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着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穷忙族：来自英文单词“working poor”，原意是指那些薪水不多，整日奔波劳动，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人。但是随着逐渐壮大的“穷忙一族”队伍，主要的标准为每周工时低于平均工时的三分之二以下、收入低于全体平均60％以下者。这个定义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不得不连续消费，之后继续投入忙碌的工作中，而在消费过后最终又重返空虚的“穷忙”。换句话说，穷忙族并非失业者，有人可能兼了好几份差事，甚至全职受雇者都可能沦为既忙又穷的工作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