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若谷”与潇洒人生
每个人要想在人生旅途中“潇洒走一回”,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要求在待人接物上,应具有宽宏、宽容、忠厚、大度的品格,切忌待人接物尖酸刻薄,心胸狭隘。宽容美德,是构建潇洒人生的重要保证。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所以“坦荡荡”,是因为他们跳出了“小我”;小人“常戚戚”,愁眉苦脸,是因为他们心胸狭窄,跳不出“小我”。
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源的“道”,是空虚不盈的。他说:“道冲(空虚)而用之,或不盈”(《老子》四章),即道如酒盅是一个空虚之体,用之是不会盈满的。“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四十五章)即认为“道”以“无”为体,空虚不实,所以,它的作用无穷无尽,犹如煽火的风箱一样,在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道唯空虚,故能容纳万物;道唯空虚,故能使万物自由运行于其中。
既然道体是空虚不实的,那么“法道”的圣人也应当 “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老子看来,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无私无欲的。惟其虚静不计利害得失,故能无所不容,宽宏大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私欲利害所蔽,使人昏昧紊乱,多有差错。所以,必须尽力地去掉私欲,使人心恢复到“心善渊”的虚静状态,达到 “虚极”、“静笃”的境界,人才能真正做到“旷兮其若谷”(《老子》十五章),即为人处事要胸襟宽广,豁达大度,无欲无私,就好像空旷的山谷一样,能够包容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如同江海不逆小流,众流皆归之一样。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上德若谷”(《老子》四十一章)的品德。
一 “无弃人”、“无弃物”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能采取“无弃”的态度。老子指出:“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圣人能够随时随地以教化拯救民众,做到人尽其才,所以世上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能够珍爱宇宙万物,使万物各尽其用,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东西。老子从这种“无弃”态度出发,引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在人世间,“善者吾善之”,比较容易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则不容易做到。老子以他宽宏的胸襟,主张无论是善者还是不善者,都应当以善相待。这样,就可以达到化不善为善,使不善者也变成善者的目的。在社会上,“信者吾信之”,一般人可以做到;“不信者吾亦信之”,则一般人难以办到。老子认为无论是诚实的人还是不诚实的人,都应当信任他,这样就可以化虚伪为诚信,使虚伪者变成诚实的人。这种“无弃”观念固然含有漠视善恶、是非之别的相对主义倾向,但是这种容人之过的高尚品德,多为后人所赞同。明代学者杨继盛发挥老子的这一思想,指出:“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闻人之过,则绝口不对人言。”(《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也称赞这种“上德若谷”的人文精神,指出:“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非大丈夫不能如此度量。”我们对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能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而应当嫉恶如仇,以牙还牙,但是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品德高尚的人还是思想意识有毛病的人,都应当如老子说的那样,以善待之,以信待之,而不应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采取不理睬不信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团结人、教育人,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功劳也有过错。所以,在待人接物上,应坚持明代学者杨继盛所说:“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的原则。应根据“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原则,不要过于计较他人的缺点和不足。如果管理者总是盯着下属的缺点、毛病不放,只能招来员工的怨恨和不满。管理者应当不拘于小节,不以小恶妨大美。《文子》作者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上义》)为人处事,切忌“吹毛求疵”,应持宽容态度。明朝思想家刘基在《郁离子·捕鼠》一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里老鼠成患,就从中山国讨了一只猫。这只猫善捕鼠,也爱吃鸡。过了一个月,老鼠捕尽了,鸡也被它吃光了。赵人的儿子问其父:“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 赵人回答: “目前我们家最大的祸患是老鼠而不是鸡,老鼠偷吃粮食,咬坏衣服,穿墙壁,破坏家具,我们就得受冻挨饿,没有鸡吃顶多没有肉吃,为什么要把猫赶走呢?”从这则故事中,我们懂得 “论人当取节其长,曲谅其短”的道理,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世界著名企业IBM公司在用人上奉行的原则是:“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 他们认为世上“没有缺点的人” 是不存在的。只有坦诚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才是保证事业成功的人。一个竭力为自己缺点辩解、掩饰的人是一个伪君子,切不可用这种人。有一次,两个女孩到该公司应聘会计,其中
对朋友和下属的批评,切忌尖酸刻薄,更不能以恶语伤人,应以温言益语劝说,使他 “闻温言如佩玉,闻益语如赠金,口耳之际,倍为亲切。”(吴从先《小窗自纪》)同时,“君子攻(责)人,不尽其过,须含蓄以养人之愧惧,令其自新”。(《呻吟语·伦理》)还表现在背地里要“常言人长,希言人短”,(《论衡·自纪》)更不能“发人阴私”,借他人之过以市(买)名。这样,就能收到“以石击絮,两无伤焉”的良好效果。
“人贵有自知之明”,也是从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美德。中国有句谚语:“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自私者,常道别人短;骄傲者,只见自己长。”世俗之人由于缺乏“上德若谷”的气度,局限于狭窄的自私心理,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总是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常常自命不凡,盛气凌人。针对这种人的缺点,老子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意思是说,善于识别他人的品行和才能的人是最明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中国人历来高度称赞这种 “自知之明”的情操,认为这是人生成败的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自知篇》指出:“败莫败于不自知。”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知之明。三国(魏)曹丕针对“人善于不自见”的弊病,指出:“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 意思是说自家的破扫帚,也视为无价之宝,人都有“不自见”的弊病,应当克服这种毛病。《唐太宗纪》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即人的最大苦恼是不知其过。 南宋陆九渊也说:“人莫先于自知。”(《
老子云:“洼则盈。”(《老子》二十二章)意谓地洼空旷,故能注满积水。告诫人们不要自以为完美无缺,也不要盲目地一味追求十全十美。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进步。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在用人上提倡“70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高水准人才,他们往往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而不安心在本公司工作,努力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70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由“70 分的人”变成“100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在用人上是最为重要的。不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招聘本公司不需要的高水平的人是不当的,人才的聘用应以适于公司需要为准则。
二 报怨以德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老子》六十三章)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这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它毕竟胸怀还不够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的做法。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认为圣人应包容万物,甚至包容仇怨,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报答仇怨。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以德报怨”是一种化解仇怨的有效办法,故为历代士人所采纳。“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襄阳耆旧传》李衡)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指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应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对“以德报怨”的社会效应诠释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肯定“能容小人,是大人”。指出“一念容忍,不但是无量德器,亦是无量福田,试看哪有不
“以德报怨”虽然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仇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间仇怨,就必须采取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态度,即应当像天道那样无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仇怨自然就不会产生。如果像税官那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仇怨,势必产生。这种办法,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是老子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道理。俗话说:“施者比受者有福”,也是这个意思。清代学者钱泳深知这个道理,指出:“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 (《履园丛话·臆论·恩怨分明》)特别是在自己得势之时,更不应利用手中大权报私仇。晋文公出逃时,他的财物保管者头须趁机将其财物卷走。而当他回国即位、大权在握时,那个不知羞耻的头须又回来求见晋文公。晋文公深知在他出走时,举国上下相当多的人都依附于反对者的一方。为了安定全国人心,他容忍了这个无耻的小人,并接见了他。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成吉思汗虽与泰赤乌部有仇,但当他得知泰赤乌部的粮食、帐篷不足时,非但没有加害于他们,反而主动地提出一块住宿,平分猎物。这一“以德报怨”的态度,感动了仇人,泰赤乌部纷纷向他投降。这就证明,宽恕别人,不计私仇,是一种避免仇恨循环相报的正确途径。
在人际关系中,明是非,白诽谤,乃是常人之情。而道家则主张“无辩”、“不争”的宽容态度。如何对待是非呢?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主张: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中,人向前,我落后这是一种“以无心息天下之争心”的人生艺术。何以息谤?曰无辩。认为“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宋朝有个名叫富弼的大臣,当有人告诉他“有人在骂你”,答曰:“恐怕是骂他人吧?”又告之:“是指名道姓在骂你。”答曰:“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富弼并非不知道他人在诽谤他,咒骂他,只是“无辩”、“能容”而已。这种宽容态度也是一种化解人际矛盾的有效方法。
三 “宠辱不惊”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荣辱观上,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在老子看来,世俗之人由于名利得失之心太重,缺乏“无私”、“无我”之境界,在他们的心目中,“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老子》十三章)即一旦受到宠爱或屈辱都会感到意外的惊喜。惊与喜是以“小我”的得失利害为转移,失去心灵的宁静和平衡,整天为宠荣与屈辱所惊扰,这叫“宠辱若惊”,这是老子所反对的。老子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胸怀若谷,做到“无私”、“忘我”,置荣辱、祸福、生死于我之度外,视之为身外之物,那还有什么惊喜可言?这叫“宠辱不惊”,是老子所提倡的。在老子看来,只有“知其荣,守其辱”,做到弃尊荣守辱卑,成为“上德若谷”的人,方可达到“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人生境界。这种“宠辱不惊”的美德多为后世所称颂。楚国宰相孙叔敖“三次做宰相而不知荣耀,三次罢官也没有忧色”。隐士肩吾称赞孙叔敖确有过人之处,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认为爵位之来不能推却,它的失去也不能阻止。爵位之得失不在于我,故无忧色况且不知道可贵的是在宰相还是在我?如在于宰相,就和我无关,如在于我,就和宰相无关我整天踌躇满志,逍遥四方,哪里顾得上人间的贵贱呢?”(《庄子》田子方)东汉王充虽多次做过地方官,但是他“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论衡自纪》)《警世通言》有一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楚人钟子期本是道家信徒,隐居山林,以打柴为生。初见晋国大臣俞伯牙,伯牙全无客礼,子期受辱不惊;后待如贵客,子期亦不欢悦。俞伯牙见(钟)子期宠辱无惊,愈加爱重,遂结为知音。由上可见,只有真正做到“爵禄不入于心”,方可以“空字解忧”。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是潇洒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宰相肚内能行船”这句名言,是对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的形象说明。《警世通言》有一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故事:宋代名相王安石挂冠而归南京时,不用官船,微服归行。他的一名亲吏江居禀道:相公白龙鱼服(比喻权贵人物化装微行),隐姓潜名。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说明老子的“宠辱不惊”的思想已经凝聚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决不可把道家的“宠辱不惊”的宽厚之道,简单地看成是不分是非“美恶的姑息与怂恿”。它的精义在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潇洒人生,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潇洒走一回”。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老子所揭露的物质生活提高与道德水平下降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在现代社会中,利欲熏心,权钱交换,道德虚伪,心理失调,精神失落,人际关系紧张,正在折磨着当代人的潇洒人生。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生真理,可以使人们从思维方式和人生艺术上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起到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从而推动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朴归真。老子“上德若谷”的人生哲学在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是一剂针砭社会心理疾病的良药,往往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之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转换道家思想,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洒脱、更自由,在人生之路上潇洒走一回。这是道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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