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从“三史”、“六书”、“一序”说起

作为20世纪同龄人，冯友兰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上世纪90年代完成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同辈学人中极为鲜见。与此同时，对于冯友兰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颇富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展示着其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冯友兰先生（1895~1990）离开我们已经将近20年了。他是我国20世纪极为重要、极有影响，也颇富争议的一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于他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或在身后，都褒贬不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本文拟通过阐述冯友兰的“三史”、“六书”、“一序”的学术价值及出版经历，以期展示他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冯友兰在晚年曾经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用以自勉，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旧邦”、“新命”之语，出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且反复解释：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2、404页）为总结一生，他还拟一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里所说的“三史”，显然是指《中国哲学史》（两卷）、《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而“贞元六书”指他抗日战争期间“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三史”和“六书”从内容上看，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们是冯友兰实践“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主要论著。“一序”指《三松堂自序》，实际是他的自传，是研究他的学术经历的重要依据。

　　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早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他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该书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大段落。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到1934年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齐。诚然，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胡适已经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出版。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仅写到先秦时期并不完整，用的是“汉学”的方法，重考据；冯的《中国哲学史》用的是“宋学”的方法，重义理。书中多有创见，特别是关于把名辩者分为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和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两派的主张，以及把程颢、程颐两兄弟分别界定为：程颢是“心学”之先驱，程颐是“理学”之先驱，等等。

　　冯著《中国哲学史》不仅在当时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而且至今仍然备受赞扬。例如，张世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他194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用英文写的。先后有两种中文译本，一为涂又光译，于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为赵复三译，于2005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简史》并非《中国哲学史》之缩写本，而是在他写了“贞元六书”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写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冯友兰讲学欧美，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数十个国家，其学术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据单纯回忆，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实说冯友兰》，第291页）

　　“贞元六书”标志“新理学”的建立

　　“贞元六书”就是指“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而写的。《周易·乾卦》里有“元、亨、利、贞”四字，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贞元之际”是从冬到春之间的过渡，实意味着抗日战争一定胜利，民族复兴一定到来。“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其中，《新理学》是冯友兰构建的“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他提出了“理”、“气”、“道体”、“大全”等一系列概念：“理”是物之则，“气”是物之初，“道体”是事物之流变，“大全”是宇宙之整体。《新事论》和《新原人》都是“新理学”的应用。《新事论》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条路就是工业化；《新原人》讲的是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显著不同在于，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人是自觉的；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在于为私还是为公；天地境界则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新知言》是讲哲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有的哲学概念，例如“气”、“大全”等，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冯友兰把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称之为“负的方法”。“贞元六书”是他对宋朝程朱理学“接着讲”而构建起来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它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优秀传统。正如任继愈所说，“冯先生的哲学主要是继往开来。冯先生接着‘程朱理学’，会通西方的新实在论，吸收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熔铸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是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推倒重来”。（《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贞元六书”所展示的是“新理学”的理论体系统，“这一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入了现代，成为一种现代哲学。”（《实说冯友兰》，第282页）

　　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冯先生写书的一贯动力。早在他写《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时就是这样了。他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之悲也。”在《新原人》的“自序”中，他引用了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后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263页）对于他的哲学主张，人们尽可见仁见智，但读了他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动容。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以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贞元六书”已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了。他不仅是治中国哲学史方面无人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哲学家。单纯曾经就“近百年以来，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中谁是领头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请教过张岱年，张先生回答说，“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史学是陈寅恪、文学是王国维，他们三个分别是这三个领域的顶级人物”。（《实说冯友兰》，第292页）张岱年还说：“‘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局十分之九，‘西’局十分之一。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情，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局十分之九，‘中’局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解读冯友兰·学者研究卷》，单纯等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页）

　　40年心血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冯友兰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祖国；后又拒绝去南京，坚决留在北平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以新的思想重新改写中国哲学史的宏愿。经历了包括“十年动乱”在内的40年的漫长岁月，在极其艰难、备受磨难的情况下，用他的全部心血，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终于写完了长达150余言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

　　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满腔热忱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没有几天，10月13日毛主席就回信了。信中写道：“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松堂自序》，第148页）此后，他一边参加政治运动、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着手写作。到了60年代初，写完第一、二两卷，分别于1962年、1964年出版。他在第一卷出版时，曾写了一首七律，以作《题词》，其中有“小言亦可润洪业，新作应需代旧刊”、“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之句，其虔诚之心、敬业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很快他对这两卷的内容就感到不满意了。经过“十年动乱”，又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到了80年代初，可以继续写书了。这时有人劝他，为了节省时间，把原来写的那两卷进行修改。但他没采纳，而是把它们作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试稿”来对待，决心重新从头写过。那时，他已经是85岁的高龄老人了。与以往相比，虽然客观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身体日益衰弱，耳目渐失聪明，比起以往却大为不如。

　　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克服困难，笔耕不辍，从85岁写到95岁，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90年7月11日，当他写完《新编》第七卷后，又写了“自序”，其中说：“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他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曾经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船山矣。”（《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船山即明末清初的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他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当时无法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新编》的出版，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在他生前的1982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已经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冯先生在写《新编》时，不迷信权威，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按照自己想到的、看到的秉笔直书，逐渐地做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所以，时有惊世骇俗之论。例如，在第六卷中，他重新评价了洪秀全和曾国藩。

　　第七卷是整个《新编》的重点，“它是全书的中心和归结点，讲的是现代的问题，即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前六册实际上都是第七册的准备和铺垫。”（《三松堂自序》，第388页）正是这个第七卷，涉及诸多敏感的话题。在论述“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时，他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新民主主义及以前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极左思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37~172页）第七卷是由港台的出版社于1991、1992年出版，1999年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其中的第十一章就是《新编》第七卷“自序”中提到的全书中的第八十一章，它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的“总结”。

　　在这个“总结”中，讲到“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时，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富有启发并令人深省的结论。他说：“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他引用了张载《正蒙·太和篇》中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之后指出：“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但是，“‘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49~254页）但凡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感到冯友兰的这个“推测”是空穴来风。因为这种“仇必仇到底”毕竟曾经在神州大地反复地、甚至长时间地出现过；当然，这种矛盾对立面双方“仇必仇到底”的说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点，只是极“左”思想的倡导者和奉行者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主张罢了。如果联系到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论述，就不难理解冯友兰关于矛盾对立面双方“仇必和而解”论断所具有的理论预见及其实践意义。

　　如何评价冯友兰　是个话题

　　冯友兰作为20世纪同龄人，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90年代完成了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巨著，其间撰写或编纂的中文和英文书籍近40种，发表学术论文近500篇，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其同辈学人中极为鲜见。与此同时，他受批判之多、争议之大，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种情况，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著述刚刚开始的80年代初，就着手撰写《三松堂自序》，这也是他所写的自传。他说，古代人写书有写“自序”的传统，他现在写的这个《三松堂自序》，不是某一本书的自序，而是他以往所有著作的“总序”，“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此书分为“社会”（志环境）、“哲学”（明专业）、“大学”（论教育）、“展望”（申信心）四个部分，最初由三联书店于1984年出版，经过第二次校勘后，于1998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人们的许多疑问、责难，实际上他都直接或间接做出了回应。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说：“它不是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它对于理解作者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三松堂自序》，第478页）

　　凡是读了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并了解它们的出版经历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冯友兰的一生遭遇和他的学术经历，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没有代表性？它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动荡变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对其学术生涯的评价悬殊、争议不断，是否又与境内外、国内外不同的评论者自身的政治处境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不少的研究者对冯友兰一生的学术发展的变化，做出了见仁见智的概括与分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新旧观念的冲突、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还存在，对冯友兰的评价上的分歧不可能得以消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冯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西哲学会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人们当然可以批评和讨论。“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努力地超过他，但你不能越过他、避开他。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实说冯友兰》，第179页）

　　20世纪的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为历史的一页虽然已经掀了过去。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历史，只要我们仍然关注着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总会有人反复地回到上述的问题上来，而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冯友兰，仍然会继续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附记:笔者于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经在有关会议或讲座上，听过冯先生的发言或讲演。由于后来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单位又不在北京，无缘向他直接地请教，但先生的坎坷而又曲折的经历与处境也还是时有耳闻。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题为《实说冯友兰》的新书，该书作为“大型专题片《世纪哲人冯友兰》实录”，记录了23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谈话。这些学者讲述了他们的亲身体会和真实看法，有见识而客观，有情感而公正，既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从而把一个真实的冯友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笔者读后，感慨良多，特写此文，略抒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