性，还是内容的广博性和方式的多样性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对于当代教育的改革和创新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在现代社会环境和教育现状下，如何汲取佛教教育思想的有益成分来弥补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进一步的探讨。可喜的是，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佛教文化传播的广泛，佛教教育对当代教育、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已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如新成立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就开设了：人生与佛教、品尝禅味、禅在心理辅导临床上的应用、佛教心理学等课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课程的设置不再仅仅是对佛教理论和佛教经典的讲授，而是转而关注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融入当代社会与现实人生之中。中国佛教的教育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和方法可讨论的问题很多。如胡适对禅宗的教化方法除了顿悟与渐悟之辩与“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外，还归纳了五种，即“不说破”、“疑”、“禅机”、“行脚”、“悟”，这些都不无道理。其中有关禅宗独特的教化方式容当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