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信仰与多元

五台山从其肇起即与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作为圣地确立的过程中，国际间的僧侣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后来国际各民族之间的佛教融合，及中国境内外的仿建，都体现了其国际性。五台山如果不是中国唯一的被佛经印证的圣地，那么我们绝对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广泛的被世界佛教徒认可的佛教圣地。

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五台山信仰的国际性。第一，五台山文殊信仰肇起之国际性；第二，从五台山确立其佛教圣地之地位的过程来探讨其国际性；第三，从五台山之国内，国际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讨论其国际性；第四，从国际上各个国家对五台山的仿造来证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流行不仅跨越了地域的局限性，更跨越了时空的局限性。

五台山肇起之国际性

五台山从其肇起即与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肇始于印度，佛经是由在印度生活过的佛陀及其弟子们宣扬编纂的。在佛教的三藏中前后有三部经典含有释迦牟尼佛对文殊的预言，说在释迦佛灭度后，文殊菩萨会在中国北部的一个五顶山或清凉山上继续宣扬佛法。这三部经典为：于阗僧人实叉难陀七世纪晚期所译的《华严经》，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在公元710年所译的《佛说文殊師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和一部名为《文殊势利般涅磐经》，据说是聂道成在三世纪晚期所译的。在此三部经书中对文殊菩萨住处的描绘，又以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最为具体：“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出于金口，载于宝藏，因而此山的神圣性是毋宁质疑的。无论是从五台山的出处：佛陀在印度所宣讲的佛经，还是从其被翻译的过程：印度——中亚——中国，在其肇起之初都体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国际性。

圣地地位确立之国际性

从佛经中的五顶山，清凉山，大雪山落实到实际地理位置上的山西五台山又是如何确立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77年)在《水经注》中对五台山的描述：“其山，五峦巍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谓五峰。”五峰之说，又见五台山圆照寺碑记载：“殷汤封为五峰” 可见其地理风貌与佛经中的菩萨寓所相吻合。让我们再来看其自然风貌，华严四祖澄观大师对五台山的气候是这样描述的“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 从而我们可以总结山西五台山和佛经中的文殊菩萨寓所，在地理位置结构与自然气候环境是完全相符的。然而光由其地貌和自然环境与佛经的相符，还不能完全确立其圣地位置。山西五台山圣地位置的确立，也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

1．国际僧侣之朝拜

今天由于现代化的交通，穿越时空，让我们不再生畏，而古时的国际僧侣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经年累月才能跋过无数的高山，涉过无数的激流沙河，才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这种为弘法求道而置生命于不顾的大无畏精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当我们以大唐三藏法师引以为自豪之时，往往忽略了那些外籍僧侣亦是怀着同玄奘法师一样的心愿，从异地他乡跋涉了无数的山河险阻，才到达了此土。许多这些国际来华僧侣的目的既是参仰文殊菩萨。唐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唐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唐贞元十年(794)，北印度僧人著名的佛典翻译家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明代，先后有印度的具生吉祥 和室利沙朝礼五台。这些从佛教发源地远道来华瞻礼五台山的僧侣们，为此山的神圣性，及其信仰的国际化贡献了极大的力量。更有许多从东亚诸国来朝礼五台圣地的僧侣们，下文会对日本，韩国的僧侣与五台山别做论述。

2．皇家之支持

五台山佛教圣地地位的确立离不开中国各朝帝王的支持。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五台山吸引了历代皇室的不同程度的重视。其中，对五台山信仰推广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唐皇室。尤其是从高宗及武则天自下，唐皇室大力提倡五台山文殊信仰。国外的学者如 Timothy Barrett 和Tansen Sen等认为唐皇室的提倡不仅仅是因为信仰，更有政治因素纳含于中。 大厉七年，在不空三藏的奏请下，唐代宗敕令：敕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简一胜处，置大圣文殊師利菩薩院，仍各委本州岛府长官即旬修葺，并塑文殊相装饰彩画。文殊阁建成之日，代宗亲赐八分金，书“大圣文殊建国之阁”额，自此文殊信仰大化于天下。从上文记载的印度僧人来华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印证这一理论。唐王室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提倡，不仅使其大化于中国，也将五台山圣地这一信息带到了周边的佛教国家，并使五台山成为了一座国际佛教朝圣中心。

3．三时教之影响

像，末法时期，佛陀灭度久远，佛教的发展像一条河流，源头之水清洌，逐河流向中下游之延伸，河水愈流愈浊。在浊世中，文殊菩萨的存在，尤其是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像，末法时期的佛教信徒给予了极大地鼓舞。在一个纯正的信仰即将消失的时代，一个正道将再也几乎不能被发现的时代，文殊菩萨的存在，让修行之人在证道的路上有了依证。文殊朝拜和净土信仰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佛教徒有着异曲同工之用。因此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为了能在像末法时期修得正果不远万里来朝礼五台山文殊菩萨。因此，正法的远去为五台山文殊信仰走向国际奠定了时代基础。

五台山之国际多元文化融合

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修建是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保持汉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坐落于长城以内的五台山有着几乎和长城一样的长的历史，然而它的发展却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征。两个伟大的历史建筑体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一个是武，军事文化；另一个是各民族共享同一宗教圣地，和谐生活，和平共处的宗教和合文化。今天的五台山，表面上有着三个民族汉，藏，蒙的寺院。 实际上，五台山上的佛教文化元素要更广阔的多。如上文提及的金阁寺，为创建此密宗寺院，不空三藏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唐代宗及诸大臣解囊赞助，数十名五台山僧侣在宰相王缙(诗人王维之兄)的支持下分赴天下各地化缘，不空还从印度那烂陀寺请来僧人纯陀为督工，仿那烂陀寺院模式建成。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又如，塔院寺大白塔，是出于元朝尼泊尔籍建筑家阿哥尼之手。圆照寺之室利沙塔，乃是仿其本人从印度菩提伽耶带来的佛塔蓝图而建立的。

五台山之国际推广

两宋之际，中国北方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纷纷在其统治势力范围内复制五台山；可见，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古代北方是多么的盛行。我们知道西夏党项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民族，由李元昊于公元1115年在兴庆府（今银川市）建都创国。其国对佛教最著名的贡献是用西夏文字编纂了大藏经。然而西夏在其统治范围内的贺兰山上复建五台山，是鲜有人知的。对贺兰山上的“北五台山”陈庆英先生在“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中有详细论证。 除了西夏的“北五台山”外，更有辽契丹国复建的“小五台山”。杜斗城先生在《五台山文献》一文中对辽国的“小五台山”有详细介绍。 在此不再累述。究其以上两国复建五台山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战争敌对关系，信徒不便，甚至不允许赴北宋境内的山西五台山。

Tim Barrett 教授认为唐王室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推广，超出了执政者的预料。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扶植，使日本与朝鲜的佛教徒也慕名而来，从而将这一信仰传遍了整个东亚。 受中国五台山的启发，日本与朝鲜僧侣们也纷纷在其国家复制自己的五台山。在镰田茂雄的“东亚地区佛教圣地五台山和五台山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一文中，对日本与朝鲜僧侣如何建立他们自己的五台山有翔实的论证。

在近期的佛教新闻中，我们了解到加拿大的佛教界正准备在多伦多市，仿五台山的佛光寺修建一个佛教中心，并以文殊菩萨作为其主奉菩萨。从而使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落户扎根了。古今国际上对五台山的复制犹如“迪斯尼乐园”之广建。“迪斯尼乐园”由于商业化的成功，导致世界各地的业界人士纷纷与之合作，在各大洲为方便游客复建其分园，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旅游胜地。而“迪斯尼乐园”相比于五台山则是小巫见大巫。五台山不再是一个地理坐标，它已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仅跨越了地域的局限性，更跨越了时空的局限性。

总结

五台山从其肇起即与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作为圣地确立的过程中，国际间的僧侣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后来国际各民族之间的佛教融合，及中国境内外的仿建，都体现了其国际性。五台山如果不是中国唯一的被佛经印证的圣地，那么我们绝对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广泛的被世界佛教徒认可的佛教圣地。

释妙江

五台山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