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尼采

——庄子与尼采生命自由思想探析

关注人的生命、关怀生命自由、“成为你自己”，这是古今中外的恒久哲学命题。然而，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的生命自由总是受这样那样、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枷锁”所羁绊。于是，在繁芜迷离的世界中，彻底打碎“枷锁”、充分高扬主体性、无限祈求生命自由就成了生命哲学的叙事主题。本文立足于庄子与尼采思想的自由维度，谈谈两者对生命自由内在本质的解读与生命本体意义的观照。

一、自由的困境：“倒悬”与“患病”

庄子生活于一个礼乐崩坏的战乱年代，在儒、墨、法等各家学派积极找寻救治社会良方之际，他却更多地聚焦于生命本体的关怀，寻求生命的安顿之所。庄子看到的是乱世下人的悲惨图景，“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木行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悲叹“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认为文明是人生苦难的渊蔽，它使人心性惑乱、本真丧失，导致人的“倒悬”，即人都生活在各种苦难之中，毫无自由可言。在庄子哲学境域里，“倒悬”不单指个体悬于生死，更具宽泛的含义，主要指人“丧己于物”，受外物奴役失去自然本性而成为其附庸，这就相当于人把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也即人的异化。于庄子而言，现实世界中充斥了“危身弃生以殉物”的“倒悬”人，他指出：“自三代以来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一旦被名利物欲等这些损伤本性的外在之物所囚锁，则“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于是，庄子提出了“悬解”，也就是解除“倒悬”状态。“悬解”是庄子关于个体体悟大道的一个重要环节：“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当人勘破最大的倒悬生死后，就能摒除一切喜怒哀乐，进人恬淡豁然的虚静之境。

如同庄子认为古代文明导致了人的“倒悬”，使生命不能得到完全自由，尼采则看到了近代文明同样造成了生命自由的困境。在尼采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生命带来自由，反而使原本充满无限活力的生命个体“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病于分工的经济学谬见……”。尼采所谓的“患病”，是指生命个体自我意识迷失、激情活力缺失，精神上处于堕落、屏弱与颓废状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患病”体现于人的活动的无精神性。尼采是生命哲学的倡导者，他强调自我个性与生命的创造意义。然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本应具有“激情”、“活力”与“创造”等特质的“自我”却湮没于社会分工的单一片面性与工作的呆板重复性，人人患上了严重的无精神疾病，成为没有思想的纯粹工具。他说：“美国人的工作之令人窒息的匆忙……已经开始通过传染而使古老欧洲野蛮化，而且传播了一种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宁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起良心的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其二，“患病”表现在科学与理性至上的牢笼下人的“奴隶状态”。尼采认为科学与理性是一种疾病，不能为人生目标提供意义。在“理性”与科学的桎梏下人们为“其他东西而活”，忽视了内心生活，失去了“自我”与人的尊严。

二、自由的始点基于“权威”与“偶像”的批判

“倒悬”与“患病”是庄子与尼采对各自时代人的实然境遇所做的简练概括，在两者眼里，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与存在的应然范式，主张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应从自由境域中找寻。在追求自由中，他们以俗世的“权威”与“偶像”的批判为始点，主张砸碎各种限制自由的外在枷锁，去异化，还原生命的本真。

庄子认为文明的损物伤性导致万物本真的剥离，人类原初的与大道为一的“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至善至美的自由之境已渐行渐远，世人所竞逐、敬畏、膜拜的名利、仁义礼乐、先贤圣哲等只不过是大道废弃的产物，是迷惑心智、遮蔽大道的外在之物。对于世人竞相追逐的权位名利，庄子视其如敝展，当作生命自由的牵绊。他认为，名利是社会争斗祸乱的起因，对名利的追逐，必将导致人的本性迷失，甚至身死国灭，告诫人们：“名也者，相轧也；”“昔者尧攻丛枝、青敖，禹攻有启，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在他看来，要重获自由，就必须摆脱一切成规戒律的束缚，摧毁一切价值权威与偶像。他首先批判儒墨显学，特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价值体系内核一“仁义”。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希冀通过德教培养人的善端，建构一个“尊尊、亲亲、贤贤”的人际圆融的伦理社会。庄子则认为仁义如同骄拇一样，是夹在天道与本性之间的多余物。它不仅改变人的本性，还是社会纷乱之源。仁义之罪，“罪在撄人心”，扰乱人的心性，使人以物累形，失去自我。在庄子的批判中，最为重要的是直接捣毁了世人所膜拜的偶像圣人，剥除了笼罩其上的神圣光环。圣人不再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倡导者与维系者，而是社会祸乱的原罪者。圣人之过在于“毁道德以为仁义”，用仁义改变了人的天性，致使天下人好智争利。他进一步揭露了“人伦之至”的圣人道德完满的虚伪性：“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尧、舜等这些圣贤只不过是些不慈不孝、为名利役使而失去本性的虚伪巧诈之徒。最后庄子发出了圣人就是大盗的惊世之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圣人与大盗虽名异但实同，都是披着“仁义”外衣做着各种丑行。因而，只有“绝圣弃智，大盗乃止。”人们才能回归体道抱德的质朴之境。

尼采同样具有庄子式的独立品性，不为一切世俗的权威价值与伦理体系所囚禁。他看到了现代文明繁荣下的人学空场，人的生命本能与自由意义被工具理性、虚幻偶像、奴隶道德等所褫夺。做为现代文明批判的先行者之一，尼采自喻为一种炸药，用锤子思考，一切权威偶像被他砸毁，一切价值体系被他重新估计。尼采高扬生命本能，高举非理性主义大旗，对近代欧洲大行其道的至上理性文化发动了全面攻击。他认为理性是有罪，“它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分为‘彼岸’和‘此岸’世界，让人在‘假象’世界生活”，这无疑否定了生命本能。尼采崇尚古希腊人洋溢着生命热情的审美生活方式，强烈批判理性主义者们用“蜘蛛网式”的抽象概念体系将鲜活的世界阉割，尤其批判了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苏格拉底，认为他是“希腊衰亡的工具”、“颓废的典型”，其倡导的“知识即美德”过分强调知识与逻辑，而忽略了智慧与精神，实质上是用科学理性灭绝生命的激情和欲望。

三、自由的路径“心斋”、“坐忘”、“见独”与“精神三变”

在彻底颠覆世俗的权威偶像与价值体系后，庄子与尼采将人们的眼光集聚到人的本真，也即对人的自然本性或生命本能的关注，并各自为生命个体设计了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径。

庄子认为，现实中的人困于各种羁累，如追求外物反受物役的物累、受制于理性知识而影响体道的知累以及因喜怒哀乐之情阻碍养生的情累等，这些羁累禁锢人的心灵，成为自由的最大羁绊。他主张个体通过“心斋”、“坐忘”与“见独”等心灵净化方式消除各种羁累，以获得超然物外的生命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即心的斋戒，庄子认为人的各种感官欲望扰乱了人的本性，要体悟大道就必须禁闭一切感官以排除任何杂念与感官的感知，切断心灵与外物的联系，不用耳听或心悟，而用沉寂虚无之“气”应待宇宙万物，使心灵“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而归于虚空静寂。“坐忘”则注重人的理性因素的祛除，它是使人心灵澄澈的重要途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意指忘却个体自身的感性存在，摆脱各种无止境的生理欲望束缚，抛却那些违背天道与本性的仁义以及使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智慧，从而与大道浑通为一体。通过“心斋”、“坐忘”，影响体道的一切感性与理性羁绊被清除，心灵经受不断净化而进入物我两忘、虚静空明的状态，这是体悟大道获得自由的心理基础。紧接着庄子通过女偊闻道阐述了体道的精髓：“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体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关键在于“见独”，即洞见独立无待的大道，进入超越古今、没有生死限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永恒自由之境。

与庄子追求那种超脱一切名缰利锁而契合于大道的生命自由不同的是，尼采认为自由绝非放任，把自由视同放任是生命本能衰退的表现，“只有在创造中才有自由”。创造是自由的本质特征，它以肯定生命本能与激情欲望为基石。然而现代社会的一切伦理体系与价值权威都在与生命为敌，造成生命本能衰竭与人性残缺。尼采首先从拯救人开始，提出了强力意志说。强力意志亦称永不枯竭的生命意志，它肯定人生的价值，具有激情、欲望、奋斗、抗争等特性。他认为只有具有健全的生命本能与强力意志的个体，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为精神上的强者与“超人”。尼采所谓的“超人”，他不是卡莱尔式的英雄偶像，而是敢于打破旧的价值体系，超越自身，以其充沛的生命意志创造新价值的大写的人。在赋予真正的人以创造超越的特质以后，尼采认为个体要成为强者、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必须经历精神上的三种变形骆驼、狮子、小孩。最初精神变成骆驼。这意味着个体必须具有强健的生命力与意志，如骆驼般坚韧负重，具有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不消极遁世，积极承受人生的一切苦难。尔后精神变成狮子。骆驼虽能忍耐，但不能批判和创造，只能遵从别人发出“你当”的命令，于是在寂寞的旷野精神随之变为狮子。为了夺得自由，成为旷野之主，勇猛的狮子首先要战胜曾被奉为至神至圣、象征旧有价值准则与评价的原来的王——巨龙“你当”。通过“我要”，具有自我选择意志的狮子勇敢地向历史与传统挑战，并摧毁了旧有价值体系。它虽不能创造新价值，但却获得在旧的价值体系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自由。最后精神变成小孩。“小孩是天真与遗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它表征旧准则崩溃后健康的生命本能重新得以恢复与发挥，生命个体在自我肯定与自我超越的双重规定性上返归自身，心灵重回原点，创造新价值获得真正自由得以开始。

四、自由的境域：“逍遥无待”与“酒神狂欢”

当历经“心斋”、“坐忘”、“见独”或“精神三变”以后，生命个体便进人了回归本真、体味无限自由的理想境域，这种境域被庄子与尼采描述为“逍遥无待”与“酒神狂欢”之境。

逍遥无待之境亦即绝对的自由之境，是庄子一生所追求的安顿个体、观照生命自由的最终境域。无待相对于有待，意指无所依赖，无所凭借，是庄子逍遥游的显著特征。庄子虽没提出这一概念，但在《逍遥游》篇中通过有待的阐发反衬出无待的内涵。他认为鲲鹏培风而飞、舟乘水而游、列子御风而行虽自在逍遥，但“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这些只是凭籍外物如风、水等有限的自由。正如庄子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自由是无需任何依待的，是个体与大道契合、顺应万物本性而游于无垠宇宙的无限心灵自由。要让精神游于“无何有之乡，广寞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自由境界，庄子主张个体必须破除有待。破除有待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忘的过程，忘是个体破除我执与外在桎梏、进人无待之境的关键词。通过“心斋”、“坐忘”，忘天下、万物、智慧等违背自然本性的诸多纷扰，以道观物，消弭物我界限，个体才能进人“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无待逍遥之境。

逍遥无待之境是庄子为生命个体设置的一种摆脱一切束缚、乘道德而浮游的超脱式心灵自由之境，尼采设置的则是一种自我放纵式的酒神狂欢之境。作为悲剧哲学家的尼采，虽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影响，但反对其厌世、否定生命的思想，强调生命意志在本体上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主张通过艺术来拯救悲剧人生。在研究古希腊悲剧起源时，他发掘到日神与酒神两种艺术形式。如果说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那么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酒神精神直视人生悲剧、不回避人生痛苦，尼采视其为古希腊人克服内心痛苦与冲突、拯救悲剧人生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并赋予其肯定世界、肯定生命力量与拯救灵魂的内涵。酒神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精神，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其精髓是肯定生命，以追求个体化束缚的解除以及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欢乐为终极目标。尼采认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具有解放性质的酒神精神中，自由之境就是酒神狂欢之境，是克服阻力的欢乐，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圆舞曲。酒神狂欢源自古雅典人在祭祀掌管丰收与欢乐之神酒神狄奥尼索斯时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放纵性欲的一种癫狂状态，也即一种个体的“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与“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狂欢状态。在这种沉醉癫狂的境遇下，人们臻于忘我境界，“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一切人生日常界限和规则无论是伦理、逻辑、感性抑或理性的，都被彻底消解。人的自然本性得以全面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得到无尽释放与无限高扬，每个人都是自由人，真正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

诚然，“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做为现实的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获得解放。庄子与尼采崇奉的自由难免因忽略实践根基而陷于一种虚妄的幻想，他们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放大，消解一切偶像权威，强调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殊不知，文明的每一步都是人类迈向自由的每一步。但两者的自由却具有个性解放与形而上内在超越意蕴，对启示人们从自由视角观照生命本体、塑造独立人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物质至上、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当人的生命意义与精神自由被功利主义剥除、灵魂被欲望放逐而无所归依之时，他们的生命自由思想不仅能启示人们关爱生命本体，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境的恬淡，还能烛照心灵的还乡之路，让生命个体重归精神家园。